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8年底，北京從初一到高三的學生被分配到內蒙古、黑龍江、雲南、山西、陝西等農村、農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謂之「上山下鄉」。我作為一名超齡的高三學生，隨著滾滾插隊洪流來到了陝北，從此永遠地丟失了「北京人」的身份。

  後來有人說我們這批人是「打不散」、「壓不垮」的「老三屆」，其實早就散了，所謂不散，是幾個「混出人樣兒」的精英們的糾集，是霉菜扣肉上頭的肉的張揚；而大部分是肉下頭的菜，是乾巴巴的鋪墊。當然，有時候下頭的菜比上頭的肉好吃，那要看吃者是處於一種什麼狀態。肉有肉的光彩，霉乾菜們有霉乾菜們的友誼。我插隊的那一批人，張秀英、劉二東、李抗美、王小順，我們都屬於霉乾菜序列，我們是芸芸眾生中的幾粒草芥。我們的名字普通得讓人記不住，可卻深深地鐫刻在我們各自的心底，刻骨銘心。

  插隊是我最艱苦的時光，也是讓我最留戀最難忘的時光。那是離開四合院的別一番天地，是北京城生活之外的精彩延伸，是對生命的另一種詮釋，更是對人生經歷的重要補充。《狀元媒》作為一部北京題材的作品完全可以將其跳躍過去，不作述說，但是作為北京「老三屆」學生的一段經歷卻是無法迴避的，它是我生命積累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後順溝那山那水那人，鐫刻在我的心裡，如同七舅爺、王阿瑪、莫姜、張安達，除非到死，不會消逝……

  1968年底籌划動員，1969年的元月，告別了北京，告別了那座沉甸甸的四合院。我和眾多知青一起，先坐火車到西安，再北上直達銅川，然後到陝北。我是第一次走出北京城圈，第一次坐火車走那麼遠的路，看什麼都新鮮，包括那旋轉著後退的土地，那沿途一個個陌生的地名，邯鄲、鄭州、三門峽、潼關、臨潼……下火車的銅川是煤城，街上、房上、人們的臉上都是黑糊糊的，地上飄蕩著一層細細的煤末，跟雪混雜在一起，讓人想起北京街上堆積著的殘雪。

  到銅川天剛亮，每人發了兩個熱騰騰的饅頭一碗小米湯，一塊硬邦邦的鹹菜疙瘩。飯食雖粗糲，但味道純正，要知道就是北京市民的糧食供應也是粗細搭配的，能吃到純白面的大饅頭也很不易。除了感到陝西人的實在便是這頓飯的及時，一天多的火車已讓人疲憊不堪了。我站在臨時搭起的席棚外頭，吃饅頭喝粥，咬了一口鹹菜，差點兒沒齁一個跟頭。想起了莫姜熬的八寶蓮子粥，想起了母親的豆汁稀飯和北京「六必居」的小醬蘿蔔，眼圈一熱，淚水在眼裡泛出，鼻子為之一酸。又立刻自責自己小資情調太重，真是應該下去好好改造一番。看周圍，許多知青掏出從家裡帶來的香腸、肉鬆和煮雞蛋，這些我都沒有，我唯一的家當就是一副鋪蓋和給知青發的一套藏藍的棉襖棉褲。

  席棚上貼著紙，寫著「北京知青接待站」，當然是臨時的，我們一走，席棚就被拆了，再找「接待站」是休想。看來這是一條有去無回的路。事實也證明，自從坐上火車那一刻起，我們從身份到歸屬，已經屬於了黃土地，屬於了陝西省。吃完飯換汽車，在敞篷解放車車廂里，迎著西北的硬風又顛簸了大半天，來到了一個叫劉家河的地方。

  

  許多人圍在路邊一個相對寬敞一點的地方看我們，表情漠然，說不上是歡迎還是不歡迎。三五個人在敲鑼打鼓，一看便是受命於組織，沒有激情，作為一種任務在完成；咚咚鏘，咚咚鏘，機械而單調。一條寫著「歡迎北京知青到劉家河安家落戶」的橫幅，因為大風，其中三分之一的字刮沒了，意思只能猜測。本以為到達了目的地，卻說還要繼續前行，於是行李又被挪到了驢車上。來接我們的人說我們還要步行二十里地，才能到達插隊的點兒——後順溝。

  天快黑了，我跟在車後面，深一腳淺一腳地往前蹚，腳踩在泥濘不堪的黃土路上，心裡一片迷茫。往前看是黃土，回頭看還是黃土，左邊右邊依舊是黃土。太陽已經沉到西邊黃土裡頭，我知道了中國還有除了黃土什麼都沒有的地方。這些無邊無盡的黃土都是從哪兒來的？小時候用模子扣泥餑餑，那黃土還要老七到北京黃土崗去買。北京的黃土崗不光出黃土，還出鮮花，崇文門同仁醫院對面有黃土崗專門的花店……

  前面驢車上有我的行李卷，塑料單子包裹的一個小花被和一床薄薄的褥子。行李卷捆得很結實，透過淡黃的塑料布能看見被子上細碎的花朵，那花朵如同眼前的黃土一樣，越看越覺得陌生。隨著車的顛簸，行李卷左右晃動，有幾次要滾下車來，被趕車的推了上去。趕車的是個年輕人，是後順溝的隊長，自我介紹說叫發財。發財這個名字很坦率，很直接，我一下就記住了。一路上大家嘻嘻哈哈拿發財的名字開玩笑，發財也不惱，拍著驢屁股跟著大夥一塊兒傻樂。

  在眾多的行李中，我的行李卷是最小、最簡單的，跟其他人巨大的行李，笨重的木箱、紙箱相比，有些寒酸。

  在接到上山下鄉通知第三天，家被封了，是因為我們家去了台灣的「中統」老大。我的大哥在那邊發表了一個什麼聲明，瓜蔓所及，牽引愈多，連累了我以上的所有哥哥姐姐。突然的，房門被貼了封條，別說被褥，我連自己的內衣內褲也沒能拿出來。我坐在院裡發呆，房門雖然只是被一張紙條阻攔著，我卻沒有勇氣揭起它、走進去。前邊的敬老院，夕陽下，幾個老人站在毛主席像前在大聲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這是他們每日的功課，唱過之後就可以吃晚飯了。

  蒼老的、不齊整的歌聲傳到後院，讓我更加想念父親和母親，不能哭，怕誰進院裡撞見，我把眼睛睜得很大很大，抬頭望著老榆樹幹枯的枝，讓眼淚在冬日的風裡干去。

  張安達的女兒張玉秀下班過來，送了我一塊漂亮的塑料單子，說在農村可以隔潮……那是張安達死後我第一次見到她，個頭不高，跟她的母親一樣，長得不怎麼樣。當售貨員的她，有條件給她的父親買一雙時髦的塑料底毛窩，自然也有條件給我買一塊別人搞不到的塑料布。張玉秀擱下東西就走了，臨走留下她的地址，說缺什麼就寫信，別委屈了自個兒。

  天黑的時候大秀來了。她聽說了我要走的事情，什麼也沒說，牽著我的左手（我的右手手裡攥著北京的戶口遷出證明）把我接到六條她的家裡。大秀的生活不富裕，因為「文革」，北京的補花屬於「四舊」，已經停產，大秀靠什麼生活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在昏黃的十五度燈泡下，她給我包了一頓羊肉白菜餡餃子。對我來說，那時候的一頓餃子不亞於今日的一頓盛宴，讓我感念至今。大秀遵循北京上馬餃子下馬面的老禮兒，為明天就要出發的我髮腳。

  看到我眼淚汪汪的模樣，大秀說，一切都過去了，四爺跟四太太走得那麼平靜，這也是他們的福分。別再想了，出門在外，得學會自個兒照顧自個兒，無論遇到什麼，都得兜得住，別動不動就翻騰心思。從今往後你就是個新丫丫，莫姜能當賣花生仁的，你就能當個簡單的高中畢業生。到了鄉下，只要你自己不說，沒人能知道這邊的事。

  依著大秀的交代，我將變成另外一個人，將和戲樓胡同的一切劃一道深深的溝。

  我淚如泉湧。

  大秀說，走之前痛痛快快地哭一場吧，把淹在心裡的眼淚都倒出來，以後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以笑模樣對人，別動不動就變臉。

  大秀在此刻代替了母親的角色。

  我告訴大秀，我在屋門封條之外加了兩把鎖，鑰匙交給她保存。我堅信，金家的老七總有出牛棚的一天，西偏院被趕回天津鄉下的老姐夫總有回來的時候……

  離開北京，等於我是從七舅爺家裡走的。

  跟著驢車走呀走呀，走得筋疲力盡。遠遠地看見土崖頂上站著一排人，穿著肥大的棉襖棉褲，抄著手居高臨下地看著我們，那些人的腳下是一排窟窿——窯洞。

  年輕的隊長說，後順溝到了。

  後順溝，一個兔子也不拉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