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定終身，悲喜兩重天

  對於平民子弟來說，科舉考試幾乎是實現人生跨越、進入官場的唯一渠道。對於絕大多數希望在官場有所作為的人來說，科舉考試是唯一的正途。所有人都對科舉考試傾注了過分的關注。蒲松齡在《聊齋志異·王子安》中向我們講述了科舉考試結束之後發榜之前，考生們的緊張和滑稽情形：

  「秀才入闈考試有『七似』：初入時，白足提籃似丐；點名時，官呵隸罵，似囚；其歸號舍，孔孔伸頭，房房露腳，似秋末之冷蜂；其也場也，神情惝怳，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考完後，考生都盼望著結果發布，更是草木皆驚、胡思亂想。一想到自己能高中，就仿佛頃刻間樓閣就在眼前，榮華富貴撲面而來；一想到自己要落榜，則瞬間身體冰涼、靈魂出竅。真的是坐立難安，似乎被蜜蜂叮咬了一樣。忽然，有差役快馬過來傳送喜報，考生們的神經一下子繃到了極限。如果沒有自己的喜報，考生神色猝變，嗒然若死，就像中了毒的蠅蟲，打他都沒有感覺。落榜的考生，最初的時候心灰意冷，大罵考官瞎了眼睛，筆墨無靈，發誓要將案頭的書本、文具都燒了；燒了還不解恨，還要把灰燼碎踏成泥；踩踏了還不解恨，更要將灰燼倒到陰溝里去。他們往往還發誓從此要披髮入山，面向石壁，做一名隱者或者苦行僧。誰膽敢再和自己談八股文，一定要和他動刀子。過了幾天後，落榜者的怒氣漸漸平了，又對科舉考試心痒痒，又開始像破卵之鳥銜木重新營巢，再次投入科舉鏖戰之中。每次科舉發榜的時候，此情此景都一再重現，當局者痛哭欲死，而旁觀者看來卻非常可笑。

  落榜者反響如此巨大，正是因為科舉高中能帶來巨大的榮耀和現實利益。它的吸引力太大了，大到能改變考生的命運。一個人一旦科舉成功，馬上就門庭若市，全家風光起來。同鄉、同學，乃至七大姑八大姨都來了。有來祝賀的，有來請吃飯的，有來乞討舊衣舊筆舊書的，有來求新詩的，有來求你寫對聯的，甚至有書商找你把往常做的文章、寫的詩句，結集出版的。如果是未婚的青年才俊，上門提親的媒婆會蜂擁而來，女方的條件一個賽一個的出色。女方家庭也不再考慮什麼門當戶對、財力婚房等硬性條件了，只要是新科舉人、進士，哪怕是出身佃農家庭，地主也願意將女兒嫁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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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中進士以後，進士名錄會向全國發布，名列其中者會全國知名。康熙八年（1669年）的冬天，浙江德清的舉人蔡啟僔到北京去趕考，路過江蘇山陽縣（今江蘇淮安）的時候，知道該縣縣令邵某人是同鄉，於是就前往拜訪。他把自己的名片遞進去以後，邵某人卻在上面批道：「查明回報」，還以為蔡啟僔是前來打秋風、揩油的人。蔡啟僔受到這種侮辱當即掉頭拂袖而去。第二年朝廷公布了本年科舉高中的金榜，榜發到山陽縣，邵縣令赫然看到狀元正是同鄉蔡啟僔，馬上後悔不已，重金謝過。一次考試、一張金榜就這麼改變了蔡啟僔的命運。這就是科舉考試對一個人「登龍門」般的作用。

  洪州（今南昌）人施肩吾在唐憲宗元和十年（815年）考中進士，衣錦還鄉途中寫了《及第後過揚子江》，用考試前後心態的對比真實地反映了科舉對讀書人「登龍門」的作用：

  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

  魚龍互閃爍，黑浪高於天。

  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

  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

  為了鼓勵天下讀書人安心讀書，為了鼓勵天下的士子都迷戀科舉考試，政府刻意營造了科舉高中的隆重和尊貴，朝廷用各種方式來顯示科舉的榮耀。比如，皇帝要親自召見所有的進士，依照科舉名次唱名傳呼，叫作「傳臚」。對於讀書人來說，由皇帝金口玉言叫你的名字，是人生莫大的榮耀。到了清朝，「傳臚」發展成為一個盛大的典禮，在紫禁城的正殿太和殿舉行。除了有新科進士全體亮相以外，王公百官也要整齊排列，在鼓樂和鞭炮聲中注視著新科進士接受皇帝的恩賜和檢閱。第一名進士，也就是狀元，最為光彩奪目。他的名字首先被皇帝叫出來。聽到名字後，狀元要向前站到太和殿丹陛下的中間處。此處的巨石上雕刻著飛龍，是只有御駕才能經過的地方。狀元站在御駕所經的地方，左右兩邊交叉披著兩條紅綢帶，帽子上插著兩隻用薄銅葉製成的金花，美其名曰「十字披紅雙插花」。在皇帝的打量和眾人的羨慕中，狀元的獨享殊榮可想而知。

  「傳臚」之後，還有大規模的慶賀宴會。唐朝進士的曲江唱和，本質就是慶祝宴會。從宋朝以後，進士的慶祝宴會被稱為恩榮宴，由政府出資舉辦。赴宴的除了新科進士，還有此次科舉考試的所有負責官員以及禮部尚書、侍郎等眾多的官員。皇帝會派皇親國戚來賜進士酒宴、衣物、果品，在恩榮宴上進士們都會吃到御膳、喝到御酒。一甲的三位進士用的是金碗，隨其量盡醉無算。從唐代開始，新科進士一般在曲江宴會之後會到雁塔題名。宋朝以後，題名改為立碑。國子監會立下每一屆進士的碑。到清朝，工部撥出專門的建碑銀兩，交國子監為進士及第者刻碑留名，給天下讀書人做垂範。北京城的熱鬧還沒有結束，喜報早已傳到進士的家鄉。相關部門會豎起彩旗，敲鑼打鼓、轟轟烈烈地把捷報送到進士的家裡去。於是，世態炎涼、人情冷暖都可以從科舉考試中得到體現。

  對於高中者來說，之前的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都得到了回報。那麼那些科舉落地的失敗者呢？他們怎麼辦？

  落榜考生們不僅面臨從頭再來的問題，還會受到社會的鄙視。比如，忠厚無用的好人范進，考到五十多歲還不曾進學，當時已經是面黃肌瘦、花白鬍子了，戴著一頂破氈帽，穿著一件破舊的麻布直裰，在十二月的寒風裡凍得哆哆嗦嗦，一副失意潦倒的可憐樣。同鄉們都去慶祝考中的人了，沒有人知道五十多歲、不名一文的老范進是如何踉踉蹌蹌、蹣跚地回到自己的茅草屋裡去的。這不是《儒林外史》的虛構，現實情形的確如此，而且有過之無不及。

  清朝嘉慶年間舉人李貽德，年過五旬，屢次會考不中。有一年，他的一個同年中舉、之後同樣屢試屢敗的朋友死在了北京。李貽德寫詩哀悼：「故鬼未還新鬼續，憐人猶自戀長安。」道盡了科場辛酸。不久，李貽德也病死京城。

  唐朝元和十年（1815年），舉子廖有方落第之後前往四川旅遊散心。他走到寶雞西邊的時候，住在一個旅館裡，突然聽到有呻吟之聲。他循聲找去，在一個陰暗的角落發現了一個貧病交加的青年。廖有方問他的來去。那青年回答說：「我在長安趕考數年，至今未遇知音。」彌留之際，那青年掙扎著給廖有方磕了一個頭，托廖有方在他死後一定要為他收屍安葬，說完該青年就死了。廖有方感慨自己與他同命相憐，把鞍馬、行李全都賤賣給村民，備了一口薄木棺，安葬了此人。廖有方臨行時不勝悲涼，既不知道這位死者的名字，也不知他家在何處，只能作了一首詩作為留念：「嗟君歿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為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

  以上兩個都是因多年科舉不第而死的例子。還有一些考生因為屢次科舉不第而精神恍惚乃至精神失常。唐朝趙璘在《因話錄》中記錄了這麼一個例子：當時有個讀書人叫作陳存，寫的一手好古文，可惜就是不擅長考試。也許是心理壓力過大、過於緊張，每一次考試來臨的時候，陳存都會「突發狀況」，要麼身體不適，要麼發揮失常，老是考不中進士。禮部尚書許孟容知道陳存有真才實學，在他主持科舉考試的時候，決定多方為陳存提供方便，一定要讓陳存考中進士。陳存知道後千恩萬謝。臨試的前一夜，陳存的心情依然萬分緊張，同伴就給他準備了食物，安慰他舒緩情緒，抓緊休息。第二天五更天了，陳存還沒有起床去參加考試，同伴就進來叫他，叫不應，仔細一看，陳存已經中風癱瘓了。南唐時期，讀書人齊愈考中進士。得知喜訊後，齊愈騎馬在街上走，走著走著，突然大笑不止，從馬上摔了下來。旁人將他扶起，許久才把他救活過來。

  浙江省貢院門口有一副對聯，是清代著名學者阮元在擔任浙江巡撫的時候寫的。這副對聯的上聯是「下筆千言，正桂子香時，槐花黃後」；下聯是「出門一笑，看西湖月滿，東浙來潮」。它用文學的語言表現出了考生的自信，突出了科舉考試陽光的一面。只要考生有本事，大可笑傲考場。然而，科舉考試的成功與否，並不是取決於一個考生的真才實學，其中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考試就是緊張、激烈的競爭。自有據可考的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狀元孫伏伽開始，到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最後一位狀元劉春霖為止，在1283年間中國只產生了五百零四名狀元。而參加考試的考生，數以百萬甚至可能千萬計。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科場成功，絕大多數人註定要像范進那樣窮困潦倒，或者是像陳存那樣過於緊張而精神失常，甚至像金法那樣得了精神病以後，不治身亡。當然也有少數人像黃巢那樣，看破科舉，走到了政權的對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