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什麼兒女啊，都是冤家對頭！

  這是句氣話，每每我們惹母親生氣的時候，這句話就由母親嘴裡冒出來。就是今天，我在氣急了訓斥我兒子的時候，用的也是這句話。王家後來發生的事情，進一步驗證了母親這句話的真理性。

  出國留學的王利民和我們家老五，在法國待了不到一年就前後腳跑回來了。跟商量好似的，都說在外頭待得沒勁，還是中國好。對於彼此的行徑，兩人各有說辭。老五說王利民到了法國從來就沒進過學校門，成天舉著牌子在法國街上遊行，糾著一幫人在地下室旮旯里開會，成天講主義，講鬥爭。說是留學法國，卻連法語的字母都念不下來……

  王利民說老五整個是一頹廢的紈絝子弟。吃法國大菜，泡法國洋妞，跟一個叫什麼西露莉的宰鵝女老闆糾纏不清，混跡於藏污納垢的市場，出入於下里巴人酒館，借了一屁股債，挨打也打人，這種活法的收穫是把個酒吧、舞場使用的法語說得比法國人還法國人，可以亂真。

  一趟法國，王利民帶回了一腦袋新思想，我們家老五帶回了一身楊梅瘡。

  王國甫對兒子的突然回國萬分地不滿意。跟我父親說，指望著他好好學本事，回來干番事業，使工廠起死回生，救民於水火……他倒好，自動退學，一拍屁股回來了！放著好好的道兒不走，他要回來幹革命。革命能當飯吃嗎？這哪兒是我的兒子！你說他隨誰？隨誰？

  

  父親說，回來也好，回來您身邊有個幫襯，兒子不要多，管用就好，我們家幾個兒子，呼呼啦啦在跟前圍著，都是攘糠的貨，提拉不起來，推搡不出去，照樣讓人煩心。

  父親沒有跟老同學提到老五，這個兒子讓他羞於張嘴。王利民再不爭氣，人家是囫圇完整地回來的。不似他的老五，滿臉大包，渾身潰爛，躺在炕上哈欠連天，涕淚長流，一問，是想抽白面兒了。

  老五成為了我父親的心病，大凡正經人家兒，哪家攤上這麼一個兒子都是件糟心的事情。那時候我母親剛生了我的六姐姐，月子裡的小米粥和雞湯，基本照顧了爛在炕上的老五。父親不讓給老五請大夫，嫌丟人，讓老五在自己的房裡自生自滅。母親說，那怎麼也是自家的兒子，是一條活生生的生命，不能慢待了它。

  母親讓自己的兄弟陳錫元去請大夫，請好大夫，說花多少都認了。陳錫元說好大夫僅出診費一趟就得二十大洋，當然還不算藥錢。母親說，救人要緊，眼瞅著老五臉上的包就爛開花了，聽說這病跟天花一樣，外頭爛，裡頭也爛，用不了半年就能要了人的命。

  陳錫元領來了一個德國大夫，藍眼睛，黃頭髮，一身黃毛，連手指頭上都長著毛，整個一隻大馬猴。大馬猴進老五屋之前先戴上了口罩，走到床邊又套上了橡皮手套，站在炕沿前像扒拉木乃伊一樣扒拉老五。老五不配合，嘴張半天才說出話來，你個洋雞巴敢拿橡皮手套碰朕的身子……大不敬……朕凌遲了你……

  老五雖是上下氣已不銜接，還沒忘了用洋話罵人，別人聽不懂，但是洋大夫聽懂了。洋大夫不急也不惱，轉身出來，開了個方子，讓陳錫元到西藥房抓藥，請協和醫院的護士來打針。那藥叫油劑盤尼西林，簡稱油西林，四袋白面一小瓶，奇貴。油西林是當時剛剛研製出來的最尖端的進口藥，是人類首創的第一種抗生素，只有外國大夫才能使用。母親將金家老祖母收藏的一對純金點翠頭飾賣了，買了三瓶，用在老五身上。

  祖母那對頭飾是端康太妃的賞賜，菱花造型，鑲嵌著翠鳥羽毛，出自宮廷，屬於稀世珍品。因為經常聽到母親提起那對頭飾的美麗，便讓我對那對已經失去的首飾充滿了想像。今年到故宮做客，在未曾開放的漱芳齋，看到牆上的兩幅點翠掛屏，才知道那是翠鳥羽毛與黃金的合製品。將翠鳥背部的土耳其藍羽嵌在金胎上，點綴出瑰麗的藍色，美艷驚人。鳥羽必須取自活鳥顏色才亮麗鮮活，才能永不褪色。點翠的工藝目前已經失傳，被景泰藍取代，翠鳥也幾乎絕跡，因此漱芳齋那對掛屏就更讓我著迷。從不同角度看，翠羽閃爍出不同的色彩，蕉月、湖青、藏藍、雛綠，似乎來自上天……我由此推算出了祖母那對點翠頭飾的不菲價值。

  三瓶油西林並沒解決老五的任何問題，放浪不羈的老五確實是病入膏肓了。到最後只剩悠悠一絲氣息在鼻翼間縈繞，到了該上路的份兒上，魂魄眼瞅著漸行漸遠，無可救藥了。金家的朋友名醫彭玉堂，在我母親的請求下來到老五房中。母親說的是「死馬當活馬醫」，治死治活，金家都不追究，說他父親對這個孩子已經不抱希望了。

  彭玉堂給爛糟糟的老五號了脈說，這哪兒是「死馬」，分明是一隻歇不下來的「奔馬」。五少爺年輕氣旺，邪毒內陷，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病，絕對有救。

  母親說，洋藥油西林已經用了三瓶，全是白搭，那個藍眼的洋大夫沒了法子，讓準備後事。

  彭玉堂說老五是熱毒外發惡瘡，內陷昏迷，必須惡治，走不得尋常的道。

  母親問怎的惡治。彭玉堂說要清熱散結，解毒消瘡，服用地膽、地龍，佐以白牽牛，使邪有出路，猛瀉其毒氣，即可痊癒。母親見彭玉堂開出了救命的藥方，千恩萬謝，不住地請安。彭玉堂說，都是一家人，四太太不必客氣，趕緊讓人上珠市口南慶仁堂去抓藥，今天給五少爺煎了喝下，明天就能起床說話了。

  不到兩個時辰，老七就把藥抓來了。誰都想見識一下救命的地膽，打開包，又嚇得紛紛往後退，所謂地膽和地龍，不過是猙獰的土鱉與乾枯的蚯蚓，藥包里敢情是一包蟲子！怕抓錯了藥，又讓老七拿著到彭家詢問，彭玉堂說沒錯，就是這個。土鱉生於草間石縫，氣味辛寒有毒，主治鬼疰寒熱，鼠瘡惡瘡死肌。老七一聽沒錯，趕緊揣著藥往回跑，彭玉堂追出房門又交代說，太極創始人張三丰有個屢試不爽的仙方，用井底之蛙的生皮，搗碎用蜜調製，敷在大爛處，立時見效。

  老七說，井底之蛙怕是不好找，京城裡頭沒幾眼水井了。

  彭玉堂說，城裡沒有上鄉下找去啊，井水陰寒，生在裡頭的青蛙也屬陰寒之物，用它的皮治熱毒瘡是最直接、最對症的。

  看老七仍面有難色，彭玉堂說，實在不行用童子尿洗滌患處也行，童尿含尿基酶，能改善微循環。

  老七說，這倒可以試試。

  那些土鱉和蚯蚓讓老王給煎了，滿屋子都是腥味，實在不好聞。讓老五喝藥，死活不張嘴，母親讓胖廚子老王坐在炕上摁著他，讓老張撬牙，生生把一碗腥湯灌了進去。緊接著是又拉又吐，著老七去問，彭玉堂說，這就對了。

  我母親讓劉媽端著盆子到胡同里有小小子兒的人家去求尿，劉媽不去，說鬼大夫開的鬼方子未必管用，彭玉堂的主意忒損，不能都聽他的。母親知道，劉媽對彭玉堂一直耿耿於懷，因為彭玉堂曾經把產後大出血的二娘倒懸過。為這個，劉媽對「整治」過她「小姐」的彭玉堂一直沒好感。母親只好自己去挨家求助。好在南營房出身的母親不憷跟街坊鄰居打交道，套著近乎地叫人大妹妹、叫嬸，就為了一泡尿。至於井蛙生皮，到底也沒弄來，那東西忒難找了，即便井底有蛙，也沒人下去逮，張三丰的仙方也就仙人能使罷了。父親氣得摔東西，說老五的德行散大了，決心已下，他要跟老五斷絕父子關係。

  老五在家裡這麼折騰的時候，箍筲胡同王國甫的兒子王利民也沒閒著。

  讓王國甫沒想到的是，從法國回來的王利民竟然站到了他的對立面。

  北平成立了市總工會，工會的任務是要組織工人和資本家展開鬥爭，爭取工人的合法權益。首要的是要提髙工人的覺悟，讓工人們認識到工會是工人自己的組織。北京幾個大廠互相之間加強了聯繫，定期舉辦職工訓練班，培養工運骨幹，推動工運進一步開展。

  王利民是工會夜校的教員。

  王利民到我們家來過，來看望老五。在胡同里遇上了端著尿盆往回走的母親，按規矩小輩見老輩拿東西得接過手來，但是王利民看著那滿滿當當的一盆子尿，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我母親笑笑說，這是給老五的洗劑，甭換手了……五歲前的小小子兒，胡同里就兩個，挺不好找呢。

  王利民說，老五的病都是宰鵝的西露莉給傳染的，那個西露莉太髒，連妓女都不如。您說老五他怎麼就不嫌髒呢？

  大概是覺乎著跟老家兒說這些不合適，王利民轉了彎說，老五的病起因是梅毒螺旋體，現在已經能治了，您沒給他試試西醫？

  母親說試了，不管用，這孩子也太邋遢，管不住自個兒，哪兒像你這麼規矩。

  王利民說，我在我爸爸眼裡可不是個規矩孩子，我爸爸罵我是忤逆呢。

  母親說，天下哪兒有那麼多忤逆，坐一塊兒把話說開了不就結了？

  王利民說，我們爺兒倆誰也改變不了誰。

  到法國大半年，王利民很有留過外洋的派頭了，戴著格子呢帽，穿著格子呢坎肩兒，著一件格子呢大衣。高挑的個兒，清瘦的面孔，跟王國甫長得很像，但比他爸爸更有銳氣。王利民說話愛用反問的語氣，愛打手勢，喜歡一邊說話一邊在屋裡走來走去，沒有一刻停歇，像關在籠子裡的狼。我的哥哥們不喜歡王利民，說他聰明外露，對世界的認知屬於那種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階段。我父親也不喜歡他，說他太過浮躁。總之王利民在我們家唯一能跟他說到一塊去的就是我的母親和看門老張；他們說王家的兒子比他的爹隨和，心地善良，不擺譜兒。

  其實王利民到我們家的真實目的是找我的三姐，三姐私下裡常幫著王利民幹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母親怕三姐過早地談戀愛，旁敲側擊地提醒她還年輕，滲著點好。三姐說，您想哪兒去了，人家王利民有女朋友，在南邊軍隊裡。

  母親問在南邊哪個軍隊，三姐又不說了。

  三姐有什麼活動愛拽上老七，比如參加北平學生合唱隊唱歌什麼的。我長大後也參加了北京女一中的合唱隊，所唱的歌曲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和《我們走在大路上》等等，慷慨激昂得厲害。只要一聽到我在後院裡大聲唱歌，老七就不動聲色地把自己的屋門關上了，大概是他想起了我們的三姐。我問過他，三姐都唱過哪些歌曲，老七說有《五月的鮮花》，還有《國際歌》，兩個相比較，他更喜歡第一個。

  五月的鮮花開遍了原野，

  鮮花掩蓋著志士的鮮血。

  為了挽救這垂危的民族，

  他們曾頑強地抗戰不歇。

  ……

  《五月的鮮花》很抒情，有點兒悲壯淒涼，很符合老七的性格。他給我唱這首歌，總是唱到「抗戰不歇」就不再往下唱了。我知道，下面的詞是「被壓迫者，一齊揮動，揮動拳頭」，憤怒、不平、澎湃、抗爭，幾乎是踩著腳在喊。老七不習慣憤怒，不習慣抗爭，他中意的其實就是「五月的鮮花開遍了原野」一句。至於那首由瞿秋白翻譯的歐仁·鮑狄埃作詞、皮埃爾·狄蓋特作曲的《國際歌》，三姐在家裡教他，他是連嘴也不張的。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上的罪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作一次最後的戰爭。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莫要說我們一錢不值，

  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

  老七說《國際歌》調子太沉悶，太壓抑，嗡嗡的，有絕望掙扎之勢，無奈悲愴之感。老七的感覺是對的，後來影視作品中，革命者英勇就義時基本都有《國際歌》做烘托。以致讓人們有了條件反射，只要《國際歌》一響，就是有人要犧牲了，並且這人是死定了，再沒有挽回的餘地。

  老七學不會的《國際歌》倒讓看門老張學會了，如同老七隻喜歡「五月的鮮花開遍了原野」一樣，老張只喜歡《國際歌》里的一句，「莫要說我們一錢不值，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有一天父親從工廠回來說，職員的辦公室成了王利民糾集工人聚會的場所，把好端端的辦公室變成了烏煙瘴氣的「窮雜之地」。有王利民撐腰，工人們進入辦公室就理直氣壯，動輒便進來找小王「談事情」，說話直門大嗓，隨便地抽菸喝水，動作也很誇張，全沒了規矩。王利民跟他們勾肩搭背，表現得很「普羅」，商量事情也不迴避職員們。所談內容只有一個，就是如何跟他的父親作對。

  父親說王國甫的三個工廠，八個車間，二十六個小組，推舉了十名代表，除了有一個因為頭天被機器軋了手沒來，九個都齊了。是王利民把他們召集來的，跟他們商量反對裁員，反對減薪的策略。說工廠是大家的工廠，大家吃飯穿衣，養家餬口，都跟工廠牢牢地系在一塊兒。勞工神聖，廠子裡的事情應該是工人說了算，不是資本家說了算……更加上一個七舅爺的兒子鈕青雨，上班沒一天，就把裁員名單攪和個稀巴爛，不知是胡鬧還是成心作對。

  我父親說他心裡很不是滋味，裁員減薪的主意是他給老同學出的，因為這個給他的同學添了麻煩，他覺得很對不住老同學，就偷偷把老同學兒子的情況告訴老同學。用現在的眼光看，我父親應該是個地地道道的工賊，資本家的忠實的那個……有關這段經歷，解放後父親從未談及過，雖然他老人家成了新中國的知名人士，成了德高望重的學者，畢竟有過這樣的不光彩。幸虧父親在「文革」一開始就過世了，否則「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壓在他頭上是一點兒也不冤的。

  那階段，北京不但王國甫的織布廠，其他家的造紙廠、發電廠等工廠的工人也在鬧騰。北京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反對裁員，舉行了大罷工！

  全北京電車停開，電燈不亮，連自來水廠也罷了工！

  資本家和工人代表要進行談判。

  王國甫和王利民自然也要進行談判。

  王國甫和織布廠的工人代表談判的地點就在盛義織布廠。工廠大門裡，太陽光底下，兩張桌被並成一個長條，一邊坐著王國甫，一邊坐著以王利民為首的工人代表們。王國甫覺得很彆扭，對王利民說，有話咱們到家裡說，到辦公室說，這裡不是談話的地方。

  王利民說，這裡很PRO，也很透明，這是再好不過的談判地點。

  王國甫說，我跟你，在這兒……我還是不習慣……

  王利民說，我跟您，現在不是父子關係，我的背後是幾百多工人，我是工人的代表。

  王國甫說，這麼說你跟我是對立的了？你現在翅膀硬了，敢跟我對立了！早知道這個，小時候我真該把你掐死！

  工人代表們不幹了，他們高喊，反對資本家侮辱工人代表！

  父親回來跟我母親學說白天談判的經過，我們家的人聽著都覺著新鮮。老張在旁邊說，兒子跟爸爸對立了，這世道什麼事兒都有。

  母親無奈地搖搖頭說，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啊，王阿瑪怪可憐的，下棋兩邊的子兒還一樣多呢，這倒好……

  老張說，這是老虎棋。老虎一個，羊一大群。這不是談判，是逼宮！

  母親說，有話好商量，都是一家人，翻過來姓王，調過去還姓王；王阿瑪是咱們家多年的老朋友了，父子真鬧僵了，掰不過來更麻煩。

  母親讓父親找市面上的「說和人兒」去勸勸，母親認為「說和人兒」調解這些事比較有經驗。父親說那個王利民放話了，這不是他們爺兒倆的事，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陣營的鬥爭。

  母親說，那他們能不能不鬥爭？

  父親說，好像不能。

  母親問談判的結果怎麼樣。父親說條件不少，主要是不許王國甫單方解僱工人，裁減工人必須通過工會，還要保證工資按時發放，不得無故拖欠、減少……

  母親說，人家提得也在理。

  老張說要按這些條款，他早應該罷工。我們家已經拖欠了他半年多的工錢了，打過了八月十五父親就再沒給他開過薪水。

  父親說，工廠是工廠，家裡是家裡！

  老張說，它道理一樣不是？您欠我工錢，我是看在太太的面上，沒跟您計較罷了。

  廚子老王也過來湊熱鬧，插進話說他也得跟父親要工錢，他的工錢欠得比老張還多。好幾次哥兒們過生日，上面鋪買壽麵還是他墊的錢。

  父親說，我怎麼覺著咱們也在這兒下老虎棋呢？是不是咱們也並兩張桌子，我坐這頭，你們坐那頭？

  那天王國甫從工廠談判完了沒回箍筲胡同，上了我們家。一進門，臉色十分不好看，也不理會老張的寒暄，照直奔了後院父親的書房。母親知道王國甫心裡不痛快，告知我們家的孩子們，誰也不許嚷嚷，不許鬧，不許往後院跑，連我們家的胖狗瑪莉也被拴了起來。

  母親進去送茶，聽見父親在問他的老同學，簽字了？

  王國甫說，簽了。

  王國甫的眼圈紅了，父親拍了拍老同學的肩沒有說話。母親知道，在與兒子的較量中，王阿瑪是輸了。

  數十年後的北京工商史記錄這次運動說，「罷工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鍛鍊了工人階級，打擊了資本家的囂張氣焰」……

  對這次罷工，在我們家族中還有著額外的記憶。就是那天晚上，王利民陪著他的媽來到我們家，接王國甫回家。母親回憶說，那天王阿瑪在飯桌上幾乎沒話，只是一杯一杯地喝悶酒，菜也沒吃幾口。王阿瑪喝得臉色煞白，酒氣全走了心，別人也不好攔。

  王利民進來剛叫了一聲爸，就被王國甫抽了一個嘴巴。我父親沒攔，王太太也沒攔，都覺得王利民白天做得有些過分，教訓教訓這小子是應該的。王利民捂著臉站在他父親對面，窘得說不出話。半天，王利民說，爸，我知道您有氣，有時候我們必須做出犧牲。

  王國甫說，我的犧牲夠大了，不但是工廠，我連兒子都搭進去犧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