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武功

  順治元年（1644年）十月一日，福臨在北京「定鼎登基」，宣告「以綏中國」，「表正萬邦」。從此，清王朝把統治中心從關外轉移到關內，大清皇帝開始君臨中夏，統一全國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步。

  1）、緩和矛盾擴大戰果

  多爾袞在北京站穩腳跟的同時，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又進一步採取了一系列緩和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政策，以鞏固陣地，擴大戰果。

  清軍入關後，有人建議清朝也按明末的數字進行加派，遭到多爾袞的反對。他在順治元年十月下令，革除三餉及正稅之外的一切加派。同時，他要求「各該撫按即行所屬各道府州縣軍衛衙門，大張榜示，曉諭通知。如有官吏朦朧混征暗派者，察實糾參，必殺無赦。倘縱容不舉即與同坐。各巡撫御史作速叱馭登途，親自問民疾苦。」於是，每年賦稅減少了數百萬兩，窮困已極的人民得以緩一口氣。

  反對賄賂：多爾袞對明末廣行賄賂的惡劣作風也嚴加斥責，順治元年六月，他在《諭眾官民》中說，「明國之所以傾覆者，皆由內外部院官吏賄賂公行，功過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員，有財之人雖不肖亦得進；無財之人雖賢亦不得見用」，「亂政壞國，皆始於此，罪亦莫大於此」。因此，他責令：「今內外官吏，如盡洗從前婪肺腸，殫忠效力，則俸祿充給，永享富貴；如或仍前不悛，行賄營私，國法俱在，必不輕處，定行梟首。」因此，當時的一些漢宮都認為，「王上（多爾袞）新政比明季多善，如蠲免錢糧，嚴禁賄賂，皆是服人心處」。

  打擊太監勢力：清入關後，太監的勢力仍然非常囂張，當年七月，太監要照舊例，到京郊各縣皇莊去催征錢糧。多爾袞認為這樣「必致擾民」，沒同意這樣做。八月正式下令，不准太監下去徵收，而改為地方官徵收。這是對太監勢力的第一次打仍以剃髮與否，「以別順逆」。但他很快發現，「剃頭之舉，民皆憤怒」。於是，在進京的當月，多爾袞就改變前令，宣布「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便」。在剃髮問題上的暫時讓步，使清朝在攻下江南重頒剃髮令以前，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同北方漢族人民的矛盾。另外，多爾袞對當時北方農民軍和各地人民的反抗，採取大力招撫的政策，下令各地方官，按能否招撫農民軍將士，定各官之功勞。對投降的農民軍將士，則委以不同的官職。順治元年六月，順天巡撫柳寅東見「流賊偽官一概錄用」，認為很不妥當，主張「慎加選擇」一番。多爾袞則說，「經綸之始，治理需人，歸順官員既經推用，不可苛求」。多爾袞這個重要政策，對於瓦解農民軍的反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河北、山東、山西等地，很快被招撫平定，使剛剛入關的清政權有了一個能夠保護自己，進攻敵人的戰略基地，足見多爾袞深謀遠慮。

  2）、審度形勢各個擊破

  多爾袞審度形勢，根據柳寅東的建議：「今日事勢，莫急於西賊（農民軍）。欲圖西賊，必須調蒙古以入三邊，舉大兵以攻晉豫，使賊腹背受敵。又需先計扼蜀漢之路，次第定東南之局。」制訂了統一全國的作戰部署，先懷柔南明政權，集中力量攻擊農民軍。這樣做可以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第一，證明多爾袞宣稱的清得天下於「流賊」的口號，正付諸軍事行動，以便得到漢族地主階級的廣泛支持；第二，便於清軍集中主力各個擊破敵人，避免兩面同時作戰，從而取得政治上和軍事上的主動地位。

  這樣，清朝統治階級就在多爾袞的領導下，在很短時間內消滅了南明的大部分勢力。到順治五年（1648年）便是「天下一統，大業已成」，除了東南沿海和西南一隅，基本上完成了清朝在全國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