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一世紀的火車行駛在西北的黃土地上，向著北京。

  不是在寫詩，我的心裡卻有著詩一般的感受，回家了，終於！

  受回歸意念的驅使，我在自己的周圍尋找著快樂與美好。火車全程軟臥，一站到達，夕發朝至，不用聽那絮叨的報站，不必擔心晚點，自在。車廂里人不多，井然有序，列車員到每一個包間裡介紹自己，著裝標準，語言規範，真誠得讓人感動。每人床尾都有壁掛電視，電視裡播放著錄像，錄像畫面清晰，可調控的頻道有六七個之多。

  天氣仍舊是熱，桑拿天，一動一身汗。不光是中國，整個世界的氣候都有些混亂。車頂部空調里冒出的涼氣，將外面的熱浪紅塵與裡面隔絕成兩個世界，車廂里才真正是秋高氣爽。白桌布的小桌上立著雜誌，銅版紙上的美女汽車，厚重而養眼，是鐵路的專用雜誌。花瓶里玫瑰花帶著晶瑩的露珠在綻放，嵌有金絲的靠墊潔淨柔軟，給人一種華貴高雅之感。車廂內厚重的米黃地毯，吸納了不少噪音，靜悄悄的過道里只有門上的燈在閃爍，那上面滾動著列車終點北京的氣象預報以及車速和到達的時間。

  

  我的鋪位對面是一對小夫妻，進來沒打招呼，立刻進入兩人世界中，看來是對安靜的旅伴。

  一切都挺好，無可挑剔。

  我沉浸在自己給自己製造的好心情里，雙手抱著腦袋斜靠在鋪位上看電視。眼睛看的是電視，心裡想的卻是別的，如青年們所言，爺看的不是電視，爺看的是心情。當年，插隊離開北京的時候是坐火車走的，今天自然還是要坐火車回去。這是一個毋庸置疑的圓，一個帶有人為安排的回歸節目，一個宿命式的回程。坐火車回家，儘管這火車和那火車已經有了天壤之別，「坐」法也有了根本改變，但「坐車」的本質沒變。

  列車員敲門進來，告訴大家已經進入夜間行車，並且細心地將窗簾拉上。我讓他不要拉，他不解地看著我，我說我還要往外看。他說外面很黑，什麼也看不見。我說我看得見，我要一站一站地倒回去，不放卻每一寸土地。列車員在車上工作大概什麼樣的旅客都見過，他很理解地將窗簾拉上了一多半，將我這一邊留了出來。我說了謝謝。列車員說不客氣，臨走回身拉門時看了我一眼，笑了。

  看著小伙子的筆挺制服，看著那張豐滿卻不失英俊的臉和那微笑的模樣，我不知怎的竟想起了樣板戲《紅燈記》里「謝謝媽……」的李玉和，於是心裡為床尾電視中正在為世界拳王爭霸的帕維爾特和米拉達配唱：

  臨行喝媽一碗酒，渾身是膽雄赳赳。

  鳩山設宴和我交「朋友」，千杯萬盞會應酬。

  倒也很貼切。

  1969年，嘈雜混亂、運送知青滿是煤煙味兒的車廂里，反覆播唱的正是這個段落。「時令不好，風雨來得驟，媽要把冷暖時刻記心頭……」那時候文藝節目單調，列車播音室大概只有這張唱片，所以李玉和便不知疲倦一遍遍地唱，唱得慷慨激昂，豪情無限。然而我的情緒卻低到了谷底，將腦袋趴在小桌上，裝作睡覺，其實是任著眼淚在流淌。

  李玉和臨行還能喝媽一碗酒，母親、父親在走之前也為自己準備了酒，我傻乎乎地還跟著喝，全不知那是「風雨來得驟」的上路之物……不是「媽要把冷暖時刻記心頭」，是「我」要把冷暖時刻記心頭了。這段戲，唱得真不是時候！

  上山下鄉知青專列，一火車的人都響應毛主席號召到陝北去，激情比李玉和還要李玉和。夜半了，有人睡不著覺，做好事，一遍遍地拖地，一遍遍地給大家送熱水，於是就一遍遍地將矇曨欲睡的人弄醒。當那把面目不清的拖把拖過我的腳下時，拖布上發出的污濁氣味讓我一陣陣噁心，濕漉漉的地板立刻散發出相同的味道，從頭到尾瀰漫到整個車廂。我不能忘卻那地板的模樣，土紅斑駁的漆，質地不明的板，簡陋骯髒。綠人造革的座椅，黃木的短桌子，偌大窗戶無遮無擋，裡面一片光明，外頭一片漆黑。

  我心裡默默地細數我的七個兄長，老大，大我四十一歲，我根本沒見過，他是「文革」中我們家的一顆炸彈，他給這個家族帶來的傷害是致命的；老二，用一根皮帶將生命結束在後院的棗樹上，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不管不顧地走了；老三，被發配到廣西走「五七道路」，每月發生活費三十塊，他自己留十五，給北京寄十五，他的妻子兒女擠在北京西四的一間小屋裡，艱難度日；老五解放前凍死在鼓樓後門橋橋底下，葬在北京西山，他的墓我們家的人從來沒有去祭奠過，倒是外姓旁人的赫鴻軒，每到清明都去看望；老六，早夭，在這個家裡沒留下任何痕跡；老四、老七，受老大的牽連各自進了「牛棚」。

  至於我那些美麗的姐姐們，境況並不比哥哥們好。老大，酷愛唱戲，解放前被丈夫拋棄，在阜成門的小院裡悽慘死去；老二，自己做主嫁了個大資本家，金家不與商人聯姻，被趕出家門，與之永不來往；老三，一個為理想獻身的英勇革命者，她的光環並沒有罩護到兄弟姐妹身上，甚至她自己，在「文革」懷疑一切的思潮下也變得慘白模糊，疑影重重；老四，留學德國，一代建築師，被作為反動技術權威早早地打趴下了；老五，與她的局長丈夫被打得渾身是血，送進醫院搶救，局長折了四根肋骨，她自己脾臟出血；老六，在醫院被責令清掃廁所，有潔癖的她掄著掃把，髒污不堪；老七，就是我……

  我到陝西插隊。

  1969年的火車走了一天一宿，停了，是臨時停車。向外望，站台上沒有人，出口處有昏黃的燈光，屎黃的牆上隱隱看出「羅敷」兩個字。羅敷，漢樂府《陌上桑》有歌說，「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這麼說已經到陝西了，到了秦氏女羅敷的老家。過了河北，過了河南，離家越來越遠了……

  窗外這片陌生的黃土地，在微明的晨曦中顯露出溝壑縱橫的貧瘠。在這裡，連家有高樓的貴家女子羅敷也要採桑南塬，勞作在田野，我們這些北京平民的子弟在這裡真的能大有作為嗎？真的值得我將生命與之維繫在一起，今生今世永不分離嗎？

  我再一次將頭埋入臂彎里，滿眼是髒污的、土紅色的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