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展減租減息「兜米」行動

  大塔暴動又一次失敗了，但沒有讓宜賓農民革命運動「退潮」，反而激起了更高更大的波浪。

  鄭佑之雖然調到省委工作，可他一直分管領導、組織川南農民革命運動他經常以省委委員的名義到川南巡視，指導開展農運工作。一次，他在古柏召開會議，專門作了「二五減租」報告：

  「二五減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一項減輕佃農地租的土地政策。在舊中國，佃農向地主交納地租一般為全部農副產品總收穫的50%。在大革命時期，廣州國民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提出從原來的50%的租額中減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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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會議後，減租運動很快在宜賓農村形成了高潮。大塔農民在農協會的領導下，紛紛向地主提出減租減息要求，並把租谷扣留起來，地主如若不給減租，他們就不交糧。大多數地主已被蓬勃興起的減租減息鬥爭嚇住了，不敢出來向農民催租。

  唯有惡霸地主張子安，知道農民開展減租減息鬥爭，立即感到了農民要在自己的身上割肉，當然不干，故意尋釁，有意試試「鋼火」，偏與農協會作對。

  張子安親自出面召集當地幾家大地主，在大塔街上召開「七人會」，公開揚言「硬是不減租」。他一面主張請唐進思的國民黨軍來鎮壓農民，一面派出自己的大少爺，領著荷槍實彈的家丁，大搖大擺地去李家灣佃戶家中收租，去奪佃農向吉三的佃，強迫其搬家。

  鄭佑之得知這些情況後，立即從江紹輔的大隊裡召回唐大興，指派唐帶領幾十人去攔截張大少，當場打跑了張的家丁，並把張大少押到赤衛軍指揮部關起來。

  為此，當地有人就編出一首歌謠——張子安，他家內，開過不止一次會；回回會，都說殺，不殺農民心害怕。

  這樣一來，張子安慌了手腳，四處央人說情，專門請江紹輔出面調解。江就對唐大興說為了大局，從長計議，還是先把張大少爺放了。

  在江紹輔的調停之下，唐大興就把放張子安兒子的事，向鄭佑之作了匯報。鄭同意江的看法，也就讓赤衛軍放了張大少爺。

  張子安的兒子從赤衛軍中放出來了，交由江紹輔帶回張家，並迫使張子安同意「二五減租」。因此，在江的主持下，邀請「雙方代表」到斑竹林舉行談判。農民協會派出曾特生、唐大興和江的手下樊振聲等人到斑竹林，與張子安的人進行談判。

  樊振聲告訴對雙方代表說：「江大隊長叫大家不要盲動急躁，應估計自己的力量，如能趕快平息下去尚可挽回，如果造成武裝衝突，雙方都難免出現流血死人的局面。」

  「那我們就不給張子安作鬥爭了？」曾特生問。

  樊振聲回答說：「按江紹輔的主張，請你們稍緩一步，從長計議。」

  曾特生說：「這是廣大群眾的要求，現在我們掌握不住，他們的態度很堅決，非達到目的不可。」

  樊振聲問農民協會代表有什麼要求？

  曾特生回答：「根據群眾的意見，（1）大家提出減租三成，一粒不少；（2）佃戶不給地主送租，如送租必須付給工錢；（3）地主所有槍械，民團的槍械全部交給農民協會掌握。」

  樊振聲聽後說：「第一、二個問題不大，也許調停，可能得到較好解決；第三個問題嗎，恐怕做不到，我要回去同江大隊長商量……」

  曾特生、唐大興他們來斑竹林時，後面還湧來了很多群眾，圍在外面聽消息。當他們知道「談判」的結果後，便吼起來：「做不到算了，有啥商量頭！」霎時，呼聲四起：「衝過去！」

  談判結果，由於雙方在減租的成數上意見分歧，未談成功，群眾異常氣憤。大塔農民協會組織起200多人，持棍執棒，到大塔街上遊行示威：「搞好減租減息運動！同地主老財作堅決鬥爭！」

  張子安面對狀況怕難以收場，不得不當眾宣布減租減息，不奪佃了。其他地主雖然心有不甘，也只能壓在心頭，生怕因奪佃得罪農民協會，自己遭殃。

  在推動「二五減租」的運動中，雖然沒能根本解決土地問題，但在政治上動搖了封建統治，在經濟上削弱了封建剝削，農民不僅得到了經濟實惠，而且增強了自己的政治優勢，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積極性。這是在民族戰爭的條件下兼顧農民和地主兩方面利益，把堅持統一戰線和解決農民問題，恰當地結合起來的舉措。

  這一年，整個大塔鄉沒有一戶農民被地主奪佃、搬家的，男女老少終於揚眉吐氣，過了一段時日的安穩日子。對此農民唱起了鄭佑之編寫的歌謠——

  大塔壩，千人怨，張氏地主要橫蠻。

  農協會，對著幹，專為窮人來申冤。

  反加租，反奪佃，貧苦農民好喜歡。

  四川省委根據當時革命鬥爭形勢的需要，鑑於鄭佑之調到省委機關工作宜賓中心縣委書記周榮芳、縣委委員余宏文等已轉移去外地隱蔽，決定由田玉龍、蔡濤主持工作。

  這年宜賓縣久未下雨，旱情嚴重，夏糧必定減產。而地主豪紳、做米生意的奸商趁機抬高米價，囤積居奇，等待高價出賣，牟取暴利，以致市場上沒有米糧出售。缺糧的農民想方設法湊點錢上街買米充飢，可是根本買不到米。

  為了解決農民的饑荒問題，度過時艱苦難日子。鄭佑之就同中共宜賓縣委書記田玉龍、縣委委員蔡濤等人，一起精心策劃，組織當地農民在觀音、大塔一帶開展了減米價和「兜米運動」……

  一日，在縣委書記田玉龍領導下，觀音黨組織一方面組織1000餘農民示威遊行，指揮遊行隊伍包圍駐軍，要求地方當局鳴鑼減米價。一方面選派10餘名農民代表，趁趕場天找團總廖登銀和鄉村警衛隊長鄭恆輔，到團防局的禹王宮茶館裡談判。

  在談判中，農民代表歷數地主抬高米價，奸商囤積居奇，致使市場米糧無賣，價格暴漲的罪惡，並提出三點要求：（1）制止米價上漲；（2）農民協會派代表監督市場糧價；（3）開倉濟貧。

  廖登銀、鄭恆輔欲站起身來解釋申辯，但看見聚集的農民越來越多，心裡發慌，無言對答。鄭恆輔想威脅談判的代表，從懷中摸出手槍說：「鹽米之時價，哪有估倒減的，大家趕快散開，不然我就開槍！」

  一個農民談判代表，順勢把鄭恆輔手中的槍奪了過來，在四周圍觀的農民群眾齊聲高喊：「減米價！開倉濟貧！」

  這時，從縣裡來觀音的提款委員卞斌臣奔出團防局，站在團防局門口朝天打了兩槍，企圖嚇退農民隊伍。

  禹王宮茶館外，圍觀談判的群眾一聽槍聲，他們轉身就跑，頓時秩序大亂。在茶館裡的人爭先恐後地往外跑。茶館門口有幾級石梯，石梯下面有一條露天水溝，這段小路只有一條不足80厘米寬的小道。

  跑到這裡的人擁擠不堪、水泄不通，有人就跌倒在水溝里。而後面蜂擁跑過來的人，紛紛倒進了水溝里，你踩我、我壓他、人如泥，釀成踩死14人，踩傷5人的重大事件，以致談判的事就此打住。

  與此同時，李場域內大塔鄉鄉長張玉如，夥同張子安、梁保三等豪紳奸商，操縱糧食市場，在李場大田碥、小塔灘等處設倉囤積大米，外運銷售牟取暴利，致使本地市場少米而無米出售，幾天之內1斤糧價由原來1個銅板漲到8個銅板，害得當地窮人饑寒交迫，無糧下鍋。

  為使貧苦人渡過難關，縣委委員蔡濤帶著唐大興等人，前往大塔組織「兜米」行動。在這之前蔡濤專門派唐大興去同江紹輔取得聯繫，並達成默契之後，由唐大興組織大塔的黨員、農會骨幹羅相廷、劉德培、劉德厚等人，在叫化坪召開秘密會，決定由唐大興率隊去小塔灘「兜米」。

  會後，他們立即發動組織200多人馬，趁天黑抵達大小塔灘。唐大興率先帶領一隊人馬，衝到糧庫控制了糧食保管員，隨即指揮參與「兜米」的數百名貧苦農民，趁機把大小塔灘糧倉打開，把倉庫的大米兜走。

  事發後，張玉如即派鄉丁抓走羅相廷等5人，並對他們進行毒打。為營救被抓的農民骨幹，原李場、馬場、大塔等鄉農民協會便集合一批群眾同張玉如展開鬥爭，組織示威遊行，高呼「打倒土豪劣紳張玉如！打倒操縱糧食的罪魁禍首！」等口號。

  在群體的眾怒聲中，張子安因有「前車之鑑」，不敢跳出來阻止農民的「兜米」行動。張玉如等米販子也不敢與農民貿然發生對抗，只好跑去找控制當地武裝力量的江紹輔周旋。

  江紹輔即出面召集雙方進行調解。江紹輔見農民來勢不小，且農民代表又當作地主的面，要江「放糧救命！」

  江紹輔覺得「放糧救命！」自己既無法向上司敷衍，又不好向地方勢力交代，就強裝發脾氣、拍桌子：「你們這些窮人，真是餓瘋了，敢組織人來『兜米』，這種行為今後如再發生，我就絕不輕饒！」然後，江對農民說：「你們兜人家的米，還有王法沒有？趕快回家拿出來還了。」

  農民齊聲回答：「我們已吃完了，沒有米還。」

  江紹輔就笑著對張玉如等米販子說：「這些窮光蛋飢餓荒了，他們把米全部都吞進了肚子裡，拉出來的只有屎了，已經退不出米來了，你們就發發善心，算是救濟窮人做了一個好事吧。否則，那些窮瘋了的人又弄出個暴動來，你我都吃不了只能兜著走，遭殃的還不是你們這些有錢人。」

  張玉如等米販子，聽了江紹輔這麼一說，自己又沒有別的辦法，雖然身如割肉，心在吐血，也就只能自認倒霉。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宜賓縣黨組織在鄭佑之的領導下，全面發動農民協會，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分糧食、分牲畜和減租減息等運動。

  宜賓縣境內的農民協會、赤衛軍、游擊隊的活動遍及20多個鄉鎮，近500個村、打土豪100多戶次，收繳糧谷50多萬公斤以上，衣物6000多件，牲畜1100多頭，現銀100多萬元，並全部分給當地窮苦百姓，或用於武裝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