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援藏記事

  上海市第一批援藏幹部，他們在「援藏」期間，曾經記錄下許多內涵豐富、感人肺腑的事跡，寫下許多在雪域高原的精彩見聞、身體力行的深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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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西書記

  上海市第一批援藏幹部、亞東縣委常務副書記鍾傑，發表在《高原1000天》的書中寫道——

  「太陽和月亮是一個媽媽的女兒，她們的媽媽叫光明；藏族和漢族是一個媽媽的女兒，她們的媽媽叫中國，叫中國……」每當我唱起這首膾炙人口的藏族歌曲時，扎西書記的形象就會浮現在我的眼前。他是我最早認識的藏族同胞，是他教我學會了這首歌。

  扎西書記60年代畢業於北京中央政法幹校，一米八的高個子，體重足有200來斤，筆直的腰杆，寬厚的肩膀，黑紅的臉膛，濃密的雙眉下，一雙大眼炯炯有神。記得1995年5月25日我剛到亞東的那天，在盛大的歡迎會上，他流利地用標準的普通話致了熱情洋溢的詞，還向我們解釋了他的名字——「扎西德勒」的「扎西」——「吉祥」的意思，給我們7位上海援藏幹部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以後，隨著工作的深入，在與當地幹部、群眾的交往中，我又聽說了許多有關扎西書記的傳奇故事。

  有一年大雪，車子被堵在野外，進退不得，為了趕回縣裡指揮抗災，他帶著駕駛員在齊腰深的大雪中連滾帶爬地前進40餘公里，安全返回縣城。1995年3月，他帶領公安、民兵緊急出動，一舉擒獲了8名非法入境的武裝分子。在關鍵時刻，他總是沖在最前面……

  一位藏族阿媽拉對我說：「扎西啦（啦是藏語中的敬稱）比藍天中的雄鷹還要勇猛，似冰山上的雪蓮一樣純潔。」

  我倆的辦公室門挨門，住的地方相隔也不遠。工作之餘，他常來我的宿舍坐坐，噓寒問暖。每隔一段時間，他就會提來一兜自家雞下的新鮮雞蛋給我們；每年，他家的黃李子掛滿枝頭時，他總是親手摘下幾籃給我們嘗鮮；每次我去他家串門，他總是為我端上又香又濃的甜茶，捧上新鮮的奶渣。

  那年扎西53歲，比我整整大24歲，工作中我們是好同事，生活中是忘年交。在與扎西書記的交談中，我了解了許多藏民族的歷史、文化、風俗習慣，發現他對亞東的山山水水了如指掌，對黨和人民有著深厚的感情。在他的言談中，我還熟悉了許多不同時期在亞東工作的「老西藏」形象。每當談到他們時，扎西書記就顯得特別激動：「他們為亞東人民奉獻了青春和愛心，我們這批幹部全是靠他們手把手帶出來的，真想再見見他們。」談到高興時，他便用漢藏兩種語言輕輕地唱起他最喜歡的歌「……藏族和漢族是一個媽媽的女兒，她們的媽媽叫中國……」

  1995年11月9日，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雪覆蓋了整個亞東縣城，全縣平均積雪達80厘米以上。隨即全縣交通阻斷，通訊癱瘓，供電中斷，直接死亡10人，牲畜損失過半。壞消息接踵而至，大家心急如焚。

  這是一場百年未遇的特大雪災，打通全縣對外的唯一通道——日亞公路，確保這條「生命線」的暢通成了當務之急。扎西書記自告奮勇擔起指揮「鏟雪通路」的重任。經過幾天奮戰，養護段的推土機推進到了距縣城25公里開外的「篝」道班，由於前方坡陡崖深，5公里左右的路段被大小十多處雪崩堵得嚴嚴的，最高處達5米多。

  面對這高高的雪牆，推土機手一籌莫展。縣裡緊急動員，機關幹部、沿途鄉鎮群眾一齊出動，要用人力在雪牆裡挖開一條通道。當我從康布鄉返回，加入鏟雪隊伍時，人工鏟雪已進入第5天。在一處大雪崩前，我見到了扎西書記，他剛從前方探路回來，由於一直在雪地里奔波，臉上曬褪了一層皮；雖然氣溫已降到了攝氏零下30多度，額頭上還是滲出顆顆汗水。

  「康布的情況怎樣？」扎西書記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聲音有些嘶啞。「死難者的屍體已找到，各項救災措施已得到落實。」我答道。

  「好！你們援藏幹部情況不熟，一定要注意安全，別把身體搞垮了。」扎西書記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又忙著指揮隊伍去了。聽同志們說他這幾天經常腰部疼痛，有時腰都直不起，然而誰要是勸他下去休息，他就會跟誰發脾氣。

  經過整整16天的奮戰，路終於修通，各種物資源源不斷地運進了亞東，但扎西書記的身體卻明顯地垮了下來，臉色發黃，體重急劇下降。限於縣裡的醫療條件，一時難以確診。我們勸他去拉薩治療，他總是說災情尚未解除，縣裡工作忙，仍堅持在抗災第一線。不久，他終於倒了下來。經自治區人民醫院診斷，他患的是胰腺癌，已無法手術，醫生說扎西書記的生命最多只可延續3個月。

  我們再次見面時，簡直認不出扎西書記了：皮膚蠟黃，肌肉萎縮，體重降到了90多斤，只有那雙大眼睛依然剛毅有神。每當我去探望他時，他總是關心地問起縣裡的工作。當聽說全縣生產和人民生活恢復得很快，抗雪救災工作得到地委、行署充分肯定時，他的臉上浮現出笑容。

  扎西書記的床頭堆滿了各類報紙和書籍，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學習心得體會。有時，他會從報上的一篇文章出發，談出許多自己對亞東進一步穩定發展的設想。他太愛養育自己的土地和人民了，把事業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全然不顧死神正在敲門。

  轉眼3個月過去了，儘管死神殘酷地肆虐，使扎西書記的健康日益惡化，但在精神上並不能將這條剛強漢子摧垮。記得有一次他躺在床上對我說：「你們來了以後，亞東的變化很大，等援藏結束時，我要好好送送你們。」我強忍淚水，用力握了握他的手。

  1997年5月28日，援藏剛滿兩年之際，不幸的消息終於傳來。當我趕到病榻前，扎西書記已進入了彌留狀態。「鍾書記來了」，有人貼著他耳邊告訴說。他微微睜開了眼，抽動著嘴角想說什麼，可聲音已經發不出了。

  我握著扎西書記那枯瘦的大手，10個多月來強忍的淚水不禁奪眶而出。他的妻子次仁曲珍流著淚告訴我，剛才扎西書記說了三句話，一是感謝共產黨的多年培養；二是要妻子為黨和人民好好工作；三是要把兩個兒子教育好。這就是一位黨培養的藏族幹部的臨終遺言。我再次俯下身子，按藏族習慣將自己的額頭與扎西書記的額頭緊貼在一起。

  3年的援藏經歷，使我得到了鍛鍊和啟迪，有些事令人終生難忘，扎西書記的形象一直銘刻在我的心中，有時我會感到，他化作了雪蓮，在雪山冰川上含笑怒放；他變成了雄鷹，在雪域高原振翅飛翔……

  夜宿帕里

  上海市第一批援藏幹部、亞東縣副縣長徐建國，發表在《高原1000天》書中寫道：

  進藏的第一個冬天是在亞東縣遭受百年未遇的雪災之中度過的。

  記得1996年春節前夕，我為辦理亞東神峰商貿公司與縣養殖場項目去拉薩出差，當我們圓滿完成任務，滿懷喜悅回亞東過春節時，在距縣城50多公里的帕里鎮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煩。

  當時，我們的小車正離開帕里鎮匆匆向前行駛，兩位藏族同胞突然拉住了我們的車子，並用藏語與我們同行的藏族幹部焦急地談著，意思是說前面唯一的通道已被山上刮下來的大雪淹沒，而且風勢越刮越猛，若冒然前進，後果不堪設想。因為在這之前，有兩位邊防戰士夜間在雪地行走迷失方向，被活活凍死；另有兩名戰士因嚴重凍傷，不得不做了高位截肢手術。

  面對這些情況怎麼辦？同行的10人意見不統一。藏族幹部因已出差10多天，急於趕回家過年，可謂歸心似箭；漢族幹部則擔心帕里鎮海拔高，氣候惡劣，住宿帕里太難受，但又不願冒險回縣城。於是，我召集大家在鎮政府招待所就進留問題開一個緊急會議進行商量，最後形成統一的意見：設法摸清通往縣城的道路情況，確保人車安全。

  亞東縣的電話是手搖電話，我們花了很多時間才打通了縣委書記家的電話。當時氣溫很低，打電話時，嘴裡噴出的熱氣瞬間就結成冰霜。50多歲的老縣委書記對我們匯報的情況十分重視，也對我們當時的處境十分擔心，並明確指示：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千萬別冒險前進。晚上11點多，縣城方面來電話告知：道路情況不明，盲目前進十分危險。此時此刻，我們只能選擇一條路——夜宿帕里。

  帕裏海拔435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建制鎮。中央電視台曾在這裡拍攝過《距太陽最近的鎮》的專題電視片。這天晚上氣溫零下30多度，當我們決定夜宿帕里鎮時，鎮領導也已接到縣委書記的電話，用最高規格接待了我們：一包方便麵權作晚飯，一袋干牛糞用作烤火取暖，一盞汽油燈用以照明，伴我們度過難忘的長夜。

  我們一行10人圍坐在燒乾牛糞的鐵爐旁，享受著爐火的溫暖。由於晚上氣溫太低和高海拔的原因，我們的腦袋在發脹，身子在發抖。可能是不習慣喝奶茶及一路上著涼的原因，許多人都拉肚子了。我冒著嚴寒，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多次往返雪地。

  望著鵝毛般的雪花，想得很多很多……想到此時的上海，有多少人家團圓而沉浸在幸福的喜悅之中，有多少人家正在為歡度新春佳節而忙碌，想到遠在萬里之外的父母妻女……我情不自禁地潸然淚下，但轉而想到肩負著家鄉父老援藏的重託，肩負著光榮而又艱巨的使命，在藏工作本身就是一種奉獻，惡劣的自然環境和艱苦的工作環境對自己也是一種考驗和鍛鍊，也是一次再成長。成長是一種喜悅，是一種痛苦，也是一種奮鬥。

  第二天雪還在不停地下，風還在不停地刮，但白天行車總比晚上要好一些。今天能否安全抵達縣城，這是我們一行共同擔心和焦慮的話題。因為通往縣城的唯一通道根本沒有車子調頭的餘地，若不能前進則也無法後退，況且許多路段已被雪災所毀壞。

  那天，正好駐亞東的邊防部隊有兩輛拉年貨的車也被堵在帕里鎮，所以部隊一大早就派來了鏟雪的推土機。我們的小車跟在推土機後面緩緩行駛，但是推土機只能推掉表面的積雪，而積雪下是堅硬的冰。為了安全，我們不得不經常停下用鐵鍬剷除路面的結冰。

  在茫茫的高原雪地里，不用說體力勞動，就是站著呼吸都十分困難，然而我們憑著堅強的毅力，與惡劣的氣候抗爭。經過大家團結拼搏，儘管行駛的速度緩慢，但總是在前進，車子在蜿蜒陡峭的山路上來回盤旋，隨時都有因雪崩而車毀人亡的危險，平時只用1小時就能到達縣城的路足足行駛了10多個小時。

  當夕陽西下時，我們總算平安抵達縣城。此時的縣城，藏族同胞正在為歡度春節和藏曆年而忙碌，而留在亞東的3位上海援藏幹部，都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在雪域高原過年。這年怎麼過？大概是酸甜苦辣一應俱全吧。

  夜宿帕里，終身難忘。一路艱險，時常浮現在眼前。

  藏鄉婚禮

  上海市第一批援藏幹部，時任亞東縣副縣長潘棟樑，曾寫了這篇《藏鄉婚禮》日記——

  進西藏一年多了，還沒有機會參加一次藏式婚禮。早就聽人說，藏族多姿多彩的習俗中，婚禮也是一絕。

  直至1996年10月中旬的一天，我早上走進辦公室，看見桌上放著一張鮮紅的請柬。原來是西藏自治區建設銀行行長瓊卓瑪邀請援藏幹部參加她女兒的婚禮。

  吉日那天風和日麗，蔚藍的天空飄著幾朵白雲。我們幾名援藏幹部結伴而行，跨過潺潺的亞東河，穿過坑坑窪窪的山間小道，來到一座藏式結構的院落，那裡一派喜氣洋洋：正門口掛著大紅燈籠，院子中間放著「切瑪」。

  所謂「切瑪」，就是在木製的長方形「缽」中，放著青稞和酥油糌粑，上面插有兩塊畫滿圖案的木牌，表示太陽和月亮；糌粑的上面插著麥穗以示五穀豐登；青稞的上面插著一朵山花或用酥油捏成的花，以示吉祥美麗。

  主人家站在院中央向客人獻「切瑪」，免不了「三口一杯」青稞酒。過了第一關後，我急著要看新房的布置，主人見我們心誠，就破例讓我們參觀，按照慣例一般是不准先看新房的。房中的所有物品全是新的，藏式的柜子，藏式的床、椅，紅綢被子疊放得整整齊齊。

  另外，還有幾件具有現代氣息的高檔品——收錄機和自行車。房間的中央不像內地人掛著花花哨哨的佳人月曆，而是端端正正地掛著毛主席像和一根哈達。主人說，這是教育兒輩，翻身不忘共產黨。

  藏鄉婚禮一般要舉行3天。長者告訴我們，這些隨嫁品都是提前一天從男家接來的。因為瓊卓瑪家是大女兒辦喜事，按藏族習慣，長女要坐家招女婿；將來二兒子要出門當人家的女婿。這種習慣多少帶有「母系社會」的痕跡。由於我們不知道第一天還有迎親的節目，沒見到當時熱烈隆重的場面甚感遺憾。

  聽人大副主任群培介紹，藏族迎親時，男方先要派出能說會道的「噶爾東」（媒人），迎接新娘的「巴薩」（伴郎）和「朗朗」（伴娘），還要有兩名親戚。通常新郎不到女家迎新娘，但現在也有例外。在迎親途中，男方家人要處處小心，儘量避免挑剔的女方家人。萬一女方家人有意找碴，男方家人要趕緊賠禮道歉，敬錢獻物。

  一路上，男方家人還要根據路途特點，向女方家人獻三道酒，每次敬酒時都要說盡好話，才能讓「趾高氣揚」的女方家人高興地接杯暢飲。

  據介紹，瓊卓瑪家迎接的雖然是新郎，但也與迎新娘一樣。按藏族禮節，婚禮期間出嫁的一方客人，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威。

  等我們一行步入大堂時，男女雙方的家人已坐在主人席上。新郎、新娘坐正中，依次兩邊坐著各自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結婚儀式由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或幹部主持。這次婚禮由亞東縣委書記次仁塔傑主持，縣委副書記多吉當證婚人。

  當主持人和證婚人講完祝詞後，雙方的親朋好友排隊依次上前，恭賀新婚並送上賀禮。送禮時，先向新郎、新娘和雙方父母兄弟獻哈達，然後送禮品。禮品中有羊、干牛肉、青稞、酥油、衣物等。

  我們按上海的習慣送上一份紅包。敬獻哈達和送禮都在統一時間、大大方方地依次相送。絕不像內地人送禮時，大多避人眼目，悄悄地朝主人家兜里一塞。祝賀送禮一般要持續一個多小時。

  送禮畢，主婚人會安排幾名歌手和侍酒女以優美的旋律唱《吉祥歌》。歌詞的大意是：「藍藍天空彩雲飄蕩，吉祥啊，燦爛的霞光；巍巍雪山銀輝閃爍，吉祥啊，雄鷹在歡唱；美麗山村喜氣洋洋，吉祥啊，俊俏的新娘；酒烈情濃，歌舞飛揚，吉祥啊吉祥。」歌的下半段是眾人和唱的。

  接著，瓊卓瑪行長的表妹又唱了一首讚美民族團結的歌：「太陽和月亮是一個媽媽的女兒，她們的媽媽叫光明；藏族和漢族是一個媽媽的女兒，她們的媽媽叫中國。」

  歌聲嘹亮，感情真摯，緊接著每人一首歌、一杯酒，主人向所有來參加婚禮的人們敬酒。

  那天晚上，大家載歌載舞痛飲狂歡，通宵達旦。時至半夜，我看看建國和建宏已有些醉意，凱豐已在嘔吐，我因為偷偷倒掉幾杯，尚未躺下。

  殷勤好客的主人以為我酒量大，特邀兩位能喝的壯年男子輪番敬我。我們看看不行，想溜之大吉，一到門口卻被兩位彪形大漢擋住大門，非要喝下一大碗白酒才能放行。我心中暗想，他們莫非把我們當成了武松。等連拉帶灌地每人喝下一大碗白酒後，我們幾個人都已東倒西歪。至於後來是怎麼到家的，我一點兒也記不起來了。這也是我長了這麼大第一次嘗到了喝醉酒的味道。

  第二天中午，我還未起床，幾位藏族幹部來敲門，並帶來了瓊卓瑪行長全家對上海「奔布拉」（幹部）非常滿意的口信。

  難忘則里拉

  上海市第一批援藏幹部、時任亞東縣政府辦公室副主任兼貿易局局長劉建宏，對則里拉有獨特的感受：

  「拉」在藏語裡是山口的意思。亞東因其地處邊境，分別與不丹等國接壤，因此對外山口通道多達43條。則里拉是其中一條通往邊境的山口。邊防部隊某部就駐守在這個山口。1997年「八一」建軍節前夕，我有幸隨縣慰問團去了一次則里拉。

  從縣城駐地下司馬鎮到則里拉全程約有50多公里。早晨7點，我們一行在部隊朱副參謀長的陪同下，滿載著新鮮蔬菜之類的慰問品驅車出發了。駛離縣城10多分鐘，汽車開始繞著盤山大路緩緩上升。行程15公里，到達一個叫茶水站的地方，此時的海拔高度已從縣城的2800米升至3300米。該部隊的一個供電部門駐紮在這裡。

  剛下車，就見一名戰士面帶微笑，從10多米遠的屋裡飛奔過來，然後是立正敬禮。經朱副參謀長介紹，知道他姓梁。很不湊巧，這裡其他的戰士都去打柴了。帶著未能見到其他戰士的遺憾，縣長俞凱豐向梁同志送上了慰問品，敬獻了象徵吉祥如意的哈達，並請他代向外出的戰士們轉獻哈達。隨即，我們一行繼續上路。

  沒來西藏以前，總以為西藏除了察隅能看到青山綠水的景觀，其他地方似乎就是光禿禿的山。到西藏後才知不然，亞東就是一個例外。從車內向外眺望，只見山澗水溪在千奇百怪的山石間蜿蜒流淌；原始次生林鬱鬱蔥蔥覆蓋四周山巔。如果單從照片上看，你確實很難相信這也是西藏。約莫行駛40公里，來到了托加，海拔高度也上升到3700米。

  這裡已是軍事禁區，一般人不允許繼續向前。因為事先得到通知，這裡的部隊首長——一位濃眉大眼、中等身材的四川籍軍人已等在路邊，略經寒暄，他便坐上我們的車子，通過檢查站往則里拉駛去。

  從托加到則里拉有10公里路程。由於種種原因，山上的邊防部隊沒有配車輛，每次上山都得步行二三小個時；到了冬天大雪封路，那就需要四五個小時才能到達。我說了一句：「那簡直是太辛苦了。」「誰叫我們是共和國的軍人，既然穿上這身綠軍裝，就不在乎這些。」四川籍首長淡淡地回答。

  隨著海拔的不斷攀高，挺拔的原始次生林已難以覓見，取而代之的則是一些高山草甸、野杜鵑之類的低矮植物。路邊一株株開著白色球形狀花朵的高山大黃，既像是一盞盞高腳檯燈，更像是一位位站著的哨兵。

  經過近3個小時的行駛，我們來到了海拔4300米的則里拉。從車窗望去，戰士們已聚在一塊空地上等待著我們的到來。相距約50米時，只見戰士們一個個像孩子般似地歡呼雀躍起來，揮舞著雙臂，叫喊著「歡迎」。那情景是我很久未曾見過的。

  雖說是7月的夏季，然而一下車，我還是感到一股陰冷的寒氣直刺骨髓，不禁打起寒戰。但僅僅是瞬間，戰士們的一雙雙大手伸向了我們。此時此刻，我分明感到的是溫暖，是火一般的滾燙，不再有絲毫寒冷。我已被戰士們的熱情所感動，所融化。

  應我們要求，首長陪我們去哨所看望戰士。從下車到1號哨所，拾級而上只有150多米，卻走得讓人幾乎喘不過氣來，中途停頓3次。置身哨所，只見四周雲霧繚繞，群峰時隱時現，一時竟難辨是雲在飄還是人在飛。在一間20來平方米的屋子裡，住著哨所的幾位戰士，屋子中間擺放著兩隻燒得通紅的電爐，幾位戰士正圍坐著取暖。

  在與一位河南籍的戰士交談中，我獲知他當兵兩年多竟沒有下山一次，於是問道：「想不想下山看看？」「當然想！可惜沒有機會。我們這裡一年中有半年封路，一封路就很難見到下面上來的人。」說來也巧，在這遙遠的西南邊防哨所，我居然還能遇到一位江蘇籍的大老鄉。他是話務兵，與我們同一年進藏。

  大老鄉告訴我，本來今年他要退伍了，可是因為部隊需要走不了，還要多留一年。我問他：「苦不苦？」他笑著回答說：「習慣了，要說苦，我們還比不上詹娘舍哨所艱苦。」他指著對面的山峰說：「詹娘舍哨所在山背面，從這裡走上去要4個多小時。因為沒有路，所有給養全靠人背上去。」聽著他的一席介紹，我心中不禁油然升起一股敬仰之情。

  從哨所出來，我順著石階而下，忽然驚奇地發現：在每一級台階的兩旁都有一盆用空罐頭桶栽著的花草，而且順路看下去，在下面空地的南山坡上，還有一幅用草皮修剪而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地圖的四周被用紅油漆刷過的空罐頭桶所連接。最醒目的是地圖上方用空罐頭桶組成的5個紅色大字：「祖國在我心中」。

  望著這一切，誰能說我們的戰士不是世界上最懂得美、追求美的人？

  短暫的慰問活動就要結束，當我們向戰士們敬獻哈達，說聲感謝，話聲道別時，戰士們卻異口同聲地喊出了：「請祖國放心！請人民放心！」這是發自肺腑的聲音。也許是被這場景所感動，也許是被戰士們的精神所感動，我竟流出了眼淚。

  車子開始驅動，但戰士們依然沒有散去，一直到望不見。回程路上，一輛輛軍車滿載著柴火正向則里拉駐地駛去。首長告訴我們：這是為過冬準備的生活用柴。

  望著窗外漸漸遠去的山和草木，我頓時感到：則里拉的山是美麗的，則里拉的草木也是美麗的，然而最震魂撼魄、讓人叫絕讚美的要數我們的戰士！想想他們，自己又算得上什麼！

  難忘則里拉！難忘共和國的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