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東特委·營救文強

  1931年春，文強來到重慶後，被安排在四川省委機關工作。這是文強與鄭佑之第三次會面。從此，他們成了一個「班子成員」，更是革命戰友，開始在一起並肩戰鬥。

  文強是湖南長沙人，1907年生，18歲時加入共青團，後轉為共產黨員。1929年從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科畢業後，被黨組織派到由李家俊領導的川東農民革命軍，曾任萬源縣工農紅軍四川第一路軍黨代表兼縣行動委員會書記。

  四川第一路紅軍在攻打萬源時，在軍閥重兵圍剿下失敗，文強與李家俊分兵突圍後，回到老家潛伏了一個冬天后，就返回四川尋找黨組織。

  文強在武漢上了船，逆長江而上。到了萬縣，他本來準備上岸去看看，因為當年他跟隨朱德第一次進川時，曾在這裡轟轟烈烈地幹過一番革命事業。但是他想到如今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物是人非，就不敢下船了，而是繼續西上。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他這次回到四川時，就把自己的名字改為汶萊之。

  當文強千辛萬苦回到重慶時，等待著他的是白色恐怖籠罩山城。當時軍閥劉湘的21軍盤踞重慶，為對付共產黨人，組建了一個「特委會」，專門清剿共產黨，搗毀地下組織。以至當時四川省委給黨中央的一份報告中稱「全部常委犧牲完……」

  這時，只有新任四川省委書記程子健，省委委員、省行委委員鄭佑之等人在重慶苦撐危局。但因叛徒活動猖獗，程子健已到了幾乎不敢上街露面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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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強的到來，讓程子健增加了一些信心。程就先安排文強代表省委去川南巡視，清理在宜賓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基層組織……

  文強結束了川南的巡視工作，風塵僕僕地回到了重慶，來到了一座吊腳樓，向程子鍵匯報工作。這時新的省委又面臨著一場新的災難——劉湘21軍「特委會」活動十分猖獗，省委新建的一個秘密交通站又遭到了敵人破壞，許多同志又被捕了。

  在這危急關頭，四川省委搬遷成都，決定在重慶設立「川東特委」（因當時交通、通訊不便，為能統一領導和協調全川革命鬥爭，四川省委駐重慶時在成都設立「川西特委」；省委搬駐成都後，在重慶成立「川東特委」）。

  程子健代表省委，在重慶口頭宣布成立「川東特委」，書記由文強擔任周敦琬為「川東特委」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鄭佑之仍為省委委員、省行委委員兼任「川東特委」組織部部長，還負責特殊使命（指對「特委會」的反間鬥爭）的督導工作。李家駿為「川東特委」軍委書記。鄭佑之是當時中共四川省委幹部中最年長的一位。

  程子健宣布「川東特委」成立後，唯恐文強提出異議，他就解釋說：「萊之是參加過八一起義的，又是鳴珂的同學兼戰友，擔任斯職，是經過省委仔細考慮過的，而且在一個特委會的組織中，破例地調動了周敦琬、鄭佑之兩位有威望的省委委員作助手。」程作了傳達之後，周、鄭兩同志緊緊地同文強握手，表示出特有的金石為開的友誼。

  四川省委對組建「川東特委」的工作非常重視。為了讓文強能在當時重慶的白色恐怖環境中更好地開展革命工作，特地為他配備了一個非常得力的領導班子。

  這個班子的同志，都是四川省當時資格最老、能力最強的領導幹部，他們中有的曾是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戰友。文強在班子成員的支持下，特別是得到鄭佑之的大力幫助，毅然挑起了「川東特委」的重擔。不久，文強又被任命為四川省委常委、代理軍委書記。

  為了更好地開展工作，程子健安排劉願庵書記烈士的遺孀，周敦琬同文強住在一起，假扮夫妻以掩護身份。可他們兩人在朝夕相處中，漸漸產生了愛情……

  鄭佑之與文強這位外鄉人、年輕的領導人一起工作，鄭沒有擺老資格，而是服從接受領導，主動默契配合工作，並感到相當愉快。當時，「川東特委」領導重慶周圍40餘縣的黨組織，同敵人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

  鄭佑之除了在「川東特委」擔任領導職務外，還擔任領導幾個打入敵營「內線」的聯絡工作。

  在重慶一片腥風血雨、霧霾滿天的惡劣環境中，新組建的「川東特委」舉步維艱。文強的主要任務是開展軍事鬥爭。而黨的幹部、特別是軍事幹部缺乏，成了文強面臨的第一大難題。鄭佑之就從宜賓調來一些幹部，協助「川東特委」做了大量的工作，才使重慶黨的工作一路艱難前行。

  1931年8月，文強得知黃埔軍校同期同學傅榮來到了重慶，他們又是同鄉同學，文十分欣喜。傅榮原是國民黨左派，在廣州「清黨」中被捕，坐過一陣牢房，出獄後回到湖南老家休養，得知文強在四川，傅就來到重慶投奔文強。

  傅榮到重慶時，只能找到文強留給家人的聯絡地址——重慶城裡周敦琬二姐家。周二姐就通過秘密聯絡方式，把傅榮來渝找文強的事通知了周敦琬。當周告訴文強這一消息時，令他喜出望外，考慮動員這位黃埔同學參加「川東特委」的軍事工作。

  那天，文強得到交通員送來的消息，知道傅榮住在重慶解放碑左營街附近的一家旅館裡。於是，文強便不顧天下著雷陣雨，匆匆冒雨前往聯繫。為了抄近道，他從駐地出發，一路沿著小河街往中山公園爬坡，這是一段很長的石級。當文強終於走出了公園的後門，再往前走就到了左營街。

  21軍軍部就坐落在左營街一號。而中山公園後門出口處，在「特委會」辦公的幾棟營房，在它的外側是一堵約五米高的石砌堡坎，在堡坎邊上布著一道鐵絲網。

  文強這天從左營街經過「特委會」的大門口外，偏偏碰到了特務沈天澤，他們兩人正好在大門口碰了個滿懷，沈認出了文強。沈曾是萬縣師範學校進步青年學生，還是一名共青團員，曾是20軍軍事政治學校第一大隊受訓學生。沈被捕叛變後進入「特委會」偵緝隊。

  沈天澤是在萬縣的一次大閱兵中，認識一身戎裝、身披綬帶的革命軍人文強的。當時文是沈心目中崇拜的偶像。沒想到那天在左營街沈發現了自己曾經的「文教官」「文大隊長」，就立即報告了「特委會」，致使文強當即被捕。

  文強被捕後，偵緝隊的特務並不知道文此時在重慶的真實身份，沈天澤也只知道文曾在川東參加過李家俊領導的一路紅軍。而李家俊起義的地區又是另一軍閥的防區，不屬劉湘的管轄範圍。因此，特務們對文強的情況了解甚少。

  文強從特務們對他的幾次提審中，明顯猜出了特務對他的情況了解不多因而文每次被審問時都堅定回答：「我自從一路紅軍失敗後，就厭倦了武裝鬥爭，一拍屁股就脫離了共黨組織。這次我輾轉秦嶺、來到巴蜀，好不容易來到重慶，只求謀生，別無他事。可我剛到重慶，還沒有找到事做，就被你們抓住了……」

  文強被捕後，鄭佑之馬上就通過「良心會」得到了情報。他就主動設法營救文強出獄。鄭佑之首先通過黨的聯絡員，通知打入敵營的余宏文、周榮芳、薛彥夫等人，請他們想盡一切辦法，儘快營救文強出獄。余宏文他們接到指令後，當即秘密展開營救行動計劃。

  特務經過幾輪審問，也沒有從文強的嘴裡問出一點有價值的情報。於是敵特就覺得從文的身上擠不出多少油水，便放鬆了對文的審訊，把他轉到巴縣大監關押。

  21軍「特委會」偵緝隊的特務們，哪能想到在他們內部，此時已經有人在為營救文強出獄進行著精心的準備。當文強還被關押在「特委會」的禁閉室候審時，鄭佑之就用苦心、冒萬難、頂萬險，想方設法營救文強。

  在當時險惡情況下，鄭佑之既不可能與文強會面，也不可能通信，只能通過一些秘密渠道，巧妙傳遞紙片。一天晚上，有人為文強送飯時，在饅頭裡包了一張紙條，當文嚼到紙條時偷偷地打開一看：「與敵周旋拖延時間，配合組織營救。」文強一看紙條上的字跡，認出是鄭佑之寫的。於是，他在後來的受審時，一口咬定「我已脫離共黨一年多了，這次是來重慶謀生的。

  文強被送到巴縣大監，關押在一間緊靠山岩邊的牢房裡。因為特務未從文口中撈到有什麼價值的情報，監獄也就沒有特別地對他進行「照顧」了，監警也把文作為一個普通犯人來監理。

  文強在監獄的一個多月時間裡，據他1983年刊登在《宜賓縣黨史資料》上的《我對鄭佑之先烈無限悼念中的回憶》文章中寫道：「鄭佑之為了營救我出獄，曾四次為我傳遞紙條」——

  第一次的筆跡接觸。我被捕後（是遇叛徒沈天澤的出賣）押解到特委會待審前，將我關押在一間斗室中，小窗外雨聲瀝瀝，室內燈光暗淡。忽見窗外有一人影，正注視間，從窗隙中塞進一紙片，上書「出賣叛徒沈天澤」。我將紙片嚼碎吞下，引以為慰，判斷佑之聯繫上了，紙片上的字跡，出自他沉厚的筆跡。但又默思，不識沈天澤為何許人（後經查明，是我1926年追隨朱德同志入川，於萬縣第二十軍軍事政治學校第一大隊受訓的學生，當年我是這個大隊的大隊長）。

  第二次的筆跡接觸。我被第二次提審前，一青年壯漢來我關押室內借檢查為名，在室內巡視一周，對外張望，轉身遞給我一紙團，未言其他就離去。展開紙團，上書「只知自邊區而來，不知其他。」我知是佑之筆跡，將紙團拋入口中嚼得粉碎吞下。也就體會到叛徒並不知道我居重慶的實狀，是提醒我再審時作好準備、我心泰然，對黨組織及佑之營救無量的感激！

  第三次的筆跡接觸。我被巴縣縣政府監獄關押約一月中，叛徒宋毓萍忽然來獄中與我談話，威脅利誘，花言巧語，大意是所謂奉勸我留著有用的生命，不要自尋死路。宋講劉願庵、穆青、李鳴珂、牛大鳴、鄒進賢等一批共黨頭目都一網打盡死了，省委已瓦解了，要我放明白些……還說到軍法處長李根固要見我。一切不咎既往，對你有所借重之處……他囉囉唆唆還談了許多。

  我一心想到黨對我的營救，我必鄭重其事，多找脫逃的機會，我用不著對來者批駁，凡事一笑置之。我聽了他單方面的說辭之後，我更了解叛徒們並不知我在渝的活動情況，證實佑之傳遞來的紙團所告屬實，也就有了對付他的把握。

  好在宋毓萍片面之詞談完後，即要看管的頭頭開門將我帶出，趾高氣揚地說是李根固處長有請。在一群叛徒特務的包圍之下，步行到了他們的巢穴。

  來到一間大廳中坐下，我稍加打量，即看出以宋毓萍、賀竹君為首的叛徒們，早已奉命安排好了企圖軟化引我上釣的布置，大廳中擺好了八仙桌，桌上擺好了茶點，一群不識的叛徒特務，團團圍繞我轉，問東問西，特別是宋毓萍笑面虎的神氣十足。賀竹君則自稱為黃埔學生來與我拉關係，我假裝連夜失眠，精神不佳，避免了對他們的冷淡。

  宋毓萍離開我外出少許又回來對我說，李根固處長因事不來相見了，要我與賀竹君出面代他設宴招待，還要陪你搓搓麻將牌……我只好笑笑，點頭表示感謝之意。他們見我如此冷淡，也就插不進話來，漸漸離座外出，我則靠在沙發上作休息之狀。

  一青年壯漢，為我送茶遞煙十分殷勤，看來是在監視我，又是在找機會來接近我，經過我仔細打量，認出是兩次塞過紙團者。他趁大家離座無人時，便低聲地向我說，「這群雜種還能活得幾天，您放心會有人打救的。」說完，轉來轉去仍作對我監視狀，並在為我斟茶時，放下一個小紙團在茶杯旁邊就走開了。我揀起紙團展開，上書「跑」字，濃墨沉厚，我知道是誰人所書，心更是泰然了，但又不知營救計劃怎樣？不免有些籌思以待了。

  第四次的筆跡接觸。是當日晚宴後，宋毓萍、賀竹君兩叛徒引我到南面的一間書房的房間裡搓麻將牌，在座的有我和宋、賀等共四人，與我對座的為一中年人，不曾為我介紹姓名，目光瞵瞵，對我察言觀色，看來是軍方所派的特務。宋、賀對此人頗為恭敬。我則慎言以對。

  我們搓了八圈麻將之後，已是深夜了，又是那位青年壯漢，為我送茶送煙，以足來碰我的腿，顯然是示意於我。我乃藉故離桌大便，並告知宋說，待大便後再奉陪搓下去。宋即分囑那位青年壯漢陪我到廁所。

  走出房外，外面下著淅淅瀝瀝的雨。我們來到廁所，那位青年壯漢他先入廁所里張望，見無一人才叫我入內。我正小便時，他塞進手拿出一個紙團，我展開「絲網已破」四個字。

  出廁所門時，青年壯漢用手指向破鐵絲網的方向，且示意我馬上逃之。我冒雨急步走進兩顆大梧桐樹下，把身掩在桐影下，放眼見高懸的鐵絲網已破一大洞，足可穿越而逃。我調頭向洞口一望，見破網之處加上壘起來的石牆，足有兩丈多高，又怎能下得去呢？急中生智，乃將頭上的鴨舌帽脫下，丟在地上，又脫下身著的陰丹士林布長衫，撕成了條條，打成疙瘩連結為繩，繩頭繫於鐵絲網上，迅速穿越而出，兩手緊握布條繩垂直而下，感覺有人在鐵絲網下幫助我……

  這次安然脫險，得助於黨的感召，得助於佑之四次紙片紙團及傳話指導的營救，既可看出他的周密計劃，也可看出他掌握情報的確實，連一分一秒的良機也不會放過，否則是難以如此運用之神的。我至今日，也不知青年壯漢同志為誰？（註：作者引用此文時，有刪減和略有修改）

  營救文強事件回放——

  當文強被關進巴縣監獄的牢房後，鄭佑之已從內部傳來的消息得知監獄情況，就立即安排唐大興同打入敵營的地下黨員聯繫，開展實施營救文強的行動。唐大興同兩個地下黨員利用夜間，在關押文強監獄房外，已經打了一個洞，但還沒有挖通到牢房……

  那天夜裡，他們從監獄傳出的消息得知：「文強與特務正在搓麻將」，隨即唐大興他們抓住這個最好的營救戰機，扔下挖洞的工具，立即摸到監獄的鐵絲網邊，把鐵絲網剪開一個洞。然後通過聯絡手段，向監獄裡發信號。

  唐大興他們把監獄的鐵絲網剪破之後，就藏身在鐵絲網岩邊下的樹叢中，潛伏等待著文強逃出來的身影。那夜正好山城下著瓢潑大雨，文強從廁所出來之後，只聽見嘩啦啦的大雨，監獄被大雨淋得鴉雀無聲。這時陪同文強上廁所的青年，向文示意趕快逃跑出獄。

  旋即，文強沖向了雨夜中的兩顆大梧桐樹，來到破開的鐵絲網邊，迅速鑽了出去。他脫下身上的長袍擰成繩索，攀爬過了二三米高的圍牆。與此同時，在監獄鐵絲網岩下的唐大興等人，用警惕的眼光探視著情況。

  唐大興發現有情況，他們立即躍身伸出大手，摟接從石岩上滑落下來的文強。文強被營救逃出監獄後，他們4人趁著雨夜，奔跑在山間叢林中，終於讓文強掙脫了敵人的魔掌，逃出了國民黨的虎口……

  文強被21軍「特委會」逮捕後，是四川唯一被成功營救脫險的中共高級領導幹部。在他之前和之後被捕的共產黨人，除去叛變者外，不是被敵人殺害，就是被判刑坐牢。

  文強被救出來後，因為「特委會」的偵緝隊員都認識他，不能繼續留在重慶工作，必須轉移外地。經文強、周敦琬與鄭佑之商量決定，文、周馬上離開重慶，先到江津隱蔽。

  當晚，周敦琬把手中的有關工作，全部交代給了鄭佑之，他們化裝成一對老人，由唐大興扮成挑夫，趁著月光趕到長江邊的一個隱蔽處，在那裡已經有一隻木船等候他們。

  文強越獄成功後，在重慶地下黨的護送下，逃到周敦琬的老家江津縣。因為江津縣當時並不是劉湘21軍的防區，而是另一個四川軍閥劉文輝的地盤。所以，文強他們抵達江津縣之後，才真正地鬆了一口氣。

  當文強、周敦琬逃離重慶後，「特委會」仍在四處追捕他們。文強已經不適宜在重慶工作了，因為「特委會」的那些特務都認識他。於是，「川東特委」的工作，就由鄭佑之接手。

  「川東特委」決定讓文強和周敦琬，立即到成都向省委匯報，並請示另行分配工作。於是，文強和周敦琬一同去了成都，找到當時的省委匯報。這時四川省委書記已經由程子鍵換成了羅世文。此時，新任省委書記羅世文，正在貫徹執行「王明路線」，堅決反對「右」傾路線。所以，羅世文聽到文強的匯報之後，就認定文強被捕後有「失節」行為，要給文強以「留黨察看的處分。

  對於羅世文的這種決定，文強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文強始終堅持認為當時自己身在獄中，完全是按照獄外地下黨組織的指示，為配合營救巧妙與敵周旋，拖延時間以利於營救行動。而自己的那些「假口供」並沒有涉及黨內機密，沒有給「川東特委」帶來一點損失。

  但是，文強的這種申辯，並沒有得到羅世文的認可。在後來的日子裡，文強與周敦琬又多次向省委申訴，仍然沒有得到羅世文的理解和信任，最後還是執意要處分文強。為此，性格耿直的文強不僅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還同羅世文據理力爭，兩個人的關係由此鬧得更僵了。

  後來，在文強拒不承認「錯誤」的情況下，羅世文居然代表四川省委，對文強作出了「開除黨籍」的決定。面對這樣的結果，文強一氣之下憤然離開了四川，歷盡千辛萬苦又逃回了湖南老家。沒想到就在他回到長沙的當天母親就去世了。此時的文強，就像一個在寒冬里迎風頂雪的孤兒，在他的身上心上又積壓著雪霜……

  料理完母親的喪事後，文強又秘密地前往上海，他要找到黨中央，找自己的老師周恩來申訴自己的冤屈。然而，他哪裡知道，就在他去上海之前，中共四川省委已經在給中央的一份報告中稱「文強已被四川省委開除出黨，望勿與之發生任何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