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論養老金和薪俸

  有一種手段總能為政權成功地服務——對民意施加最嚴重的影響，它也是本書中最值得仔細考慮的問題，它就是政府的薪俸制度。以金錢作為報酬方式在一切歐洲國家都很盛行。凡受僱從事公務的人都酬以薪俸；凡退休的公務人員都給予養老金。贊成這種制度的論點是盡人皆知的，人們說：「有人願意為祖國服務不取報酬，對個人來說，這固然值得稱讚，但是在公眾那一方面，拒絕把個人的服務當作施捨也是一種應有的自豪，因為公眾是付得起這種報酬的。如果允許一個為最無私的動機所鼓舞的人在這種條件下為公眾服務，另一個人就會假裝無私來作為滿足其卑鄙的野心的一個步驟。如果對人們所作的服務不公開而直截了當地給以報酬，我們可以肯定他們會用無數更有害的方法來酬勞自己。獻身給公眾的人必須全心全意，這樣就會影響到他個人的利益，所以必須給以補償。而且公務人員在外表和生活方式上也應該得到本國人和外國人的尊敬，這就需要一筆費用，而提供這筆費用乃是他們國家的職責。」[1]我們在充分評價這個論點以前，必須把人們一般所謂的勞動和為公眾的勞動作一番比較，研究一下它們的異同。如果我耕種一塊土地，而土地上的產品是為了維持生活，這是一個無可指責並值得稱讚的行為；它的首要目標就是我自己的報酬，如果在進行勞動的時候，這個目標就在我的考慮之中，那也不能說沒有道理。如果我耕種一塊土地，它的產品不是我維持生活所必需的，而是我打算用它來交換一件衣服，情況就有所不同了。正確一點說，這裡說的行動不是從我出發的。它的直接目的是把食物供給別人；看來這多少是一種智力的墮落，因為它使我把這種行動的原來的性質放在次要地位，而由於部分地考慮到個人的利益才從事那個首先對別人有利的工作。但這裡所說的墮落，至少對我們的思考和判斷的習慣來說看來還不算嚴重。這種行為只在形式上跟直接的行動有所不同。我用勞動從事耕種土地，否則也必須用這種勞動去製造衣服。我把這件衣服當作我勞動的目的。我們往往不認為這種物物交換和交易對我們的道德辨別力有很大的損害。

  但是，這是一種程度很輕微的間接行為。不能因此就說，因為我們可以從自私的動機出發去做些對別人有益的工作，所以我們就在一切場合都可以這樣做而不受到責備；不能因此就說，因為我們有時有自私的傾向，我們就永遠不應該慷慨對人。熱愛別人乃是有道德的人的偉大表現，認識真理則是有智力的人的最大進步。如果一個人覺得除了自己，世界上再沒有一件事情值得關心，那他就一點也不理解普遍、公正的理性要求。一個在行為上不為事物的真正的和固有的性質所影響的人乃是毫無理性的人。我們承認從部分的個人考慮出發而做一些對別人有益的工作是可以原諒的，那麼肯定也有一些別的工作應該讓我們忘記自己或應該力求忘記自己。在那些影響最為廣泛的工作中，這是最不可免的義務。如果有一千個人可以得到好處，我就應該想到，同這一千人比起來，我只不過是滄海一粟，並應該以此為其他推理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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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理由可以使我們對養老金和薪俸問題做出判斷。增加人類的私心而不使它減弱或衰退，這決不是一種完善的政治制度的目的。如果我們付給一個公務人員高額的薪俸，我們怎麼能肯定他不是對薪俸而是對公眾更為關心呢？如果我們付給他很低的薪俸，正因為有這種報酬，他就不能不把所做的工作和所得報酬作一番比較，這樣產生的全部後果將是使最優秀的人材不再為祖國服務，因為這種服務首先由於接受薪俸而貶值，其次由於薪俸過低而貶值。如果薪俸制度存在的話，不論薪俸多少，許多人也會為了一個職位的收入而盼望得到這個職位。影響大的職務都將變成一種買賣。在許多複雜不可捉摸的動機當中，懷疑薪俸是不是誘使他接受這個職位的一個因素，這對公職人員本人將是多大的羞辱？即使他自己問心無愧，其他人也會因他所得到的薪俸有藉口誤解他的動機，這也是令人遺憾的。

  在這種情況下，另一個值得特別考慮的問題是薪俸的來源問題。薪俸來自國家收入，來自對社會所征的捐稅。也許人們很少全面考慮過捐稅的性質。有些人認為可以把社會上的多餘財富收集起來交給代議機關或者行政機關處理。其實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富人的余財絕大部分是捐稅所收集不來的，捐稅的重擔幾乎完全落到勞苦人身上。在文明社會的狀態下，一切財富都是人類勞動的產物[2]。富有不過是擁有一種專利，使一個人有權處理他人的勞動果實。因此只要捐稅意味著減少富人們奢侈的享受，它就沒有辦法落到富人身上，但它只是在很少的情形下和在極小的程度上能起到這種作用，因為稅收的真正作用是給那些已經被勞動拖進愚昧、墮落和困苦的深淵中的人雪上加霜罷了。社會的上層和統治階層就好像同力量較弱的野獸聯合起來出去尋覓食物的獅子一樣：地主首先從產品里為自己提取大得不成比例的一份；資本家隨著也表現得同樣貪婪。這兩個階級現在所表現出來的形式，在一種不同的社會形態下是可以消滅的。接著來的就是捐稅，它在那些已經被壓斷了腰的人的身上，又加上新負擔。如果是一個具有人性而又能加以選擇的人，誰願意靠著通過捐稅手段從農民手中奪來他們得之不易的那麼一點東西來生活呢？

  但是，我們並不想過分強調這一論點，因為沒有任何一種職業或任何一種生活方式（甚至包括適合於學術和智力工作的生活方式）本身不包含一丁點值得質疑的地方。迫使最有覺悟和最有道德的人不自願地參與社會的非正義行為，這是處於腐敗狀態的社會的罪惡之一。當權者一方面教導我們十分謹慎小心地觀察這些事情，而另一方面又教導我們因為任何服務都不純潔就拒絕服務，那不是豁達而是軟弱。反對從國家收入中取得薪俸的一項最重要的意見所建立的基礎就是：薪俸會腐蝕領取薪俸的人的思想和旁觀者的看法。

  我們不妨研究一下要廢止薪俸制度，到底會產生多大的困難。在任何接近於現實的人類社會的狀態之下，大多數被任命擔任高級職務的人，都會擁有足夠維持他們生活的私人財產。從其他階級選出來的人，大概都是因為特殊才能而被選出的，而特殊的才能自然會取得特殊的財源。靠私人施捨維持生活一直被人認為是不光彩的，但是這種不光彩只是由於這種生活方式使人們不易保持認識上的獨立見解。當然，個人的財產和國家薪俸一樣只是一種專利權，使他們有權奪取別人的勞動成果。但是，在把一種前所未聞的節制和反省的精神灌輸給廣大群眾以前，龐大的私有財產是不可能消失的。同時擁有龐大私有財產的人，也必須考慮處理他們收入的方式，以求對於公益最有好處或者很難指出一種辦法比這裡所暗示的（即資助有才能的人）再好了。用這個辦法不會增加勞苦人的負擔；而這種分配方式也許比給普通階層賞錢和獎金能產生更好的效果。至於得到這種資助的人，根據這裡的假定，他所得的並沒有超過他應得的，因此只有有偏見的人才能夠說降低了他的身分或使他感染了奴性。這種薪俸不同於許多反對發給公務人員的薪俸：在我從事一種比掙得生活費更重要的工作時，我應當得到你的余財作為我應得的報酬；同時在接受它的時候，我也完全沒有考慮到個人利益，因而只是接受我認為生活所必需的數量。聽從正義支配而不聽從自尊心暗示的人，大概會希望他國家中的風尚會把他交由個人的美德去照顧而不是交由國家收入來維持。在這種情況下同在其他一切情況下一樣，我們可以期待這種美德在實踐中歷練得更加高尚。

  「如果他有妻子和兒女，怎麼辦？如果一個人的資助不夠的話，那就不妨叫許多人資助他。他不妨在生前做Eudamidas死後所做的事情，把女兒交給一個朋友撫養，把母親託付另一個朋友奉養。社會政策給他權力讓他向自己徵收，而不是由他力求轉嫁到窮人身上的徵稅才是唯一正當的。這種在古代共和主義者中間普遍流行的不接受薪俸而擔任公職的辦法，竟被現代思想開朗的人士認為不能實行，這就是腐敗政府製造偏見的一個突出的實例。我們也不應該設想，社會的安全將依靠一個人的貢獻。在特別缺少適合於擔任公務人員的國家裡，光榮的職位也許不屬於占據官位的人，而屬於那些從書齋里努力喚醒沉睡中的人類美德的人。在很多人都適合擔任公務人員的國家裡，由於供職期間短，這種公職的低微收入也不會造成多大的困難。

  這種做法必然產生的利益是難以形容的。公職人員在他所管理的一切事務上都會考慮到公德和行善的動機。他會時刻發揚光大他人格中的熱情和無私的精神。安貧樂道所帶來的習慣不再會像現在這樣隱藏在陰暗的角落，而是可以公開在群眾的面前並受到全民的尊敬，這種習慣很快就會影響整個社會，並且會促使社會成員順利地向更大的進步邁進。

  「為公眾辦事的人必須具有一定格調並要有一種令人肅然起敬的生活方式」，這種反對意見是很難使人認為值得一駁的。本書的整個精神是同這種反對意見格格不入的。因此，如果他還沒有遭到足夠的駁斥，那麼企圖在這裡予以駁斥也沒有什麼用處。根據記載，密謀擺脫奧地利人統治的荷蘭公民在到達議事地點時，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乾糧袋：有誰會看不起這種簡樸的生活和可敬的貧窮呢？看見這種情景的人，誰會不同那位大臣一起讚嘆說：這樣堅決、這樣樸素的人是既不可以被輕視，也不能被征服的！廢除薪俸制度必然會使國家事務趨於簡化，這是一種好事而不是什麼壞事。

  另外還有一種反對意見，認為在政權的下級機關里，有某些公職人員例如辦事員和稅務員，他們的職務是永久性的，因此應當維持他們的生活。即使承認這種意見，它也不會有什麼重大影響。辦事員或稅務員的職務很像是完全從事物物交易的人，因此把它的地位完全降低到他們的水平，同把要求品格最高尚的人所擔任的職務也像這樣降低，並沒有什麼相似之處。如果只作為一時的權宜之計，對辦事員和稅務員職務規定一種薪俸也許還是可以容許的。

  但是承認這種例外時應該極為慎重。一個從事公眾直接需要的職務的人，他在執行這種職務時，必須認識這種職務的真正性質。我們決不容許自己擔任一種公務，而又感覺不到自己為愛國熱情所鼓舞。否則，我們就會以一種比較冷淡而疏忽的態度去對待我們受託執行的職務。不止於此，取消薪俸將導致那些視薪俸為必要條件的職務。如果我們對外既沒有戰爭，對內又不必支出薪俸，人們會幾乎不知捐稅為何物；如果沒有捐稅可收，也就不需要任何辦事員來記錄捐稅的帳目。在受著理性指導的簡單政治制度中，不大可能有任何繁複的職務需要執行；即使有一些在理論上複雜的職務，也會因為其任職人員的經常調換而得到減輕。

  如果取消了薪俸制度，就有更充足的理由認為也應該廢除金錢限制，換句話說，不應該有任何規定要求必須擁有一定財產以作為有選舉權或被選舉權的條件。叫人們自己任命代表，同時又不許他們任命他們認為最適合於那個職務的人，這就不是尋常的暴政嗎？兩種條件都是最明顯的非正義。它認為一個人不如他的財產有價值。它給候選者一個積累財富的新刺激；這種欲望一旦開始活動起來就難以抑制。它對他說：「你的智力和道德的條件也許是最優越的，但是你沒有足夠的財產可以使你過驕奢淫佚的生活。」它對沒有選舉權的人還會說出最可惡的話：「你窮！你運氣不好！我們的社會制度就是讓你永遠看著別人富貴，因為你已經落到這種地步，所以我們把你踩得更低一些也無妨，甚至可以把你不當人看！社會對你會視而不見！你的幸福，你人格上的存在，都是社會所不屑一顧的。」

  [1] 在伯克《關於經濟改革的演說》中可以看到這些論點的實質。

  [2] 參見第八篇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