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城市開展武裝鬥爭遭到排擠

  江巴中心縣委成立之後，為重慶地下黨開展革命鬥爭，儘管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於當時受「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讓黨的工作舉步維艱，多次遭到敵特的沉重打擊。特別是磁器口聯絡站遭到毀滅性的破壞，讓鄭佑之開始更加深刻地反思。

  1931年10月底，叛徒帶領21軍「特委會」便衣，日夜出沒大街小巷，監視公眾場所，先後逮捕了「省行委」、江巴縣縣委、「兵委」機關和「軍支的地下共產黨員若干。

  鄭佑之面臨重慶當局黑暗陰險的態勢，逐漸意識到再這樣下去，在重慶的黨組織有被敵人完全吞掉的危險。他開始思索保存實力，到廣闊的農村開創革命根據地，等機會成熟時再進行武裝鬥爭。

  就在這時，李坤傑從成都到重慶執行任務後，她與鄭佑之相見。鄭向她講：「這段時間我一直很困惑，我黨力量與國民黨的力量相差懸殊太大，而上級卻不顧我們自身的實際情況，為何硬要堅持在城市搞武裝鬥爭？拿江巴中心縣委的工作來說吧，如今已到了岌岌可危、危在旦夕的境地。可有的領導人還不清醒，一意孤行，還想在重慶市組織發動革命武裝，這種以卵擊石的做法我真的想不明白，更不贊同。」

  鄭佑之一口氣向李坤傑倒出了心中的苦楚。李聽後說：「我也有同感，在成都的局勢也很艱難，但我只是一個普通的黨員，只能執行黨組織的指示。

  「坤傑，特別是我們中心縣委設在磁器口的聯絡站，上月被特務破壞了，當場就被抓捕了4人，對我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你知道嗎，哪個站的負責人是你帶來重慶的，她叫閔一涵？」

  「這個不清楚，只是從省委有關文件中看到，重慶的黨組織和黨員遭到非常大的打擊。你知道她們被關押在什麼地方嗎？」

  「磁器口聯絡站被徹底搗毀了，之後我就沒有得到他們的任何消息，只打聽到他們4人被特務抓捕了，之後就音訊杳無。我們中心縣委的工作艱難是一個方面，關鍵是個別領導不顧特殊環境、客觀條件的實際，一味地執行『左傾』冒險主義，我個人的意見他們又不接受。因此，我真不想在重慶工作了，請你回省委後把我的想法向組織匯報，調我回宜賓工作。」

  

  「你的這個想法我支持，回成都後設法把你的請求給領導匯報。」李坤傑同鄭佑之在一起工作這些年來，她還沒有見到過他心情如此地低沉，面對困難就想離開的時候。

  「我離開宜賓已經兩年了，一直關注宜賓方面的情況，但知之甚少。坤傑你知道宜賓方面的情況嗎？」鄭佑之突然話題一轉，用渴望的眼神看著她。

  「到成都後我去過一次宜賓，知道一些情況，正要向你講的。」

  「請講來聽聽，我太想知道宜賓的消息了。」於是，李坤傑就向鄭佑之講述了她了解的情況——

  大塔暴動失敗之後，宜賓縣委機關作了轉移，革命武裝隨即轉入地下，重新秘密建立黨組織，繼續發動農民武裝鬥爭，還處決了在大塔暴動關鍵時刻叛變淪為土匪的江六山。

  那次我去宜賓時，聽說宜賓已經恢復和建立了不少黨的基層組織，特別是大塔黨支部已經建立起來了，樊振聲任支部書記，秘密發行、傳閱革命刊物，已在大塔成立了蘇維埃政權，繼續組織黨員和農民協會骨幹堅持鬥爭。

  宜賓的黨組織正在觀音、隆興、泥溪、古羅等地，組織領導農民協會和武裝力量，開展新的游擊戰爭。聽說在金家村、全意村、祥灣村的赤衛軍，集結於三村交界處，與徵收「中秋過節費」的唐進思連發生激戰，把唐的部隊打跑了。講到這裡時，李坤傑停了下來，鄭佑之用急切的眼光望著她問還有沒有其他消息？

  李坤傑用手打理一下長發說，一次，四川省致中央報告《關於軍事工作》中所說，宜賓在農民群眾中的組織，過去亦有廣大基礎，農民在鬥爭歷史上得到了不少的經驗教訓，宜賓的土豪劣紳不帶上三五士兵在農村不敢行走，農村到處都貼滿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打倒國民黨，擁護共產黨」的標語。一些土豪劣紳恨農民協會恨入骨髓。因為宜賓農民革命情緒特別高漲，鬥爭日形尖銳化，所以白色恐怖比較嚴厲殘酷。

  鄭佑之聽了李坤傑的介紹，心中滿是欣慰。他又問：「坤傑，你在成都見到的人多，有沒有聽說么妹的消息？」

  「坤泰去武漢讀軍校，一走就三年多了，她也沒有給我們來過一封信，真不知她的情況，令我也很擔心。」

  「是啊，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國民黨新右派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大肆屠殺。聽說武漢黃埔軍校受到衝擊，很多共產黨員被迫離開學校，還聽說有一部分被黨組織送到蘇聯留學……」

  「么妹也是，在家時我們對她那麼好，一走連信也不給我們寫一封。」李坤傑有些埋怨地說。

  「坤傑你不要埋怨么妹，在革命形勢嚴峻的情況下，而且她也不知我們身在何處，就算她寫信回來我們也收不到啊。」

  「你說的也對。但我就是一直牽掛著她。」當李坤傑同鄭佑之談論李坤泰時，也許是親情感應，李坤泰也正在他鄉想念親人。

  此時，李坤泰正在上海同好朋友鄭石秀、鄭煥如聊天，鄭家兩姐妹從李坤泰的擺談中才知李的簡要過往。李坤泰到了武漢上學之後，又去蘇聯留學和同學陳達邦結了婚，因肺病和懷孕她離開丈夫回到國內，後去了江西搞地下工作，因遭國民黨敵特追捕，撤離到上海黨中央機關工作……

  李坤泰現在已經當媽媽了，孩子寧兒已兩歲了。她還是像從前一樣樂觀健談，但此時顯得老練多了，面容也消瘦了許多。她們相聚，李也迫不及待地向鄭家兩姐妹，打聽大姐夫鄭佑之和二姐李坤傑的情況。

  鄭煥如她們就把知道的情況，簡要地向李坤泰說，我們也是聽說的，鄭佑之現在是中共四川省委委員、「省行委」委員。他先後擔任了中共宜賓縣委書記、川南特委委員，聽說還去了合川任縣委書記，在合川組織軍事暴動失敗後，撤離去了重慶，之後就沒有他的消息了。他現在具體做什麼，人在哪裡？我們都不清楚了。

  鄭家姐妹又簡要地介紹了李坤傑的情況，說李坤傑為了躲避國民黨反動派的搜捕，全家已搬到自貢居住，後來又被調到團省委工作，現在的情況我們也不清楚了。

  李坤泰離開家鄉三年了，終於打聽到大姐夫和二姐的一點消息，特別是知道他們都還安全，那顆懸著的心終於踏實了。但聽了她們的講述，李坤泰感到有點惋惜，如能知道鄭佑之和二姐的具體地址那就太好了，就可以同他們取得聯繫……

  鄭佑之同李坤傑這次面談之後，更堅定了他的想法。一次他在參加「中心縣委」的會議上發言說：「在敵強我弱的大城市進行地下鬥爭，使我黨的組織累遭破壞，黨的領導人一個個被捕殺害，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組織，一下子就被敵特破壞了。我極不贊成在大城市同敵人蠻幹較量。我們應該要同敵人鬥智鬥勇的前提下，保存自己有生力量，只有自己的力量強大了，才能消滅敵人。對黨在城市現時的工作我個人有看法：如今在城市搞大規模的武裝鬥爭還不是時候，機會還沒有真正到來。反之，敵人在農村的力量比較薄弱。只要我們把農民發動起來，就有和敵人較量的廣闊空間。即使偶遭破壞，比起城市來損失也小得多。因此，我個人認為我們現在的重點工作，應該轉移到農村去，在農村開闢建立根據地，發展農民協會，壯大隊伍，才是最明智的選擇。」

  當鄭佑之的這一發言，立即引起參會人員的不同看法，有認同支持的，也有不同意見的，而個別領導更是對鄭佑之的這種看法不滿，持堅持否定的態度。

  鑑於大家的不同意見，鄭佑之又結合曾經在川南搞農民運動的實戰經驗，想繼續說服大家。鄭佑之講：

  「我過去在川南一帶領導農民武裝鬥爭，雖然也遭到敵人的圍剿打擊，但我們曾經取得過不少成功的戰例。特別是在農村山地，有很好的群眾基礎，發動農民武裝比較容易，建立農村根據地較容易，而且很多同志願意到農村進行革命鬥爭，我就特別願意去農村戰鬥，那裡的空間地域更加廣闊，更有利於我們的發展壯大。」

  可鄭佑之的一番肺腑之言，拳拳之心，不但沒有說服大家，他的正確意見得不到支持，反而給他扣上「保守主義、經驗主義、右傾思想、農民意識、逃跑主義」等帽子。在這種時刻，鄭佑之被壓得喘不過氣來，受到排擠……

  一次在重慶「省行委」召開主席團會議上，討論省軍委書記余乃文從中共中央長江局帶回的對四川工作的指示，表示完全接受長江局對四川工作的批評。長江局認為，四川工作偏重於軍事行動，過分估計了中國革命的高潮，忽視職工運動，組織紅軍的計劃不切實際等等。

  會議同時認為，四川黨的工作應「加緊反右傾，同時必須反對左傾，不過右傾危險更大」。會議認為，黨團合組，在事實上取消了團的工作，決定黨團立即自上而下分開，結束「省行委」，恢復黨省委和團省委。李立三「左」傾錯誤開始得到糾正。

  會上傳達了中共四川省委發出的《第10號通告》，承認這一時期犯了「左傾」誇大的錯誤，全省先後發動了多次士兵暴動和地方暴動，這些武裝起義由於指導思想錯誤，不顧主客觀條件，均為時很短即告失敗，使積蓄的力量受到很大損失，特別是黨在軍隊中的力量損失尤為嚴重。全省61個縣的特支以上的黨組織，有18個遭到破壞，或停止活動而結束，3800名黨員減少到1500名。

  《通告》決定停止實行普遍的暴動，認為在經過一系列暴動失敗後，四川革命暫時處於「靜止狀態」，但仍認為全國處於革命高潮，強調四川黨在反對「左傾」殘餘的同時，要集中火力反對右傾。要在主觀條件比較成熟的地方，立即布置和準備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並向中心城市發展。

  《通告》對加強反帝反軍閥戰爭，發動工人日常鬥爭，準備發動罷工，開展農村武裝鬥爭，發動士兵兵變兵暴運動，加強中心城市區域工作等方面分別提出了要求，作出了規定。

  會後，余乃文等赴漢口向中共中央長江局匯報工作，請求迅速解決四川省委組織問題。在漢口，因叛徒告密，余乃文等被捕犧牲。

  駐守重慶的軍閥，由於採用了對革命群眾實行殘酷鎮壓，收買中共黨內叛徒的「以紅治紅」手段，給黨造成了嚴重威脅。設在重慶的中共江巴中心縣委成立不到一年，黨的領導人李家駿、楊仁傑、饒耿之等人又相繼犧牲。

  此時，鄭佑之又被個別中心縣委領導排擠在外。在這種局面之下，更加堅定了他回宜賓搞農民武裝鬥爭的決心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