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閥們的奮鬥

  民國軍閥的興起，還和當時「軍事救國」的思潮有關。他們的墮落，也表明了該種救國思路的失敗。

  民國軍閥孕育於晚清的新式陸軍之中，而非同軍閥前輩們那樣是赤手空拳搏殺出來的。北洋系統的各派軍閥自然不必說；陸榮廷、張作霖等人是被招安的土匪，由此當上了清朝正規軍；滇系、晉系等則脫胎於編練的地方新軍。晚清政府高度重視新軍。中國一再輸給西方船堅炮利的軍隊，開始痛下決心要進行軍事近代化。人們將「軍事救國」作為救亡圖存的良藥。越到後期，清朝對近代軍事和火器的引進就越多。到末期更是高度重視新式陸軍的編練，對培養新軍軍官的軍校也關照有加。各省都計劃編練兩鎮新軍，興辦陸軍小學。當時主辦新式事務的一批人，自身素質過硬，又有革新強國之心，把軍校辦得有聲有色。許多軍閥當時都是軍校的年輕學子。

  李宗仁就是廣西陸軍小學的學生。他回憶：「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廣西陸軍小學第二期招生，我和十幾位同學到桂林應考，這期取一百二十餘名。」陸軍小學因為是新創辦的官費學堂，待遇甚優，學生除供膳食、服裝、靴鞋、書籍、文具外，每月尚有津貼以供零用。加以將來升學就業都有保障，所以投考的青年極為踴躍。報名的不下千餘人，而錄取的名額只有一百三四十人，競爭性是極大的。

  陸軍小學的學生，按照成績優劣，各有月薪。這份薪水，在生活艱難的晚清，對普通人家子弟非常有吸引力。比如，前述的黎元洪，就靠這份薪水養家。

  廣西陸軍小學修業三年為期，既有軍事訓練，又有文化課的教育。軍校教官、隊長對學生的約束管理很嚴格。廣西青年徐啟明入學時一百二十多名同學，畢業時淘汰了四十多名，只餘八十名畢業，考核的嚴格可見一斑。學生們讀書訓練也格外用功。根據徐啟明回憶，廣西兵備道莊蘊寬對陸軍小學極關心，常來巡視，拿起學生名冊親自點名問話，記得第一次點到其鄰座的黎元表同學，黎年輕英俊，氣宇不凡，莊蘊寬忽然問：「你是哪一縣？」黎答：「我是陽朔縣人。」莊蘊寬隨即贊其「果然一表人才」，傳為佳話。

  清朝在北京、南京和武昌建立了三所陸軍中學，挑選各省陸軍小學畢業生中的優秀分子入學深造。廣西陸小畢業後，徐啟明轉入武昌的第三陸軍中學繼續學習。據他回憶，陸軍中學普通課程相當於今日大學程度，對普通科學極為重視，軍事課程有基本的四大教程——戰術、兵器、築城、地形。「除了數學外，我都毫無困難，大代數微積分相當深，學起來有點費力。」徐啟明在武昌參加了辛亥革命，民國建立後繼續深造。「1912年我進入清河陸軍預備學校。教官（文化）程度很高，教學認真，對學生要求也很高。一般學生對軍事主要課程和數理科有點吃不消。我們要學解析幾何、三角、微積分、大化學、物理等，同學中應付不來而發狂者有四五人之多。全校論文比賽第一名是個浙江同學，因數理學科不好，發神經跳水自殺。」「學校管理嚴格，考核嚴格，教育長康宗仁想出一種考試辦法，學生編號入座，卷子密封而且鄰座卷子不同。不能依賴他人，一切要靠自己。」

  這樣的新式軍事教育，為民國培養了一批軍閥、戰將和軍事家。李宗仁評價說：「清末厲行新政時，朝廷中一部分大員和各省少數封疆大吏，可能是敷衍門面，緩和輿情；可下級辦新政的人物，都是受過新式教育的人，的確生氣勃勃，有一番新氣象。」基層學子的蓬勃生機就是這番新氣象最生動的表現。

  還有一批批中國年輕人漂洋過海，直接到外國學習軍事。他們受到了比外國同學更多的磨難。比如，在中國留學生密集的日本，日本人學習軍事只要進軍官學校就可以了。可是中國人去學，日本人就專門設置了預科學校（如蔣介石上的振武學校）。絕大多數中國留學生要想進日本的軍官學校學習，必須先經歷預科學校的學習，平白無故比日本人多花兩三年的時間成本。即便中國人入了軍官學校，裡邊的民族、階級和其他各種壓迫依然存在。而中國留學生能夠咬緊牙關完成軍事學業，心中必定抱有一股熱血。

  

  年輕人們刻苦勤學、辛苦畢業後，往往發現單純的軍事救國並不能改變中國貧弱的現實。「軍事救國」只是一種探索方案。事實上，軍事離不開教育、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支持。在其他大方面弊端頑固，沒有改善的情況下，純粹的軍事救國就宛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甚至連新式陸軍離開了社會基礎也惡化成了爭權奪利的工具。

  當年的軍校學生，步入民國後，多少掌握了軍權，成了軍閥候選人。雖然進入了民國，但中國社會的轉型遠遠沒有結束。舊的專制王朝被推翻了，但是新的王朝如何建立、新的秩序如何樹立，沒有人能夠提出確切的藍圖來。那些年輕人心中的救國抱負也被殘酷的現實擊得粉碎。在理想和現實出現巨大的鴻溝的時候，他們迷茫了，不知道向何處去。而他們恰恰掌握了軍隊，掌握了國家實實在在的權力，歷史需要他們為中國找出前進的道路。身在其位必須要謀其政！這些在位的軍閥當中，不少就是當初的熱血青年、如今的迷茫中年。他們還沒找到中國的道路向何處去，而軍事鬥爭的殘酷現實就逼著他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鞏固自己的地位和參與軍閥戰爭當中了。這些軍閥和當時絕大部分的中國人一樣不知道路在何方，但是他們需要承擔指揮轉型的責任。可他們身在其位卻不謀善政，必然遭受接踵而來的指責。

  近代軍閥的出現，可以說是一代人救國藍圖破滅、全社會迷茫的一個反映，是整個社會因找不到轉型方向而迷茫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