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最初是什麼樣

  天津人齊英身材瘦小，一隻眼還是斜眼，卻報名北洋速成學堂。體檢教官看到他的樣子就搖頭。身高不夠！齊英忙敬禮說：「學生身雖小而志如鴻鵠。」體檢教官就讓他通過了。檢查相貌的教官看著他就嘬牙花子。軍校要求學生相貌端正，齊英明顯不行！齊英又敬禮說：「學生眼雖斜而能識遠。」就這樣，齊英成了該學堂炮兵科二期學員，畢業後更名為齊燮元，日後成了直系大軍閥和汪偽大漢奸。

  武衛右軍執法營務處小軍官王英楷的妻子患瘋癲，請人說合娶一個二房。山東濟南有個窮苦無依的母親願意把女兒送來做小，但條件是王英楷要供養自己及獨子生活。王英楷官卑家貧，養一大家子人很困難，就在小舅子十七歲時把他送到保定常備軍當兵。這個小舅子就是直系後期的主要軍閥孫傳芳。

  黎元洪的女兒黎紹芬回憶：「我父親黎元洪和母親吳氏從小訂親，母親八歲就入住黎家。父親二十二歲時和母親結婚，不久祖父病故，家庭生活困難，全靠父親在北洋水師學堂每月九元的學生補貼生活。母親就縫製鞋墊出賣，貼補家用。父母二人相依為命，感情深厚。」黎元洪出身清軍基層軍官家庭，父親早逝，他就讀軍校的目的，除了謀一份工作外，更主要的是拿學生津貼養家。

  曹錕，直隸天津人，家境貧寒，兄弟姐妹很多。曹錕排行老三，從小就推著一輛車去賣布，沒有什麼經商頭臉，常常幾天經營下來賠了不少，而且別人請曹錕幫忙，曹錕總是滿口應承，毫不吝惜力氣地一幫到底，所以周圍的人送給曹錕一個綽號：曹三傻子。據說，曹錕當年賣布，有個算命先生拉住他說：小伙子，我看你面有貴相，今後貴不可言啊！曹錕看看自己賣布的車子，又看看算命老頭，認為老頭故意取笑自己，揮起老拳就把他打了個腳朝天。事實證明，那個老頭還真不是一般的江湖術士！曹三傻子渾渾噩噩地混到了二十多歲，有人說他是因為破產，又有人說他是因為有一次喝醉了酒無意得罪了一戶有錢有勢的人家，在家鄉混不下去了，就跑到了天津小站去當了兵。

  後來和曹錕並稱「曹吳」的直系大軍閥吳佩孚，原是山東蓬萊的一個秀才，頗為自負，參加山東鄉試，還沒發榜，就到電報局打聽：「報過去了沒有？有吳佩孚嗎？」電報局職員回答：「不知道。為什麼必須有吳佩孚？」吳佩孚以為必然中舉，不想遭到電報局小職員的奚落，就打了他兩個耳光。事情鬧大了，吳佩孚被學官打了二十戒尺，憤而投筆從戎。

  西北軍首領馮玉祥的早年經歷，完全稱得上「勵志」。清末，保定某兵營出缺，求情送禮要當兵領餉的人踏破了門檻。管帶想到部下哨官馮有茂因為傷病被裁掉了，家裡很困難，有心讓他的兒子補缺。可是，管帶不知道馮家兒子叫什麼名字，就隨手在新兵名冊上寫了「馮御香」。馮家兒子個大體壯，很不適合這么女人味兒的名字，當兵後就改名「馮玉祥」。當年他十五歲。

  參軍後，父親馮有茂傷病臥床，馮玉祥生性孝順，既在家盡心盡意服侍父親，又堅持在軍營操練。每次去野外打靶，父親心疼他太小，總給他幾個銅板買燒餅吃。馮玉祥捨不得花，攢下來等湊夠了數，買上點豬肉飛奔回家讓父親能吃上點葷。當父親問出買肉的錢是哪來的時候，不禁老淚縱橫，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軍營中喊口令的士兵，工資高。為了多掙點餉銀供奉父親，馮玉祥苦練喊操，起早貪黑一年到頭地高喊口號，甚至邊走邊喊，惹得人說他是神經病。馮玉祥終生生活簡樸，發達後請客吃飯，用的都是自備的粗瓷碗粗瓷碟。

  

  統治廣西十數年的舊桂系軍閥首領陸榮廷咸豐八年（1858年）出生於社會底層家庭。其父不務正業，淪為小偷，被其族人拘入祠堂吊死。其母因貧病交加，不久又去世。十四五歲的陸榮廷成了小流浪漢，流落到南寧，以在鴉片煙館及賭場裡向人乞討為生。

  廣西龍州有一位法籍傳教士，養了一頭惡犬，十分兇猛，經常咬傷婦孺百姓。中國官民畏懼教士，長期隱忍不發。一日，法國教士去拜訪龍州州官，把狗系在衙門大堂的柱上。陸榮廷因事走過，惡犬狺狺相向，陸一怒之下，用木棍將狗打死了。法國教士就問中國官廳要狗。地方官唯恐得罪了洋人，下令緝捕陸榮廷。陸榮廷無處容身了，不得已，落草為寇。陸榮廷知道行走江湖，全靠手藝吃飯。強盜的手藝就是槍法。陸榮廷苦練槍法，每天起床後就練射擊，風雨無阻，直至垂死時拿不動槍為止。他不但自己苦練不懈，還要求家人無論男女都要練射擊，每周進行一次家庭射擊比賽，射中靶心的獎，射不中的罰下廚三天。陸榮廷後來打槍幾乎不用瞄準，全憑感覺，隨手一甩，目標應聲而倒。

  民國軍閥，除了袁世凱之外，不是出身普通家庭，就是來自底層家庭，有著悲慘的早年。軍閥往往是舊秩序的受害者，在秩序更替的混亂期憑藉槍桿子躍升而起。南朝開創者劉裕父親早逝，家境貧苦，幼年淪落到靠賣草鞋為生，還曾因為欠款被人吊起來毒打，明顯是底層的受壓迫者。後梁的開創者朱溫也是父親早逝，母親不得不領著三個兒子到大戶家去當傭工，也是典型的底層出身。結果他們都在亂世把握住了脫離底層向上躍升的機會。比如，劉裕就投身北府兵，開始戎馬生涯。朱溫成人後，勇猛兇悍，二十五歲時投黃巢，加入了唐末的造反大軍。

  元末割據蘇南的軍閥張士誠的例子，也能說明問題。張士誠出生於興化一個窮苦鹽民家庭。元朝食鹽由政府專賣，對鹽民的剝削很重，東南沿海鹽民生活無著，還不時遭到颱風侵襲，海水倒灌，生活苦不堪言。為了活命，張士誠十歲就開始和膽大的同鄉一起販賣私鹽，維持生計。不消說，販賣私鹽是拿生命冒險的舉動。身份低微、忍氣吞聲、苟延殘喘的張士誠和曹錕、陸榮廷等人一樣，是那個時代中可有可無的螻蟻。這幾乎是所有古今軍閥的「原始面貌」。而成為軍閥的手段，幾乎都是參軍扛槍。在亂世中，槍桿子始終是最強有力的政治資源。

  我們認識軍閥的原始面貌，不是為了激發對他們的同情甚至認可，而是為了思考：他們為什麼後來變成了「猙獰的惡魔」？

  「幾乎所有人都可能遭受逆境，但如果想測試一個人的品格，就給他權力。」這是美國總統林肯的名言。如果在權力前再加上限定詞「沒有監督」，那麼一個快速從底層躍升而來的人就很可能迷失自我，被權力的負面因素所誘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