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 人的性格來源於外部環境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從史實角度考察了政治社會之形成，得到了一個假設推論：政治制度擁有的影響力比我們通常認為的要更為有力的、更為廣泛。

  但是我們若在分析影響人類行為的外因之前就對其妄下斷言，其結論一定不夠精確。在這一部分，我將試圖證明兩點：其一，人類的行動和心愿是環境和事件的產物，而不是出生時原已確定的；其二，人們自覺的行動主要不是取決於直接的感官衝動，而是取決於理性的判斷。如果這些觀點能被充分證實，那麼我們就可認為人類能夠獲得的快樂與他們用以指導追求快樂的思想之正確性成正比。為了把這些邏輯應用於我們所探求的問題上，我們應從證明人類的觀點在絕大程度上完全受控於政治制度這一點開始。

  首先，人類的行動並不是某種「偏好」的產物，即不取決於他們對某一見解或性格的喜好或對另一種的厭惡，而是完全源自一系列讓人產生感知印象的外部環境和外部事件的刺激。

  有人認為決定人類思想的方式共有三種，且它們都獨立於外物和感知而存在：第一，天性；第二，本能；第三，其生理結構的天生不同，加之我們在娘胎里所受到的影響。下面就讓我們按順序一一考察。

  首先是先天判斷的原則！持這一觀點的人認為在所有知識中，最為重要的那類知識對我們有一種不可抗拒的說服力，同時，我們也不能通過任何外界證據和系統的推理來追溯出它的根源。所以，他們想像這類知識原來是刻在我們內心深處的；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們認為人腦中存在著某種傾向，影響著我們對外界的反應，使我們確信之事更加根深蒂固。因此，他們建立了一個人類普遍認同的標準，以確實無誤地衡量基礎事實。依他們的體系看，我們被賦予神秘的 「第六感」，這種感官的存在，並不能像其它感官一樣能用直接、適當的證據來證明，而是根據對於人類思想史上的某種現象的考慮，這種現象除了這種假定外，又是無法解釋的。

  這種不成熟的理論有一個根本的先天不足，它完全取決於我們對無知的興趣：你若不能用某些事件所屬的那些門類學問的已知法去解釋它們的發生發展，因此你必須為解釋它而發明一個新規則。推理的最可靠的原則表明：在我們的假定中接受不必要的原則是錯誤的；在可以同樣方便地把發生的一些現象歸因於顯然存在，而且每天都看得到它們的結果的來源時，卻把這些現象歸因於遙遠的和特殊的來源，這也是錯誤的。單就這條準則就足夠說服我們拒絕接受「天性原則」。我們若能考慮到影響人類思想以及產生個人見解所涉及的因素是無窮多的，如不同的原則、論點、模仿、傾向、早期的偏見和想像中的利益等，這樣，我們就會很容易地發覺最困難無過於指出在人類中間存在著某種意見，然而它又不能產生於上述的任何原因和因素。

  對於建立在像先天影響這樣模糊基礎上的觀點，一個慎重的研究者不能不深感懷疑它是否足夠健全。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事實的存在，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否認感覺的存在，就想我們不能否認數學公理一樣，因為它們向我們展示了如何用數字的此消彼長來證實某些觀點就是它本身，而不是其它任何東西。數學演繹的正確性不可辯駁，因為它從同一個命題出發，經推論而得出結論。但是，對於並不以此為基礎的斷言，我們又能給與多大的重視呢？在每個時代的每個國家裡，對於那些找不到任何合理論證的荒謬命題而言，在先天原則的解釋下其正確性則被看成是與天俱來的，吸引著各個莫名其妙的政府。但是，那些追求真理、拒絕被政府誤導的研究者將發現：我們根本沒有理由相信這些假定先天正確的無端主張，因為他們要的是經恰當而充分論證的結論。

  但是，還有一個更加無可反駁的理由證明先天原則的假定是荒謬的。每個原則都是一個命題：要麼被證實，要麼被推翻。每個命題都至少和兩個觀點相聯，這兩個觀點要麼相統一，要麼相背離。除非有關的觀點是先天的，那麼命題才可能是先天的。在所有的推理中，那些沒有聯繫的聯繫、那些既沒有論點又沒有結論的命題必然是沒有條理的假定。但毫無疑問的是，我們並不是帶著事先確定好的觀念來到這個世界上的。

  不妨假定有一條先天原則：「道德是一種準則，我們有義務加以遵守。」那麼有三個主導觀念與此相關（姑且不論那些從屬性的觀念是在我們理解這個命題之前就必須形成的）。什麼是道德？在形成同這個籠統的名詞相對應的觀念以前，似乎有必要先觀察賴以辨認道德的不同特點，以及規定正當行為的不同次要條件，這一切加在一起構成了我們稱之為道德的實際判斷的總和。正因為這一切遠不是先天的，所以，對於如何描述道德的本質，最公正、最辛勤的研究者們尚未取得一致性意見。上述命題所包含的第二個觀念是一種準則，據此來考察人們的行為是否合乎規範。最後，還有義務這個觀念，它的性質和來源從何而談？施惠人和制裁力、懲罰和獎賞又從何而談？

  

  在科學進步的現代情況下，誰會相信這一大串的知覺和概念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呢？誰會相信它們仍是封存於人類胚胎中的一個神秘寶庫，將隨著外部環境的介入而被一點點的打開呢？誰會看不到：他們乃是當外物在人腦中留下印象後，人們通過聯想和思考而整合出來的呢？

  但是，仍有一些人認為：即使我們沒被賦予先天的判斷原則，卻可能有一些行動的本能，引導我們去進行某種有益和必要的活動，而事前並沒有考慮到進行這些活動有什麼好處。這些本能，就像我們考察過的天生的決斷力一樣，也是與生俱來的，是我們人類固有的天資，而不是來自人腦受到外物影響所形成的思想和認知。可見，用來反對「先天論」的那些理由，同樣可以用來反對這種本能說。試圖肯定這種說法的理論體系不過是求助於我們的無知，竟想像我們全都認識了各種已知力量的一切可能的作用，於是把一個未知力量當作說明某些現象所不可或缺的東西強加給我們。如果我們不能完全解釋這些現象，我們應該審慎地宣布已知的原則和原因不足以解答那些現象。如果經過細緻而成熟的研究後，能夠找出這些現象的大部分根源，這裡所主張的審慎態度當然就更加必要了。

  一個未知的原因之所以應予反對，一是因為原因數量的增加和促使科學進步的經驗總是相悖的；二是因為它易於破壞構成宇宙歷史的一系列因果關係的平衡。它引入了一個顯然沒有前因後果的參照關係，引入了一個玄妙神秘的、不能作進一步考察的東西，所以就阻礙著研究的進展。它對於人類未來的知識增進無所裨益；而是把我們已知的限度當作人類智力的限度罷了。

  我們不妨檢驗一些被引證來支持人類本能說的常用例證，並且看一看它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自圓其說。首先檢驗一下看來是以最直接和不可抗拒的方式產生的某些動作。

  手掌受到某種刺激會產生抓取動作所具有的手指收縮。起初，人們做這種收縮動作時並無目的，只是無意識地抓起某一物體，不假思索地揮出去；待如此重複幾次後，才慢慢感知到這種行為的性質，再做時就會意識到它的趨向，甚至當他想要的東西接近他時，手就會自然伸出來。如果在孩子面前放一支點燃的蠟燭，明亮的燭光一定會讓他產生一種感官上的愉悅，他很有可能伸手去抓那燭火，直到有了被灼燒的痛感，才會理解讓火燒的痛苦。

  當人進入成熟期後，一旦覺得某個潛在的危險向他們逼近時，就會馬上閉上眼睛；這種動作如此習以為常，即使一個成年人誠心想不閉眼，但不這樣做都很困難。嬰兒就不同，他們就沒有這種意識，當一物體靠近他們時，也許很近，也許很突然，他們都不會產生克制自己不去閉眼睛的想法。此外，兒童還完全不懂得皺眉頭，因為他們從來不知道皺眉是同憤怒聯繫在一起的。恐懼本身是一種預見，只有經歷過恐懼，才會知道它的滋味，否則它根本不會存在。

  有人說，自我保全的欲望是先天的。我要問，這種欲望指的是什麼？難道我們不是應該把它理解為活著總比不活好麼？要是不懂得一種東西是好的，難道我們會喜歡它麼？由此可見：在我們擁有使我們覺得活著好的動機之前，我們是不可能喜歡活著的。實在說來，生和死的觀念非常複雜，並且形成得很晚。兒童很早就會趨樂避苦的願望，但很久之後才能夠具有不再活著的想法。

  又有人說，利己主義是生來就有的。但是，再沒有比這更顯而易見的錯誤了。所謂利己主義，我們認為就是趨樂避苦，但這只不過是知覺能力的另一個名稱罷了。誰又曾否認過人是有知覺的生物呢？誰又曾想像過知覺必須通過一種特殊的本能才能發揮作用呢？

  同情心有時也被認為是先天原則的一個實例。較之其他人，年輕人和沒有多少教養的人似乎更容易產生這種感情。但是，無須經過細緻分析，我們就有理由認為：威脅和憤怒，這類曾經同我們自身痛苦有過聯繫的情況發生在別人身上時，也會在我們身上引起痛苦的情感。悲痛的哭喊、肉體上的痛苦無疑會使我們那些塵封已久的痛苦回憶再次復活。較長時期的經驗和觀察會使我們比以往更能準確地分清別人的災難和我們自己的安全，分清這個人的痛苦和其他人的快樂或所得到的好處，分清同一個人目前的痛苦和以後的快樂或將得到的好處。

  如果人腦中既不存在天性原則，也沒有本能這一概念，那麼先於政治制度的影響並獨立於各種後天教育而對人類的行為產生影響的情況就只剩下兩種了，即早在人類誕生之前就存在于思想之中的某些品質和源於動物結構的不同而造成的不同。

  對於從這兩種情況出發的反對意見可以做同樣的回答。

  第一，觀念之於大腦，就像原子之於身體。此消彼長的趨勢是永恆的，沒有什麼會是永遠穩定的；相隔一段時間後，沒有哪個分子還能不折不扣地保持原狀。誰人不知在人的一生中，即便那些最穩定的性格基因也會經歷二、三次革命的變化？躁動不安的人也會時常變得安靜深沉，慷慨的人也會偶爾吝嗇，坦誠和善的人也可能變得暴躁古怪。下面這種情況也時有發生：當我們遇到一個二十年沒見的密友，本以為自己會欣喜若狂，但事實上我們多半會惘然地看著眼前的這個人，努力找尋他當年最讓人讚許的那些品質，結果卻是除了失望一無所獲。既然最深的根源顯然在於習慣，誰還會特別強調一個嬰兒在母胎中可能受過的影響呢？

  用心體會人生的人不會沒注意到：在人的性格和素質中幾乎沒有什麼改正不了的錯誤。那些目光短淺、思想狹隘的人可能在許多情形下會陷入悲觀失望，但是那些本性真摯、精力充沛的人將從失敗中找到新的動力。什麼不幸的感覺影響了一個青年人的思想了嗎？只要一個有見地的監護人了解到這種影響的性質並及早下手，再沒有比糾正和消除這種影響更容易的事了。一個兒童曾經在驕縱任性的習慣中生活了一段時間，當這個兒童回到家裡時，一個有才幹的父親會知道這種惡習劣行並不是不可糾正的，並且以堅定的毅力著手消除這種惡習。人們經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況：一種影響如不加以抵消，將會決定一個人終生的事業和命運，但在其他情況下，同一個影響的作用也許能在半小時內就被降低到零。

  它對軀體構造的影響和精神上的是一樣的。我們最初在嬰兒時期的想法非常膚淺，在頭腦中短暫地停留一下就消失了。很少有成年人還會記得在他們生命的最初兩年中發生的事情。難道我們能夠設想那些在記憶中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的東西會在日後產生多大的影響嗎？人類的軀體構造就是這樣的：生命之初乃是一種未完成的雛形，並不具有什麼特性或者決定性的特徵，只是在後來的發展中，人的外貌才逐漸對其心智特點產生了一種適應。但是，如果我們說這是由于思想以一種持久的方式來不斷改變它的機體，是不是不合情理了呢？其實，貴族老爺的孩子和搬運工人的孩子大體上是沒有本質區別的。假定貴族的孩子不是生下來就帶有哪種不能醫治的疾病，如果在搖籃中就把他換過來，那麼日後在學習他義父的行業、做一個乾重活的搬運工人時，他是不會比另外的那個孩子感到更多困難的。那些經常被用到的肢體的肌肉往往會特有彈性或特有力量。如果我們發現智者的腦容量比愚人的大，這應該在於智者在不斷重複腦力活動；尤其在我們想到構成嬰孩大腦的物質是何其靈活，想到智力特別發達的人還很年輕時，就形成了某些將來具有的性格，我們就會明白這一點了。

  同時，質疑剛出生的孩子們是否存在真正的區別也是荒謬的。毋庸置疑，Hercules和他的兄弟，一個是世上強壯得都用不著細心呵護的嬰兒，而另一個則要操心勞神才扶養得大，他們從出生那一刻起就註定了迥然各異。如果他們倆同時都能受到相當平等、相當優秀的教育，那個先天低劣一些孩子應該會受益匪淺，但是那個天資聰慧的孩子在受到外界良好薰陶後會更占優勢。不過，這些思考並不會從本質上影響本章的主旨，原因如下：

  第一，教育永遠不會是平等的。天資極為相近的兩個人所處的境況有可能相差十萬八千里，這種情況在我們目前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更能說明問題的例子莫過於此：所有的孩子，無論個頭怎樣、樣子如何，都同樣能夠變得聰明。身材高大、精力旺盛的人在智力上不一定能超過他的同伴，外部條件都好以及最健康的人也是同樣。那些啟發心智、激發想像力以及讓人堅忍不拔的精神動力會一視同仁地對待所有的人，無論你的高矮美醜，無論你是明眸者還是目盲者。但是，如果明顯的生理差異都不能決定人們相應的情智差異，那麼，把它歸因於一些微妙得都看不出來的差別，自然就更加沒有道理了。這些差別既然不是我們的力量所能指明的，我們又怎能毫無理由地想像它們能夠說明最重大的結果呢？這種神秘的解答是為了給懶惰打掩護的欺騙行為，是與嚴肅認真、堅持不懈的研究精神格格不入的。

  第二，回想一下精神動力的性質，就足以使我們滿意地看到它的效力幾乎是無限的。人與人之間最根本的差別在於他們所持觀點的不同、支配他們的外部環境不同。難道一樣的思維訓練會造就出不同的人？這種情況簡直不可能發生。讓我們假設，有這樣一個人，他曾聽過並接受某一個名人的全部理論。一樣的論調，被他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滴水不漏地在民眾中公平零售，不帶半點增減。結果怎樣？他會培養出一批觀點完全一致的信徒。這些同樣的刺激，不加以保留，無論是任何直接的或偶然的保留，一定會造成同樣的傾向。無論這些名人選擇哪種學問、哪種職業，它們一定也會成為我們假定受過相同影響的人所喜愛。總而言之，觀念造就了人！和威力無窮的觀念相比，動物結構賦予人們的生理差異是那樣的蒼白無力、微不足道！

  如果在這方面我們對動物和人類的情況作一個比較的話，一定會更加理解為什麼我們說觀念之類的精神動力對人類而言決定性更大。在低等動物中，生育繁衍至關重要，明智的交配會保留上一代的遺傳基因，產出驚人相似的後代。但是，這在人類中並不常見，因為慷慨的血統和英勇大無畏的精神絕不會由父輩遺傳給兒女！正如歐洲政府現存慣例一樣，偉大的祖先過逝後，他的子嗣被指定冠以一個特殊的頭銜，但是，我們也很難發現，接受了某某頭銜後，這些子嗣就成了逝去了的英雄主義的典範，即使他們受過所有最好的現代教育，也無濟於事。動物和人的這種差別究竟從何而來呢？很可能從那不可抗拒的精神原因而來！在我們中間的某些差別可能已經消失，而在野蠻人中則仍然是明顯的。如果人像動物一樣被剝奪了智力發展的種種方法，如果他們從睿智的祖輩那裡毫無繼承，如果每個人都不得不完全從頭開始支配和整理各種觀念，那麼使一個人和另一個人在降生時有所區別的血統或其它條件，一定會象在不具備人類優越條件的畜類身上一樣，也在人類身上產生不可磨滅的影響。看來即使對於畜類，如果我們不再想使善跑的良駒退化成為駕車的駑馬，那麼人的馴教和照顧也幾乎是不可缺少的。在植物界，土壤的特點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每一種植物將來的特性。但是有誰會認為大自然中的冷暖乾濕等條件會塑造一個人的個性？對我們人類而言，精神方面的考慮壓倒了一切其他偶然性因素的影響。對人們提出一個追求的目標，並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地闡明其利害關係，這將使物質作用那緩慢無聲的影響像朝陽下的露珠一般歸於消逝。

  基於上述考慮得到的結論是：人在出生的一刻起確實具有某些區別於他人的性格，我們在娘胎里形成某種感知的歲月中所經歷的事確實會產生一定影響。在生命開始後，人們所經歷的外部事件無窮無盡，它們以不同的方式改變著我們的生物結構。宇宙萬物都是相互聯繫、渾然一體的，哪怕是芝麻大的小事兒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即使在一處消逝，其影響也會在遙遠的另一方再次出現。相反，如果哪個哲學家斷言人生來相同，那麼這種有欠慎重的說法一定會使他所要維護的真理失去光彩。

  但是，雖然精確地講人與人之間確實存在著一定差異，但若從更曠闊的角度看，所謂的差異根本無足掛齒。如果生命初期形成的那些觀點只是曇花一現，那麼我們又怎能期盼那些在母胎中混亂模糊的印象能夠抵抗得住磨滅其痕跡的後來經歷的種種觀念呢？如果成年人在不同時間、不同情況下都會性情大變，又怎能期望嬰兒的性情中有任何持久和不可改變的東西呢？既然在性質上沒有，在理解力上豈不會更少嗎？

  對你的孩子說出事實真相，就不要擔心結果；向他證明你的勸告是有價值的、值得聽的，就不必怕他會不喜歡它。你若能說服他贊同你，他的體力和智力就都將為你所用。人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都是天生成的，這種假定不是長期以來使天才教育家灰心喪氣的原因嗎？讓我們相信，教育一個人並不是給他增加才智而只是使他原有的才智顯露出來，這種怪論不是長期以來使得世界受到欺騙嗎？教育的失敗不是源於它的局限性，而是來自與之俱來的錯誤：我們原本想灌輸愛好，結果卻引起憎惡。我們把自己緊緊包裹起來，而並不象原來應該的那樣一步一步地去觀察我們聽眾心中的感情（我們應該要看到）；我們錯把強制當勸誡，妄以為專橫乃是通往內心的唯一道路。

  但是，如果從事教育的人知道自己的職業領域有多麼的寬廣，如果他們能意識到教育的效果——學生們將來是能成為意志堅定、有進取心的人，還是成為呆板乏味的傻瓜？——完全取決於他們的引導方式，那麼教育還將繼續前行，並煥發出光彩。如果人們普遍承認：進步道路上的一切障礙都可以用勤奮加以克服的話，那麼人們就會比以前勤奮十倍。廣大群眾應該摒棄束縛他們的成見，擺脫掉那一套令人掃興的神秘原因，並把人類看成理性的行為者，能以其自身認可的動機和前景來做行為的指導，而摒棄那些尚沒有適當認識和不能做出估計的緣由；在廣大群眾做到這些以前，他們絕不會發揮出取得特殊成就所必需的那種潛力。

  把上述理論應用到政治領域，我們可以推論出：決定人類性格的好壞的原因並不是不能被改變的。假如我們抱有錯誤的觀點或犯過大錯，但這也並不意味著命運的定數就是如此，只要我們消除無知和錯誤的根源，厄運就會停止。你若十分清楚地給我指明一條對我最有益、最合理的前進之路，只要我能一直清清楚楚地記得，我一定會執著地追求。這就是說，人類的行為，無論在哪種情況下，都受控於自己所做出的判斷和被感染的情感。

  在所有決定人類性格的外部因素中，教育似乎是最為重要的。這裡所說的教育是指可能附加到這個詞上的最廣泛的意義，包括每一件在人的思想上引發任何觀念並能導致一系列思考的事情。為了進一步理解這裡所研究的問題，在此，讓我們具體從三方面對教育進行詮釋：第一、偶發事件的教育，指教師計劃外的教育；第二、最具普遍意義的所謂的教育，即教師有目的的教育；第三、政治教育，即現實生活中的政府對我們觀念的改變。接下來，我們將探求各種教育在某種程度上所發揮的作用以及相互影響。

  我們時常可以聽到人們強調兩個一起受教育的青年人表現得是多麼迥然不同。而這一點曾被用來作為一個決定性的論據去支持「人類的根本差異是與生俱來的」這個觀點，但是，持這種論點的人——除非極其疏忽——原本是不會這樣說的。幾乎每一個瞬間，一個有思想的人都會產生無數的想法或變化，而這些有多少是在教師的計劃內呢？兩個孩子一同走路，一個忙著採花引蝶，而另一個則乖乖地跟著他們的督導；兩個人看同一幅畫，他們永遠不可能從一個角度去欣賞它，更確切地講，他們看到的根本就是兩幅畫；如果他們坐下來聽一個演講，他們也絕不會表現出同樣的專注和興趣。由於兩個人的心智之前處於不同的狀態，因而他們對外界的反應也就不會一樣。我們曾經在幾個傑出人物的經歷中看到：最微不足道的條件有時候竟成為喚起他們思想中的熱情和決定他們學習上愛好的最初起因；如果有更準確的記載描述這些人年輕時大膽經歷的話，我們大概還會看到更多的類似情形。

  從本質上考慮，有計劃的教育是否比偶然性教育更有優勢呢？此種質疑也不無道理。如果前者何時何處都表現得不盡如人意，那麼就其體制而言，很可能存在某些問題：教育者要麼智商不夠，要麼缺乏情商，要麼二者都不具備。他們可能由於經常犯賣弄學問的忌諱，也可能由於不夠耐心，其意見往往只起一種矯正的作用，而沒有真正吸引人的力量。教師們往往藏起一部分真理，說出一部分真理，還會對青少年提出普通的、當時流行的主張而感到自鳴得意，這種做法對於成年人的理解力來講簡直是一種侮辱。但是，兒童們也不會把這樣的老師看成真正的朋友，因為他們看得出他是在企圖欺騙他們。作為教育者，如果我們足夠坦誠、有足夠的技巧，如果我們能致力於激發孩子們的同情心和爭取他們的信任，我們就不會不相信：教師們有系統的教育措施和偶然教育那不連貫的作用相比，肯定是具有優越性的。孩子們是放在我們手裡的一種原料、一種柔順可塑的物質，如果他們最終沒按我們的意願被塑成形，那正是因為我們的愚蠢而沒有很好地運用交付給我們的權力。此外，還有另外一種同樣起決定性作用的錯誤：教育的目標設錯了！教育者的確付出了勞動，但用錯了地方——我們所教的不是真理，而是謬誤！在這種情形下，教育的力量就必然減半。但是，迷惑人的企圖是永遠不會成功的。我們不由自覺地不斷傳授正確推理的要素；對有理智的人講，推理是他的真正實踐，真理是他的固有本質。所以無怪老師們那些拙劣的計劃將總是失敗；孩子們被有系統的錯覺和偏激、晦澀、扭曲的事實暫時蒙住了雙眼，註定了他們絕不會變成教育者們企圖使之成為的模樣。

  最後要研究的就是政治制度和政權形式在每一個人的教育上所占的分量。它們的影響的程度決定於兩個基本條件。

  第一，首先若把教師的教育和在某種政體影響下所受到的教育互相對立起來，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即單看前者，可能覺得它很有力量，但其威力永遠不能同後者相抗衡。如果某人跟我們談到教育是如何把一個年輕人從險惡的腐敗政府中救出的，我們理當問問他的教師是哪位高人，居然能有如此高明、英勇之舉。他也出生在我們普通人中嗎？他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嗎？他的性格迄今還沒被外界所改變？人們已達成共識：活在公正或近於公正狀態里的人會表現得坦誠、率真和勇猛；而那些生在階級不平等中的人將習慣於冷血、猶疑和膽怯。難道我們談到的那位老師能能夠完全超然於這些氣質嗎？我們當中，有誰能按照真正智慧所要求的那樣，明確大膽地道出自己的想法呢？有誰沒發現自己由於根深蒂固的影響和舊習慣而隨時都在說謊或含糊其詞呢？但是問題並不在於能否找到那種出污泥而不染、眾人皆濁我獨清的非凡之人。只要家長和老師都生活在某種政治制度之下，那麼他們無疑和其他所有人一樣受到政府的教化和薰陶，在我們有力反抗或產生懷疑之前就已然被毒害了心靈。就像東方土耳其野蠻的統治者，剝奪了人民的權利，使他們從搖籃里就淪為奴隸。因此，認為政治同普通老百姓沒有多大關係，這種廣泛流行的觀點是多麼錯誤啊！

  其次，假定教師在教育中可以提出合理的要求和主張，試想，他將會同什麼樣的勢力進行鬥爭呢？政治制度，它的權威有力地提醒著落入其勢力範圍內的一切人，何路可行，何路該退。在基本上是荒謬的政府的統治下，他會看到剛毅的美德被排斥，奴顏婢膝和寡廉鮮恥被一貫禮遇，而道德本身也淪為一種變相的籌碼。不當行為在社會各階級中大行其道，這種情景將會在人們的思想上引起怎樣的混亂啊？教師無法逃離這個世界，也不能防止他的學生跟這樣的社會打交道。這種作法一般總是令人不快的，它給人一種詭詐、偏狹和侵犯別人的印象。所以早從孩提時代起，教師們的高尚言論和廣大民眾卑躬屈節的世俗觀點間就矛盾地存在於學生的頭腦中，因此也產生了混亂、狐疑和動搖。假使整個社會是有道德的和明智的，人們一生所受的影響當然也就相應地有所不同。但是這種影響，雖然一時是模糊而看不出的，卻可能在青春期爆發出來。當學生第一次成為他自己行動的主人，自己選擇他的愛好和同伴時，他必須熟悉他以前知之甚少的許多事情。這時，世界上那些愚蠢的事情帶著十分誘人的面目來到他面前。他幾乎不可避免地會想到：以前的成長原來籠罩在教師的欺騙下。他一旦發現受騙，就會自然而然地憤起反抗。剩下來的惟一希望，就是過一段時間後，期望他會悔悟和覺醒；而與此同時，社會上的種種誘惑又步步緊逼，威脅著這種希望——肉慾、野心、卑鄙、自私、虛妄、嘲弄不斷破壞著他人生之初的天真無邪。我們所能期待的最好的結果就是：最後，當他不斷犯錯誤，不斷被播撒在靈魂深處的墮落之種折磨得心力憔悴、疲憊不堪時，重新清醒起來而接受真理。

  [1]在計劃寫這部書時，原來認為在一開始最好不急於提出詳盡而艱深的理論。當時看來研究道德和政治哲學似乎可以採取某種和一般的通俗形式有所不同的方式，而不影響研究的正確性和深度。但是在校訂本書時，我發現由於對這個問題考慮太多，實際上，第一篇的論述受到很大影響。本章和下一章的現有內容就屬於這一情況，如果讀者感到這兩章艱澀難讀的話，建議跳過去閱讀本書的其餘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