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治

  1）、改革漕運、鹽政，開禁採礦

  道光四年（1824），江南高堰漫口，清水宣洩過多，高寶至清江浦一帶，河道節節淺阻，船隻不能暢行，漕運再度緊張。有人奏請引黃入運，添築閘壩，終因黃河水夾帶大量泥沙淤積於河床，漕船仍不能通行。道光帝決計革除漕政積弊，有效地解決漕運問題。自元至明，海運之法，行之有效。清代嘉慶時，也曾試行。後來由於部分廷臣及主持漕運的胥吏以風濤、「海賊」等理由加以反對而一直不能實行。道光帝在廷臣「有謂可以試行者，亦有謂斷不可行者，迄無定見」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江蘇、松、常、鎮，浙江杭、嘉、湖等府屬，濱臨大海，商船裝載貨物駛至北洋，在山東、直隸、奉天各口岸卸運售賣，一歲中乘風開放，每每往來數次，「似海道尚非必不可行，令兩江總督魏元浩、漕運總督嚴檢、江蘇巡撫張師誠、浙江巡撫黃鳴傑等各就所屬地方情形，「廣諮博採，通盤經劃，悉心計議，勿存成見」，將海運之事「一一熟籌」。但是，這些官員不願承擔海運風險，均以為海運窒礙難行，仍主張採用「引黃濟運」，盤壩接運的辦法。這種辦法實行的結果，不僅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漕運問題，還虛耗了大量資金。道光五年六月，道光帝分別給阻撓海運、又拿不出漕運辦法的大學士孫玉庭及江浙有關地方官員以革職、降級、調用等處分，改派琦善為兩江總督，並任命富有改革精神、政績卓著的安徽布政使陶澍為江蘇巡撫，命他們切實籌措海運事宜。

  然後上奏，主張海運漕糧。道光帝同意試行，並於上海設立海運總局，由江蘇派遣官員管理，在天津設立分局，由朝廷派遣官員驗收。海運計劃確定以後，陶澍再次親赴上海督辦。道光六年二月初一日，第一批海運船隻，裝載漕米一百二十三萬三千餘石揚帆出海了。海船自吳淞口出駛，東向大洋至佘山，北向鐵槎山，歷成山，西轉芝罘島，稍北抵天津，總計水程四千餘里。道光帝派遣朝廷重臣赴津驗米，米色瀅潔，且時間縮短，運費低廉。此後，繼續由海路運送漕糧。至六月初，江南漕米全部運完。道光帝實行海運漕糧，當時不失為明智之舉，但後來，由於各種保守勢力的反對，他並沒有能堅持實行下去。

  清代鹽法，大率因明制，各省行鹽循用綱法，招商認窩（產鹽地），領引辦課，引從部發，遂使鹽業之利盡歸鹽商。各鹽商層層盤剝，兼之各省官紳皆視鹽務為利藪，或藉口辦公巧為侵蝕，私取規費。積習成弊，積弊成例，致使私鹽充斥，官引滯銷，國與民交受其困。道光時，鹽業困頓凋蔽，愈益嚴重，而當時兩淮之鹽，銷區最廣，商疲課絀，積弊亦最深。道光十年，兩江總督陶澍以淮鹽疲蔽已極，屢陳積弊情形，並請刪減浮費，停緩攤補。不久，道光帝批准實施了革新鹽政的措施，將兩淮鹽政裁撤，其鹽務改歸兩江總督管理，以一事權。進而在道光十三年，推廣實行票鹽制。

  所謂票鹽制，即於場區適中地點，設局收稅。無論什麼人，只要照章繳納稅課，即可領票運鹽，在限定的地域範圍及規定的期限內自行販賣。票鹽製革除了專商專岸之弊，改變了過去鹽商壟斷鹽利的局面，國家則可收化私為官之益。由於票鹽制手續簡單，官吏無由侵擾，成本減輕，商人因而爭相經營。票鹽法於道光十二年首先在准北地區三十一個州縣實行，效果十分顯著，不到四個月，清運三十餘萬引（一引為四百斤）場鹽運銷一空。票鹽制廣為推行後，私鹽不禁自絕，官鹽暢銷無阻，鹽課成為國家財政一大收入。由於票鹽法行之有效，時論皆以改引行票為救弊良策。

  票鹽法行之有效，實為利國利民之舉，但此舉受到和過去行鹽之法利害相關的各種勢力的反對，導致道光帝推行票鹽法阻力重重，最後不得不使鹽政的改革半途而廢。

  道光六年，他曾以畿輔重地，有礙地脈風水為由，禁止商人於宛平等五州縣開採銀礦。道光二十四年（1844），他對開礦有了些新認識，在一道上諭中明確地指出：「自古足國之道，首在足民，未有民足而國不足者，天地自然之利，原以供萬民之用。」

  道光二十八年，他又在另一道上諭中稱：「開礦之舉，以天地自然之利，還之天下，仍是藏富於民。「足國之道，首在足民」，「藏富於民」，這種觀點的提出，表明道光帝在治國之道上的一種真知灼見。道光帝同時以實際措施鼓勵開礦。他對藉口辦礦「累民擾民」，「人眾易聚難散」而反對開放礦禁的官員進行勸導，告誡他們不能「因噎廢食」。他嚴飭地方官員不得「畏難苟安，託詞觀望，游移不辦」。他又根據過去官辦礦政，「官吏因緣為奸，久之而國與民俱受其累」的弊病，提出「官為經理，不如任民自為開採」。由此可見，道光帝對開礦一事，提倡頗力，措施亦得當，這對當時礦政建設大有裨益，百姓生活亦稱方便。

  

  2）、矯正奢靡風尚

  為了挽救清朝統治危機，道光帝在即位之後，力圖遏止奢靡之風，使整個社會能黜華崇實。

  他一即位，便頒發聲色貨利論，力圖說明聲色「常人惑之害及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的嚴重危害，表示要謹遵嘉慶帝不邇聲色之諭，力崇節儉，返樸還淳，告誡皇室子孫身體力行，概從樸實，勿尚虛文，竭力倡導在皇族、滿族貴族中恢復滿洲淳樸舊俗。

  3）、整頓吏治

  道光帝即位後，深知吏治腐敗所帶來的嚴重後果，感到有必要加以整飭。道光二年（1822），他下達諭旨：「嗣後現任官員不准加捐職銜，著為例。」這表明道光帝起初是打算廢除捐納弊政的。然而，後來由於國勢的衰弱，尤其是國家財政的匱乏，他又無法擺脫財政困境，不得不仍舊求助於捐納制度。自道光七年始，捐例大開，二十二年後，各省遍開捐例。至末年，兩粵用兵，軍需浩繁，於是，各省又遍設捐局，紳民凡納銀者，本人皆可補官銓選，而國家也得到一點財政補貼。從此捐納泛濫成災。道光帝雖迫於財源緊張大開捐例，但他對通過捐納取得官職的人，內心深為厭惡，對其戒備尤深。

  清代京官和地方府廳州縣各級官員各有生財之道。京官依賴外官之饋贈，外官則以俸廉不敷辦公為辭，依賴種種陋規，浮收勒折，科斂民財。一些膏腴之地，每歲陋規多至二十萬。各級官員「箕斂溢取之風日甚一日，而閭閻之蓋藏概耗於官司之剝削，民生困蔽」。道光帝希冀對各地陋規加以整頓，首先從直隸開始。道光元年，他命令直隸督撫督率藩司，「將所屬陋規逐一清查，應存者存，應革者革」，「奏定之後，通行飭諭，如再有以賠累為詞，於此外多取於民者，一經發覺，即行從重治罪，不稍寬貸」。但是，此諭下達不久，即「朝有諍臣」，「連章入告」，道光帝只好明降諭旨，停止清查直隸陋規，使得這一措施半途而廢。

  為了整頓吏治，道光帝還對那些年邁體弱、諸疾纏身而又戀棧不肯退位者加以罷斥。雲貴總督伯麟，年逾七旬，素患骨疾。道光帝將其調離總督任所，授以協辦大學士銜，供職京師。回京不久，伯麟即要求外放，隨即遭到道光帝嚴厲申斥：「知總督之養尊處優，而不知任大責重。以伊衰暮之年，使加以簡任，尚安望其稱職？」他認為伯麟「欲以要君之舉，堅其戀棧之心」，故毫不留情地勒令伯麟休致。

  4）、禁止鴉片走私與貿易

  清中葉以後，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鴉片躉船攬儲於外洋，快蟹、扒龍等艇飛棹走私，吸食大小窯口潛藏於內地，吸食者遍布城鄉各地，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在鄉吸食。鴉片煙毒，危害生靈，「勢將胥天下之編氓丁壯，盡為萎靡不振之徒」，野有遊民，國無勁旅，這是多麼令人可怕的情景！為此，道光帝即位伊始，連連發布嚴禁鴉片的命令，查拿煙販，禁民吸食，對地方官查拿鴉片不力者，訂立議處失察條例，嚴飭地方官曉諭居民，不准私種罌粟，防止鴉片蔓延。

  道光十一年，他又命兩廣總督李鴻賓等「確加查核，如何使煙土不能私人，洋面不能私售……務將來源杜絕，以盡根株，勿令流入內地，以除後患」。十二年八月，又諭令各省督撫提鎮嚴禁陸路水師將弁兵丁吸食鴉片。但是，這些禁菸措施並未能遏止鴉片流毒的洶湧泛濫。清統治集團內部禁菸、反禁菸的鬥爭日益激化。

  道光帝採納嚴禁主張之後所採取的最具決定性的步驟，是干十二月三十一日，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令他「馳赴粵省，查辦海口事件，所有該省水師兼歸節制」。他申明派遣林則徐馳赴廣東的目的，是為了「積習永除，根株斷絕……為中國祛此一大患」。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林則徐在次年即道光十九年三月至六月禁菸期間的一切行為，都得到道光帝的首肯和支持。他對於林則徐向外商宣示的「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的決心尤為讚賞，稱譽林則徐「忠君愛國，皎然於域中化外矣」。道光帝屢次指示林則徐，應於各國船隻出入經由要道的廣東海口水陸嚴查，「務使外海夷船，不得駛進口門，妄生覬覦，內地匪船，不敢潛赴外洋，私行勾結……要期除惡淨盡」。林則徐不負皇上重託，採取果斷措施，終於迫使外國鴉片煙商繳出鴉片二百多萬斤。道光帝對此十分滿意，將林則徐、鄧廷楨等交部從優議敘。並諭令林則徐等查明實在箱數，派委明幹員弁解京以憑核驗。一些官員認為不值以國家有利之財，糜之於無用之物，同時廣州至北京行程幾千里，最易被人偷換。道光帝接受了正確的建議，改變了主意，令林則徐等「毋庸解送來京……即於收繳完竣後，即在該處督率文武員弁，公同查核，目擊銷毀。俾沿海居民及在粵夷人，共見共聞，成知震懾」。林則徐遵照諭令，於六月三日開始，把繳獲的鴉片於虎門太平鎮當眾銷毀，至二十五日才徹底銷完，共銷毀鴉片二百三十七萬斤。

  道光帝接到林則徐虎門銷煙的奏報，攬奏興奮之極，提筆批日：「大快人心一事！」從道光十八年年末開始，在道光皇帝的敦促下，一場轟轟烈烈的禁菸運動在全國展開。在廣州，二百多萬斤鴉片煙渣隨海浪沖入大海，傾刻間無影無蹤，在沿海各省，鴉片走私船被緝獲，走私菸販被緝拿；在內地各省，罌粟的種植被嚴令禁止，鴉片煙、煙槍、菸具被收繳、銷毀，各種戒菸藥丸被分發，吸食者被處以刑法。誠然，在全國各地，禁菸措施在貫徹的程度上有很大差異，有的省份因弛禁派遷延觀望、敷衍塞責而使禁菸成效大打折扣。但道光帝是決心在全國切實實行禁菸的，其效果也是顯著的，於國於民都有利。英國人衛三畏在《中國總論》一書中，對道光帝的禁菸、銷煙給予了這樣的評價：「鴉片是在最徹底的手段下被銷毀了在世界史中，一個非基督教的君主寧願銷毀損害他的臣民的東西，而不願出售它來裝滿自己的腰包，這是唯一的一個實例。全部事務的處理，在人類歷史上也必將永遠是一個最為卓越的事件。」這種評論並非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