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 社會革命

  新機器價格昂貴，只有富人才買得起。以前自由自在的木匠或是鞋匠不得不到擁有大型機械工具的工廠主那裡工作，雖然賺的錢更多了，可是失去了獨立的生活，他並不喜歡這樣。

  以前，世界的各項工作都是工匠在作坊里完成的。作坊是自己的，就在自家家門口；工具也是自家的。他們隨心所欲地經營作坊，不高興了就扇自家學徒的耳光，限制他們的只有行會的規矩。他們過著簡單的生活，必須長時間工作才能維持生計，但他們為自己工作。如果一天早上起來，看到天氣不錯，很適合釣魚，他們就釣魚去了，沒人會說「不」字。

  但是機器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機器不過是超大型的工具。載人的火車每分鐘的速度可以達到1英里，但實際上它不過是一雙快腿；蒸汽錘能夠把巨大的鋼板砸成薄片，它不過就是用鋼鐵製成的巨大拳頭。

  我們所有的人都能擁有一雙健康的腿，一對強壯有力的拳頭，而火車、蒸汽鐵錘和棉紡機卻是非常昂貴的工具，不為個人所有。通常都是一伙人集體出資，然後按照各自投資金額的多少從鐵路、工廠或是棉紡廠獲得相應的利潤。

  機器不斷得到完善，最終成為了非常實用且能盈利的工具，這些大型工具的製造商就開始尋求能夠支付現金的買主。

  

  中世紀早期，土地幾乎就是唯一的財富形式，只有貴族才能擁有財富。正如我在之前談到過的，中世紀的人手中的金銀並無作用，他們實行的是物物交換，用牛換馬，用雞蛋交換蜂蜜的老體制。到了十字軍東征時期，東西方之間的貿易開始恢復，城市的市民能夠積攢財富了，他們成為了領主和騎士的強勁對手。

  法國大革命徹底摧毀了貴族的財富，極大地提高了中產階級的財富。大革命之後的動盪時期，許多中產階級的人抓住機會聚集了更多的財富。國民公會沒收了教會的地產，拿來拍賣。也發生了很多瀆職貪污的事情。土地投機商盜取了成千上萬平方英里的高價土地，到了拿破崙戰爭期間，他們利用手裡的資金倒賣糧食和軍火，牟取暴利。如今，他們有了全家都花不完的錢，他們有錢買工廠，僱傭工人開動機器。

  這一來，無數人的生活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幾年內，許多城市的人口就增長了一倍，以前的市中心是市民們真正的「家」，現在這些市中心周圍全部都是醜陋廉價的郊區房子，裡面住的是工人，他們在工廠勞作11個小時、12個小時、甚至是13個小時後，哨聲一響，就回到這裡睡覺而已。

  農村各個地方都在談論城市裡可以賺大錢。習慣了在開闊農村生活的農家子弟來到了城市。早期的工廠通風非常糟糕，這些孩子很快就在煙塵和骯髒的環境中丟掉了健康，最常見的結局就是死在貧民院或是醫院裡。

  當然了，從農場走向工廠，很多人還是經歷了一番鬥爭之後才接受了這樣的轉變。一台機器就能幹100個人的活，除了操作機器的那個人，另外99個人就沒有工作，肯定不高興。他們經常襲擊工廠建築，焚燒機器，但是早在17世紀就有了保險公司，而工廠主通常都投了保，自然就能得到賠償。

  很快工廠就安裝了更新更好的機器，周圍也建起了高牆，這樣的暴亂行為也就到頭了。古老的行會無法適應這個蒸汽和鋼鐵的新世界，它們消亡了，接著工人們組織起來，建立了勞工會。工廠主擁有大量的財富，他們給不同國家的政治家施加影響力，經過立法渠道，通過了禁止成立這種工會組織的法律，理由是這些工會幹涉工人的「行動自由」。

  通過了這些法律的議員都是邪惡的暴君？並非如此。他們都是革命時期真正的兒子。在那個階段，人人都在談論「自由」，人們常常因為鄰居不像自己那樣熱愛自由，就將其殺害。既然「自由」是人類最重要的美德，勞工會就不應該規定工會成員工作時間的長短和該拿的薪水高低。工人必須隨時」自由地在公開的市場出賣自己的勞力「，而僱主必須同樣「自由」地按照心意打理生意。國家調控整個社會工業生活的重商主義時代已經接近尾聲。「自由」的新理念要求國家完全靠邊站，讓商業自由發展。

  18世紀的後半葉不僅是學術和政治的懷疑時期，而且舊有的經濟理念被更加適應時代需求的新理念所替代。在法國大革命幾年前，杜爾哥曾出任路易十六的財政大臣，以失敗告終，他提出過一種「經濟自由」的新穎學說。杜爾哥的國家有著太多的繁文縟節、太多的規章制度，有太多的官員想要執行太多的法律。「去除這些官方的監督」，他寫道，「讓人們自由自在地做他們想做事情，就會萬事大吉」。很快，他這條著名的「自由經濟」建議就成為了那個時代經濟學家集體呼籲的口號。

  與此同時，英格蘭的亞當·斯密正在撰寫他的大部頭《國富論》，這本書又一輪呼籲了「自由」和「貿易本生的權利」。30年後，拿破崙倒台了，歐洲的保守勢力在維也納會議上獲得了勝利，人們在政治生活中失去了自由，在工業生活中卻被強加上了自由。

  我在這個章節的開篇就已經講過了，廣泛使用機器有利於國家經濟。財富因此迅速增加。有了機器，英國這樣的國家，憑一己之力就能負擔起拿破崙戰爭的所有費用。資本家獲得了高額利潤。他們變得野心勃勃，開始對政治有了興趣。他們想要同擁有土地的貴族一爭高下，在大多數歐洲國家，後者依然對政府有很大的影響力。

  在英格蘭，議員的選舉制度依循的仍然是1265年的皇家法令，很多新近產生的工業中心甚至沒有代表。英國人通過了1882年《改革法案》，改變了選舉制度，工廠主的階層在立法機構有了更大的影響力。而這一舉動引發了數百萬工人的極大不滿，他們在政府中沒有權力發聲。他們開始舉行活動，要求選舉權。他們用文件的形式寫下了自己的要求，這就是後來的《人民憲章》。關於這份憲章的討論越來越激烈，1848年革命爆發了，英國這場關於憲章的討論依然沒有終結。有人威脅要發生暴動，或是雅各賓派的暴力活動，英國政府害怕了，於是任命八十多歲的惠靈頓公爵為軍隊統帥，並且召集自願者。倫敦處於被封鎖的狀態，為鎮壓即將來到的革命做著各種準備。

  可是憲章運動因為領導不利夭折了，沒有發生暴力事件。新興的富有工廠主階層對政府的控制力慢慢增強了，大城市的工業逐漸發展，大片大片的牧場和麥田變成了陰暗的貧民窟，注視著歐洲的城市走向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