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國古典哲學發生的前提

  首先我們來看德國古典哲學發生的前提。當然這個前提的概念很廣，大致上呢，我們可以歸納一下，把它分成這樣幾個前提。第一個是當時的社會前提，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第二個是當時的科學的前提，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第三個當然是近代哲學思想的前提。德國古典哲學，我剛才講了，它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有前人在哲學上面所做的大量的工作。主要是這三個層次，三個方面的前提。

  1·社會前提

  現在我們看看第一個前提，當時的社會狀況，德國、德意志民族的社會狀況。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的上半葉，整個歐洲都處於一個所謂革命的年代，最典型的就是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當然在此之前，有1688年的英國革命，「光榮革命」，還有更早的荷蘭的資產階級革命。但是，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是最具有震撼力的。它跟前面的兩次革命都不一樣，震撼了整個歐洲。它把一種普遍的思想帶給了歐洲。當然1789年以後，還有比如說1830年的法國革命，1848年的德國革命，革命不斷地興起。興起以後呢有一段沉寂，但是又在醞釀新的革命。所以我們把這一段時期，德國古典哲學所經歷的這整個歷史時期，稱為「革命的年代」，包括醞釀革命，爆發革命，革命的沉寂，以及再次興起這樣一個過程，反反覆覆，是一個激烈動盪的年代。激烈動盪反映了什麼呢？反映了當時的經濟、社會、階級關係都處於一個劇烈的變化過程中。那麼這種動盪呢，當然跟思想啟蒙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法國革命就是由法國啟蒙運動所醞釀出來的。法國啟蒙運動也波及當時的周邊國家，包括德意志。法國革命本身就是對啟蒙思想的一種普及。法國革命以後，拿破崙的鐵蹄橫掃整個歐洲，同時，也把一種啟蒙精神帶到了那些封建落後的國家。所以那些國家雖然被法國所侵略，有一種民族主義的屈辱，但是同時，在知識界從心裏面是歡迎的，歡迎法國革命。這個很奇怪，這種情況在我們中國好像沒有發生過，人家來侵略我們，我們還歡迎他。為什麼歡迎他？因為他帶來一種新鮮的空氣，把過去的那樣一套陳舊的封建官僚體制一掃而空，用一種新的法權思想、規章制度、政治體製取代了過去那些陳腐的東西。所以，就算拿破崙最後失敗了，退走了，撤離了，但是這一套東西留下來了，對整個歐洲有一種促進。

  所以德國在這樣一種形勢之下呢，也受到了巨大的震動。我們知道德國在16世紀的宗教改革以後不斷地連年戰爭、分裂，四分五裂。德意志當時在此之前已經不能稱之為一個國家。就算在康德的時代，德國古典哲學初創的時代，德意志的統一還是一個問題。分裂成大大小小300多個公國，各種各樣的小城邦，這樣來統稱為德意志，只是一個名稱，德意志已經不存在了。30年戰爭，就是在德意志土地上進行的，封建的領主們各自為政，每個領主占一個城邦，就是公國，就是王國。他就是一個小領主，然後跟其他的各個領主城邦之間又談判啊，又打仗啊，四分五裂了。所以在當時的德意志呢，就像一個癱瘓了的巨人，雖然很大，德意志有它的傳統，甚至於他們自命為「神聖羅馬帝國」的代表，但是實際上呢，不成一個國家。他們的民族無以凝聚。那麼，他們在政治上如此的癱瘓，在經濟上呢，也非常落後，嚴重地阻礙了德意志的經濟發展。當時的德意志的經濟基本上還是舊的那種封建的農奴制。有一點點行會的手工業，貿易也不發達，近代化工業更加談不上，還處在一個學習的過程中。他們很羨慕英國已經走上了健康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法國經過法國大革命以後，復辟王朝也開始注重發展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力量比德國那是更加不可同日而語。所以他們很羨慕。英國、法國、荷蘭都走到前面去了，但是德國還是這麼落後，所以在思想界有一種改革的傾向。他們那個時候就搞改革，非常強烈地呼籲要改革體制，要廢除這些舊的體制，比如說農奴制。普魯士的國王腓德烈·威廉二世一上台就把自己的全部農奴解放了。舊的傳統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所以當時從上到下，德意志有一種改革的思潮。有點像我們今天，德意志當時也屬於「轉型時期」。我經常讀德國古典哲學的書的時候，就想到這一點。我一邊讀，我一邊就覺得這些東西中國人是太需要了。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觀念模式，太需要變革。直到今天我們還是幾千年來用慣了的那一套思維模式，但是你讀一讀康德，你讀一讀費希特，你讀一讀黑格爾，你就會發現，裡面有一種全新的東西。這種東西是我們中國目前也處在改革和轉型的過程中特別需要的。至於現代的和後現代的東西，對我們來說還是一種奢侈品，我們往往用不上。但是，德國古典哲學的東西，你拿來，說不定就能用得上。它是一種近代啟蒙的理性精神，我們缺的就是這個。怎麼樣啟蒙？什麼叫理性精神？我們在康德和其他幾位德國古典哲學家那裡，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你不去讀它，理性精神就是一個名字，就是一個口號，你只有在讀了他們以後你才知道什麼叫理性精神。我們現在盛行反理性主義，覺得理性精神太狹隘了，後現代要拋棄理性精神，我們也要拋棄理性精神。但是我們知道什麼叫理性精神嗎？我們連什麼是理性精神都不知道，你怎麼批判？所以我們現在需要的就是這個。

  德意志當時也是這樣。在當時，德意志的政治和經濟都非常落後，但是它的思想非常活躍。法國啟蒙運動影響了德國人，通常是這樣認為，比如說萊布尼茨和沃爾夫，萊布尼茨就是常年在法國做學問，他的很多作品都是用法文寫的，肯定受法國的影響。但是他有自己的發展。他跟法國人不一樣，他有德國人的特點。所以造成了思想的激盪，一種非常生動、活躍、超前的這樣一種局面。德國人的思想是非常超前的，所以後來馬克思、恩格斯都說，德意志民族在經濟上那麼樣的落後，但是在哲學上卻可以拉第一小提琴，可以領銜整個歐洲世界。這是很奇特的一種現象。為什麼？因為人家在那裡搞革命，在那裡動盪，在那裡改變現實的社會關係；而德意志呢，在一個非常僻靜的角落裡面，觀察這些東西，在默默地看著這些東西，同時在思索。你所想到的東西，他都想到了，你沒有想到的東西，你在實踐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他也在想。所以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有一種超前性。他的哲學領先於他的老師，領先於英國、法國、荷蘭。當然英國、法國、荷蘭都很了不起，都有它們偉大的哲學家，但是德意志的哲學家，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家出來以後呢，世所公認這是一流的。他們想得更深更遠。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在行動上面呢是庸人，德國人在行動上面是畏畏縮縮的。他不敢貿然行動，他在沒有想清楚之前，他不敢邁出任何一步。這是德國人的特點。

  這個特點有它的長處，就是說他的每一步都是有計劃的，都是考慮了後果然後才邁出去的。當然也有發瘋的年代。比如說希特勒，希特勒不考慮後果。後來人們討論為什麼會產生希特勒這個問題，德意志那麼理性的民族，有那麼理性的傳統，為什麼產生希特勒？但是實際上就連希特勒，也是很理性的。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他的種族主義，都是經過「科學」論證的，你不要以為他就完全是在發瘋。他當然是利用了民眾裡面那種非理性的情緒，但是他的行為方式仍然是科學的，計劃好了的，當然他的計劃不一定能夠切中現實，有失誤，所以最後失敗了。但是他是有理性特點的。我們看德國的足球也是如此，打得很沒有意思，德國足球最沒意思，他就是按部就班地、規規矩矩地，按照他既定的一套方法，他就堅持到最後，沒有一點感情用事，所以他老是能贏。但贏了你也覺得不光彩，你這樣贏了人家，有什麼看頭。沒有一點精彩，他就是一種純粹的理性。這種精神，在德國古典哲學裡面呢，表現得最為突出。當然在此前，也有表現，比如說德語的語法、德國的語言，從馬丁·路德以後，把《聖經》翻譯成德語，奠定了德語的基礎，我們就可以看出，德語非常理性，非常有邏輯。它的一句話幾乎就沒有產生歧義的可能，它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我們在翻譯康德的著作的時候，也有這種感覺，非常有邏輯，哪怕一句話老長老長，但是你還是可以發現，它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是出錯的。如果你覺得哪一個地方出錯，肯定是你錯了，它不會錯的。它是嚴謹的德語。德語有它的傳統。當然在德國古典哲學以前呢，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萊布尼茨經常用法文寫作，甚至於經常用拉丁文寫作。沃爾夫通常也用拉丁文寫作。康德是第一個主要用德文寫作的德國哲學家。

  

  而非理性呢，在康德以前也有，像艾克哈特呀、波墨呀，還有雅可比這樣一些人，都帶有非理性這樣一種傾向。所以，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性裡面呢，可以有兩種傾向，一個是神秘主義傾向，另外一個是極端理性主義傾向。那麼德國古典哲學其實也有兩個方面，康德是當然表現為極端的理性主義，但是隨後的費希特、謝林，包括黑格爾，也摻雜了德意志民族的那種神秘主義、非理性主義。但在這個時候呢，這些東西，主要是以一種啟蒙理性的方式，表現出改革、超前這樣一種傾向。但在行動上面，他們是庸人，他們保守，德國人在當時被看作是保守的典型代表。馬克思、恩格斯的詞彙裡面經常把德國和庸人聯繫在一起，說是「德國庸人」。為什麼呢？因為德國人確實很多庸人。德國的「容克地主」，那是非常保守的。容克地主階級也經常搞一些現代的工業，也想發展一些現代工業，但是他們的根是在農村。他們是地主，他們的工業搞賠了本，或者打不開局面，他就可以回去，回到他的領地去，他有個歸宿。「容克」就是德語的Jungherr，「小主人」，年輕的主人，或者叫「少爺」。地主家庭裡面的那個長子就是容克。容克在外面搞社交，充當國家的官員，或者有的經商、辦企業。但是他們的根始終在他們的領地里，農奴制嘛。所以他處於一種既想求新，同時又有退路的狀況，在他的領地那裡，最後他們還可以退回到他們的田園生活裡面去。所以他們有一種保守、膽怯的特點。哪怕是德國的資產階級，也有這種特點，既保守又膽怯。

  但是在當時的時代呢，有三個很重要的德國的統治者，主要是普魯士王國，普魯士王國的國王，一個是普魯士國王腓德烈·威廉二世，就是康德那個時代的普魯士國王。普魯士國王腓德烈·威廉二世的統治被稱為「開明專制」。腓德烈·威廉二世鼓吹德國人要做「世界公民」，就是要打開眼界。普魯士代表德意志，在什麼上面代表呢？普魯士是一個很落後的王國，在當時它比魏瑪、巴伐利亞那些地區都要落後、野蠻，特別是東普魯士，它屬於和斯拉夫民族交界的地方。康德當時住在哥尼斯堡嘛，哥尼斯堡（Knigsberg）意思是「王城」，曾經是普魯士的首都，它雖然是一個很小的城市，但是充當過普魯士的首都。可見當時普魯士是一個邊緣的地區。但是普魯士國王呢，他認為他們的思想是最開放的。雖然好像很落後，沒有上面說的那些城市的文化根底，但是我們放眼世界，我們要當世界公民，推行世界主義。所以他具有一種非常開明的眼光，有世界公民的理念。他的繼任者腓德烈三世呢，創辦了柏林大學，也是鼓勵學術，容忍宗教自由，寬容自由主義，寬容自由思想。雖然他也壓制，但是相比而言呢，他還是寬容的。在腓德烈三世之下，有像費希特、謝林、黑格爾這些哲學家在柏林大學造成巨大的影響，在柏林大學當教授，甚至於當校長。第一任校長就是費希特。費希特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啊，很強烈的自由主義者，但是在普魯士國王的統治下，能夠容忍他，這就很了不起。所以他們當時有幾個很好的國王，包括再後來的腓德烈四世，他也是崇尚知識、崇尚文化，他本人就是一個浪漫主義者，嚮往德意志的浪漫主義，在他的統治下，德意志的浪漫主義蓬勃地發展。施萊格爾兄弟啊，諾瓦里斯啊這些人，都在那個時候發展出一種非常高的文化，非常有特色的。所以我們說，德意志雖然在當時落後於其他的歐洲國家，但是他們很幸運，連續有幾位這樣開明的國王、領導者，把整個德國帶向了改革之路。

  那麼自從宗教改革以來300年間，一直到現在，在德國古典哲學發展這一段時期之內，才開始擺脫了他們的四分五裂的狀態、停滯不前的狀態，而走向了逐步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資本主義當時是處在新興的、上升的階段。而且呢，由於他們發展資本主義跟英國和法國發展資本主義這樣一個時代背景已經大不一樣，英國、法國已經發展成近代的大工業，近代的工廠，近代的企業，近代的金融。在這種條件下，德意志要發展起來，比它的先驅者要更快。我們中國現在也是，我們在現在的國際條件之下，我們的發展肯定比美國、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發展要更快。我們現在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是驚人的，這個是不奇怪的。德意志在當時也比其他的國家發展更快。但發展得快也就引起了大動盪，引起思想上面的激烈的動盪。發展太快了，而思想方面、意識形態方面跟不上，於是呢就產生了一些衝擊。一方面，近代的資本主義要發展，另一方面呢，封建時代的殘餘又死死地拖住向前的步伐。所以他們那個時候的轉型期也是非常艱難的。發展很快，既然發展快就不穩，就有很多衝突、很多矛盾，很多東西要拋掉，又割捨不下，仍然在阻礙著社會的發展，那就有鬥爭了。這種鬥爭反映在哲學上面就是德國古典哲學短期內不斷地發展，爆發式的，馬克思把它稱為「凱旋行進」，把德國古典哲學這幾個人物，這幾十年的發展稱為「凱旋行進」。不斷地克服舊的思想，摧毀舊的殘渣餘孽，樹立新的目標，吹響了進軍的號角，就是凱旋行進。這就是這個時代的政治經濟形勢方面的特點。

  2·科學前提

  下面我們再談一下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在這樣一個時代也是一個轉型期，我剛才講了，社會是轉型期，但在自然科學方面也是個轉型期。是什麼轉型期呢？可以概括為自然科學領域裡面，由過去的主要是搜集各種信息資料的階段轉到了主要是把這些資料貫通起來，構成體系，揭示這些資料中的相互聯繫、相互轉化的這樣一種機制的過程。是這樣一個轉型。以前呢，自然科學就是我們通常講的「博物學」，什麼都知道，自然界的什麼都知道，天上的，地下的，礦物、植物、動物、人，什麼他都知道，但是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知識。這個在德國古典哲學以前呢，是很普遍的。當然也有一種體系化的傾向了，比如說牛頓。牛頓是最典型的，想用一種自然哲學——牛頓的主要代表作就是《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嘛——把整個自然界看作一個系統。比如說牛頓的故事，說他坐在蘋果樹下，一個蘋果掉在他的頭上，於是他想這個蘋果掉在頭上的這樣一個規律，自由落體這樣一個規律，跟整個天體的運行的規律應該是統一的。蘋果下落這是一個現象，我晚上看天象、看星星的運行，那是另外一個現象。而這兩個現象之間是不是有聯繫？要找出這個聯繫，這是牛頓所考慮的問題。所以他已經有這種聯繫的傾向，並且呢，至少在力學領域裡面構成了體系。牛頓三定律嘛，萬有引力嘛，這些東西都構成一個體系。但是這樣一個體系呢，只是在力學領域裡。在其他領域裡，還沒有構成，比如說光學、電學、磁學，更不用說生物、生理學、解剖學，那些還是零零星星的。甚至於到了康德的時代，康德都還不認為生物學可以成為一門真正嚴格意義上的科學。他只是認為，像這種有機體的觀念，它不是科學的，它是人的一種主觀反思的需要。那麼到後來，到了黑格爾以後的時代呢，由於達爾文的進化論，生物學才成為科學。這是一個轉型的過程，整個德國古典哲學是一個轉型的過程。就是開始呢，總是一門一門的科學，這一門，那一門，我什麼都知道，但是科學與科學之間有什麼聯繫，化學和物理學之間有什麼聯繫，物理學跟天文學之間有什麼聯繫，光學、電學、磁學之間有什麼聯繫，有機化學跟生物學、跟細胞理論有什麼聯繫，這些是在後期，在轉型時代後期才開始探討的。這樣才能夠把整個自然界當作自然「哲學」的對象聯繫起來。

  社會科學方面，最有影響的應當數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和盧梭的社會政治理論。孟德斯鳩在《法的精神》中總結英國政治革命的經驗，提出了司法、行政、立法的「三權分立」的思想，它的基本理念直到今天還是西方法制社會的理論框架，在當時也是德國古典哲學家們的政治思想的「聖經」。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則打出了「主權在民」的旗幟，由此所催化的法國大革命雖然造成了人性的災難，但它的原則精神卻深入人心，成為德國古典哲學的思想養料。盧梭的《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揭示了人類社會歷史的異化的本質規律，《愛彌兒》把近代人道主義思想全面系統地貫徹到一種新的教育理念中，這些在當時都激起了巨大的反響。當時社會上的有識之士對這些新思想、新概念趨之若鶩，法國啟蒙運動波及整個歐洲，也使封閉落後的德意志大開眼界。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德國古典哲學就是法國和德國的啟蒙運動的深化，從康德到黑格爾和費爾巴哈，他們思想中都可以看出啟蒙運動的影子。即使他們對啟蒙運動的批判，也還是立足於啟蒙的基本原則之上進行的。

  3·哲學前提

  德國古典哲學的第三個前提就是近代西歐各國的哲學。近代西歐哲學的核心問題是認識論問題，這與以往的哲學把宇宙論、本體論甚至神學問題作為核心問題有一個根本性的區別。近代哲學的創始人是培根和笛卡兒，他們以認識論為核心，分別開創了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和大陸理性主義哲學的傳統。英國經驗派在培根之後經過霍布斯和洛克的發展，已經成為系統化了的經驗論哲學。他們認為人的認識起源於感覺經驗，並且一切知識都要以直接經驗為最後的標準，「凡在理智中的無不先在感覺中」。當然他們也不完全否認理智的作用，培根建立了歸納法的一些基本原理，霍布斯強調推理在使經驗知識得到整理和條理化方面的作用，洛克則在「感覺的經驗」之外還提出了一種「反省的經驗」，包括抽象、比較、分析和形成概念等理智活動。但所有這些理智的活動在經驗派看來都只是對經驗知識的一種整理工作，使經驗知識更加清晰而已，本身並不能形成什麼知識。如果理性想單純憑自身構成知識，那肯定是沒有根據的玄想。所以歸根結底，一切知識都只能是感性的經驗知識，離開了感性的經驗，任何知識都是不真實的。經驗派在它的早期形態中都具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基礎，也就是不假思索地承認我們的感覺來自於一個客觀的物質對象，但是在它的進一步發展中，這種唯物主義的假定就遭到了毀滅性的質疑。貝克萊就認為，所謂「物質」，實際上不過是「感覺的複合」，我們憑什麼設定一個在感覺底下的抽象的物質實體的存在呢？「存在就是被感知」，凡是抽象的東西，都是不可感知的，因而也就是不存在的。這就把經驗主義的原則推到了極端，成為一種只承認自己的感覺的真實性的主觀唯心主義了。為了避免陷入一種無人能夠接受的「唯我論」，貝克萊把這種感知賦予了一個無所不知的上帝，認為當我們沒有感知到一個對象時，這個對象不一定就不存在，而有可能存在於上帝的感知中。

  但另一位更加極端的經驗論者休謨，則連這一點也否定了。他認為上帝也好，物質實體和精神實體也好，在徹底的經驗論和感覺論看來都是沒有根據的。認識的唯一的根據就是最直接的知覺印象，除此之外，一切抽象的概念如實體性、因果性等等，都僅僅是我們在多次接受知覺印象時所形成的聯想和習慣，並沒有客觀必然性和實在性。所以我們在認識論上必須堅持知覺印象的直接性和生動性，而對一切客觀物質實體和精神實體，包括靈魂和上帝，都保持一種懷疑的態度，我們既沒有理由承認它們，也沒有理由否認它們。休謨的這種徹底的經驗論以及它所導致的主觀唯心論和懷疑論在當時的知識界引起了極大的恐慌，因為它不但導致了整個自然科學的知識基礎全部成了問題，失去了客觀必然性的根據，而且動搖了宗教、道德和法律的普遍依據，即個體人格的同一性和上帝存在的信念。經驗論的發展在這裡最終走向了對經驗論本身的認識論原則的自我否定。經驗論的這一發展歷程，特別是休謨的這一發展結局，對德國古典哲學的創始人康德的思想產生了極大的震撼力，使他從「獨斷的迷夢」中被驚醒，重新考慮自己的理性派的認識論原則。康德就是由於致力於尋找一條擺脫休謨懷疑論的道路，以拯救當時被視為「理性法庭」的自然科學的根基，並重建被休謨摧毀的道德和宗教，才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哲學」的。

  近代認識論哲學的另一條線索就是以笛卡兒、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為代表的大陸理性派哲學。與經驗派不同，理性派哲學家繼承了古代柏拉圖的先驗主義認識論的傳統，認為感性知識是變動不居的，因而是不可靠的，只有邏輯上一貫的永恆的知識才是真正可靠的知識。而這些知識的邏輯頂點應該是某種自明的理智直觀，一切知識都可以從這種直觀的公理按照邏輯必然性推導出來。所以理性派又稱為大陸「唯理論」。唯理論的哲學家們花很大力氣尋求的就是那個最高的直觀的公理，在笛卡兒那裡，這就表現為他通過「懷疑一切」而找到的一個不可能再懷疑的基點，這就是「我在懷疑」，或者說「我思」。他由「我思」推出「我在」，並由「我思故我在」推出一條認識論原則：「凡是我清楚明白地意識到的都是真的。」他所理解的「清楚明白」是理性直觀和邏輯意義上的。於是他按照這一原則推出了上帝存在，並通過上帝而保證了整個物質世界的合乎規律的存在。笛卡兒的唯理論承認心靈實體和物質實體都是真實的存在，具有唯心主義和機械唯物主義的二元論性質，而從笛卡兒派中分化出來的斯賓諾莎的學說則帶有泛神論和機械唯物主義的傾向。斯賓諾莎認為，要真正按照「清楚明白」的原則來建立哲學體系，就用不著像笛卡兒那樣先從「懷疑一切」出發，而必須從最直接的理智直觀出發，這就是沒有任何人能夠真正否認的客觀世界、自然界，我們把它稱為「實體」，也可以叫作「神」。它的最根本的規定就是「自因」，即它自己是自己的原因。它本身具有兩種「屬性」，即物質性的「廣延」和精神性的「思維」，各自服從機械運動的規律和邏輯規律。但由於這兩種屬性都屬於同一實體，所以它們一一對應，不可分離，並由此表現出各種各樣的「樣式」來。而每一樣式只有被看作實體的表現才有實在性，本身則是不實在的，如各種經驗現象都是如此。斯賓諾莎認為他這一套體系是嚴格「按照幾何學方法」來「證明」的，他甚至在證明的程式上也模仿幾何學。

  笛卡兒是法國人，斯賓諾莎是荷蘭人，而德國的萊布尼茨可以說是對德國古典哲學產生了直接影響的唯理論哲學家。萊布尼茨的哲學出發點也是「實體」，但他先對實體概念進行了一番理性的分析。他認為實體的本質就在於它是不可毀滅的東西，而凡是有廣延的物質性的東西都是可以分解的，因而是可以被毀滅的，所以真正的實體應該是沒有廣延的東西，這就是精神性的「單子」。單子是構成萬物的不可分的精神實體，它的特點是具有自發的能動性，同時具有獨立性和封閉性，表現為內在的知覺和欲望。在構成事物時，每個單子和其他單子之間是連續的，永遠還可以插入無數其他單子來連接，但單子和單子之間不能夠互相影響和直接發生作用，它們的關係是由上帝這個最高單子按照「前定和諧」的原則規定好了的，每個單子的任何自由行動都是遵循著上帝預先安排好的曲譜在演奏。每個單子內部都以自己的方式反映著整個宇宙的曲譜，但只能以模糊的方式反映，所以凡是它們自以為是自由的或者是偶然的行為及事件，都不是無緣無故的，背後其實都有其「充足理由」，最終都是由上帝安排好了的。上帝在一切可能的世界中選擇了我們這個最好的世界，這就是一個最合乎邏輯規則的世界。所以萊布尼茨認為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有其數學的精確性，所有的問題，包括那些玄而又玄的形上學問題，其實都可以歸結為數學和邏輯問題，都可以拿出紙和筆來「算一算」而得到解決。萊布尼茨因此被視為現代數理邏輯的創始人。萊布尼茨的這種宿命論和庸俗的樂觀主義在當時遭到了人們的嘲笑，伏爾泰還專門寫了一個劇本來諷刺他，但他這種把一切都放到邏輯理性上來衡量的做法對德國人的散漫無序的思想是一種極其重要和必要的規範。尤其是他的追隨者沃爾夫，將這種理性主義通俗化、體系化，對德國思想界實際上起到了一種啟蒙的作用。當這種理性主義與德意志民族傳統的神秘主義結合起來，便爆發了極其偉大的思想力量，成為德國古典哲學中潛在的動力。早期的康德就是一個萊布尼茨—沃爾夫派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