二

  滿眼是米黃色的地毯，電視裡，帕維爾特和米拉達還在打，兩個具有重創殺傷力的選手你來我往，在千仇萬恨地玩真格的。我想像著，將眼前的地毯和這場拳擊挪到1969年的列車上會發生怎樣的震動；我也不能想像1969年的土紅地板擱在今天的包廂里會是怎樣一種效果。我這個人，常常愛做這種時空置換的夢。比如，動不動就把自己拉到唐朝的大明宮，拉到清朝的菜市口，拉到小時候某一天的飯桌上，拉到想念著的某個朋友身邊。總之，思維處在一種混亂跳躍、不安定的狀態，有時甚至恍惚得不知自己為誰。

  

  有評論家說這是作家的特質，或許吧。我的大部分作品也是這樣跳躍著展開的，這幾乎成了我的創作風格，成了我不變的思維模式。跟朋友們談論著一個話題，我的思路突然分離開來跑得很遠，說出話來讓人摸不著頭緒。在農村做了N年知青，在工廠幹了N年工人，到報社當了N年記者，到國外讀了N年法律經濟。四十多歲開始寫小說，加入作家協會，在無數日復一日的生活中，消耗著生命，打發著歲月。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活得糊塗也活得被動；不知仆妾色以求榮，更不會效犬馬以求祿。這樣的處世原則在哪個崗位上都不被上峰喜愛，眼見著周圍人得到好處無限，只是覺得自己各（讀gé）路。那是我永遠學不會的功課，其難度要遠遠超過童年學的「ㄅㄆㄇㄈ」。隨著年紀增長，自己在不斷做著「清零」的工作，將浮表的、功利的、虛假的、無端的應酬、工作、人情一件件清除下去，只留下自然和純真，力求簡單，力求淡泊。這樣一來，家鄉的情結便日復一日地凸現出來。

  人情重懷土，飛鳥思故鄉。

  這是回家的路啊，我希望路越長越好，幾十年的期待，幾十年的痴夢，不就是今天嗎？

  一為遷客長安去，北望京師不見家。我知道，東城四合院的家已經沒了，北京火熱的房地產事業將它變成了大樓。前年年初回家還在老屋裡與老七聚首，喝著從東直門打來的豆汁，吃著羊油炒的麻豆腐，聞著家的熟悉氣味，想的是手足將來能在這狹小的靜謐中地老天荒地廝守下去。可是八月再回去，老宅子便蕩然無存了，變做了一片瓦礫場，變做了一片拾掇不起來的蒼涼。「迴廊四合掩寂寞，碧鸚鵡對紅薔薇」，金家的十四個孩子曾經在這裡進出盤桓，哭笑玩鬧，爭吵打鬥，演義出了多少故事，生化出了多少情感……百年的庭院，容納了太多的歡樂和辛酸，太多的浮躁和沉重，難以一一拾掇。我在夏日的驕陽下，狗一樣地在廢墟上尋嗅，尋找家的氣息，尋找那沉落於磚頭瓦塊中記憶的絲絲縷縷……

  拆砸還在繼續，北面二環路上車來車往，現代氣息的聲浪陣陣逼人。原本這裡是條僻靜的深巷，房拆了，遮擋沒有了，就顯得空曠而直接，就有了抬頭見汽車的突兀，有了光天化日的惶恐。讓人感到歷史進程的腳步迅猛、粗曠，甚至有些無情。

  我們毫無辦法，我們別無選擇。

  廢墟中一棵棗樹張開殘缺的枝在怯怯地召喚我。我走過去，撫摸著它粗糙的滿是塵埃的軀幹，心裡如見到親人般的激動。「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棗樹的枝頭已經結出了青青的小棗。我知道它們，即便到熟，它們也是那種既長不大也不甜的青棗。這種沒有經過調教的棗樹，北京城的老院子裡家家都有。棗樹的年齡比我大，日本占領北平前夕，我父親領著他的兒子們在後院挖防空洞，在洞口旁邊發現了一棵小苗，本可以一鍬鏟了它，老三卻生出惻隱之心，跟父親商量將它留下。於是就留下了，並且一天天長大，要報答誰似的，急著結出許多醜陋的小棗，年復一年，從不間歇。而替它求情的老三，「文革」後期帶著肺癌的病痛，冒死偷偷從外地回到北京，回到他那一間小屋的家，沒有多久便故去了。狐死亦首丘，故鄉安可望。老三千里萬里地回來，他是如願了。這位重病在身的哥哥，臨死前給我寫了一封長長的信，末尾說，丫丫，你是我抱大的啊……

  棗樹東面的一根枝被鋸掉了，當年那個巨大的疤已經變得模糊不清，鋸掉的是一根粗壯的橫枝，兒時我在上面打過鞦韆，蹬著它摘過棗，是老二把我抱上去的。中秋節，老二帶著新嫂子回家，一家人在前院笑語歡聲中分食月餅。老二和劉媽到後院找我，說父親在前頭喊我呢，讓我快去！

  我一聽趕緊順著樹幹往下溜，棗樹粗糙的樹皮將我的前胸、肚子劃得稀爛，劉媽嚇得不知如何是好。還是老二偷偷到胡同口藥鋪，買了瓶紫藥水回來；大概他覺得這事與他有關，他應該對我這慘不忍睹的肚子負責。其實，抹過藥的肚子比劃破的肚子更慘不忍睹。我挺著那個奇奇怪怪的紫肚子，不敢穿衣裳，怕染了。

  「文革」剛一開始，老二因為國民黨三青團問題被抓出來了，挨了打。到家裡來看父親，是架著拐來的，一隻眼睛也什麼都看不見了，成了一個紫色的坑。那天老二沒回他的家，他其實已經沒家了，嫂子運動一開始便離他而去，把孩子也帶走了。那晚老二提出住在後院的小屋裡，母親有些猶豫，父親答應了。晚飯後我給老二送去了紫藥水，我們家當時只有這瓶紫藥水。我看見老二順著褲腿在流血，手指頭腫脹得小蘿蔔一樣，胳膊是一道道的青紫。老二坐著，一句話不說。我沒話找話地讓他看樹上的小棗，談論我當年的紫肚子。他的眼神卻伸得很遠很遠，他的心已經走了。

  我料定那夜老二有事，便一趟一趟地到後院看他。小屋的燈一直亮著，紫藥水在窗台上放著，他連動也沒動。一碗粥擱在桌子上，早已涼透，我的二哥哥，他心裡重得連碗也端不起來了。我每半個鐘頭看他一次，心情很是複雜，母親哭著攔住我說，你讓他走了吧，別讓他再受了！

  我堅定地說，不！其實父母心裡什麼都明白，打老二一進家門，他們就知道他是幹嗎來了。

  我不是一個稱職的守護者，黎明的時候，老二用腰帶把自己吊在了棗樹的橫枝上。我的二哥哥，就這樣去了。一個有家有業，善良膽小的人，就這麼輕而易舉，簡簡單單地歿了。死了便死了，到現在也沒有人為他爭論，更沒有人記得他了。

  那不祥的橫枝，被我鋸斷……

  木猶如此，人何以堪！

  家的廢墟讓人黯然神傷。我去探望老宅的最後留守者老七，他住在簡易周轉房裡。說政府在望京地區給分了房，自己還要添些錢，才能住進去。七嫂不滿，說從白菜心挪到白菜幫子還要搭錢，院落偌大的面積全不算數，這帳怎的淨往他們那邊劃拉啊！老七勸她不必計較，說望京樓房有暖氣，有天然氣和廁所，比大廟似的四合院方便多了，什麼都得往好處想。

  老七說的是實話。我每年探親多是選在冬季，為的是能在家過個春節。冬季恰是北京最嚴酷的時候，老舊的四合院沒有任何現代設施，風順著窗戶縫往裡灌。早晨，躺在床上，因為冷而不想起來。窗戶上泛出一抹淡紅，襯著搖曳的樹枝，伴著嗚嗚的風，濃縮成家的一個細節。縮在被窩裡想起昨晚放在屋外窗台上的柿子，一夜工夫，該是凍瓷實了。夜裡爐火大概又滅了，玻璃上凍出了一片亮麗的「後現代」。

  二十一世紀北方各大城市全部進入現代供暖的今天，家裡取暖依舊靠的是蜂窩煤爐和帶彎頭的白鐵皮煙筒，一天的很大精力要放在煤的接續和維護上。鐵壺在爐子上冒著白氣，嘩嘩地響著，就這似乎也並沒有給房內增添多少熱量。上廁所得穿上棉大衣跑出院落，進入公眾的「官茅房」，在冷風中蹲坑，數人一排，沒有遮擋，更沒有隱秘。院中縱然有抱廈遊廊，有魚缸海棠，也抵禦不住那浸入人心底的冷。老七帶著一身病，在爐前悶坐，偶爾說一句「這茶是吳玉泰的春芽白毫」……

  探親的大多時間，我都在街上走動，撿拾著散落在各處的記憶碎片，總是有些隔膜。雖然步入了文壇，入得也是相當游離，北京把我看作陝西作家，陝西把我看作北京作家……只有家還認可著我。想著在北京生活的作家朋友，自己愈加感到落魄和沮喪。不是物質的，是一種心理的差距，這種差距正是我文學的靈魂和命脈。「看君已作無家客，猶是逢人說故鄉」。那是對生命、對人生的別一番滋味。

  最後的留守者老七是與世無爭、息事寧人、連話也不會大聲說的人，他對什麼都滿意，對什麼都持無所謂的態度。老二的死，本來他應該到老二單位上去論論理的，可他不，他說，人死了就不能活了。

  老七的花鳥工筆畫儘管考究，在市場上卻並不被看好。現在的畫家都有錢，現場當眾作畫，十分鐘一張，多則數萬，少亦上千；浮躁的畫人沒有哪個肯像老七那樣，趴在案前用小鼠須一根一根描畫鷯鴿的毛羽，一筆一筆添寫荷葉的筋脈。老七從不參加任何筆會，他畫一幅尺半的扇面需要十天，六尺的花貓戲蝶要兩個多月。七嫂對此不滿意，說人家一天畫十幅，你十天畫一幅，能不能提高點速度啊！

  老七說不能。

  在臨時安置房裡，望著瘦得一陣風都能颳倒的老哥哥，我想像著他最後離開老屋的情景，步履蹣跚的他，一定是拄著拐杖在大門前佇立了許久才轉身離開的，這個家族也只有他有緣分和那座老宅告別。我問過西偏院老姐夫的去向，老七說住回天津去了，他們家的房產已經發還，是租界老房，依著政府意思換了套高層公寓樓，在半空里修道呢。老姐夫老了老了依舊很硬朗，鶴髮童顏，仙風道骨，如同神仙下界。他配製的丹丸，有企業要出大價錢購買方子，但是占泰姐夫不賣，說丹藥適合他，不一定適合所有人。

  我說，老姐夫是半仙兒。

  老七說，豈止半仙，那是一個大仙兒！

  每每與老七相別，總是依依不忍離去，離不開的是手足也是老屋。後來，老七也住到了半空里，搬到瞭望京二十六層高樓上。有暖氣有天然氣就是沒有地氣，設施齊全的屋子方便了他也禁錮了他，他許久沒有下過樓，那兩條腿藉助拐杖也邁不動步了。他給我來電話說站在自家的陽台上，看國慶的焰火是個絕佳的角度，這在四合院裡是永遠看不到的。

  各自都有了歸宿，我覺得我應該也在北京建立自己的家，以彌補我多年的心理缺失。

  前年終於在北京買了房子，並且開始裝修。

  時代不同了，我趕上了好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