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政海中弄潮的女人

  慈禧發動「辛酉政變」，本系權欲驅使，但權力一旦在握，她也活得很不輕鬆。與其同類武則天相比較，她所面臨的時代要遠為複雜得多，堪稱「古今未有之變局」。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一言九鼎。她的性格、心態和識見，對這場改革運動的進程和結局，干係十分重大。這位宮廷頭號女人不能不使出渾身解數，以撐持風雨飄搖的老大帝國。

  1、自強與求富

  慈禧發動政變後，以「自強」、「求富」為宗旨的洋務運動迅即拉開序幕。很難設想，如果沒有慈禧太后的支持，洋務運動怎麼可能在強大守舊勢力的阻擾下延續三十多年？很長一段時間裡，慈禧被一些史家稱為「頑固勢力的總代表」，說她「一貫頑固守舊」，殊不知慈禧掌權正值國事衰微之際，她並不缺乏改革進取之心。滿清迴光返照的「同治中興」正是在慈禧當政期間發生，而洋務運動如果可以算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第一次努力的話，這和慈禧大量信任、啟用洋務派有必然的關係。

  洋務派每辦一事，必招致頑固派和清流黨的攻訐，朝廷上無一日安寧。面對頑固派和清流黨的囂聲，慈禧太后巧妙地施展其政治手腕，逐漸地減少來自他們的阻力。1866年，洋務派擬在同文館加設天文、算學館，選派科甲正途出身的人進館學習。此議一出，文淵閣大學士、理學大師倭仁便倡首反對。他認為以中國之大，不患無才，「何必師事洋人」。慈禧見倭仁振振有辭，即令他保舉數員精通自然科學的中國教師，另行設館授徒，以與同文館的洋教習相比試。倭仁見上頭動了真格，趕快申辯，說所謂中國「不患無才」，不過是自己「以理度之」，為想當然之事，「應請不必另行設館，由奴才督飭辦理。況奴才並無精於天文、算學之人，不敢妄保」。倭仁受此挫抑，後竟鬱悶成疾，請求開缺休養。

  清流派代表人物張佩綸也曾經領教過慈禧太后的厲害。中法戰爭期間，張佩綸放言高論，以談兵事為能，對洋務派的軍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顧。慈禧順水推舟，任命張佩綸為福建海疆大臣，到前線指揮作戰。張佩綸臨事茫然，暗中卻叫苦不迭。據《中法兵事本末》記載：「張佩綸、何如璋甫聞炮聲，即從船局後山潛逃。是日大雷雨，張佩綸跣而奔，中途有親兵曳之行，……鄉人拒不納，匿禪寺下院，距船廠二十餘里。……適有廷寄到，督撫覓張佩綸不得，遣弁四探，報者賞錢一千，遂得之。」張佩綸的色厲內荏，慈禧的治人之術，於此可見一斑。但這次的代價是否也太大了。

  慈禧一面應付頑固派、清流黨的訌鬧，一面給備受委屈的洋務派打氣。一八七八年，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出使英法前夕，與慈禧有段十分耐人尋味的對話：慈禧：「也是國家運氣不好，曾國藩就去世了。現在各處大臣，大多總是瞻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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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紀澤：「李鴻章，沈葆楨，丁寶楨，左宗棠均為忠貞、肱骨之臣。」慈禧：「他們都還不錯，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趕不上。」

  曾紀澤：「郭嵩燾總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拼卻聲名替國家辦事，將來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終保全。」

  慈禧：「上頭也深知郭嵩燾是個好人。其出使之後所辦之事不少，但他挨這些人的罵也挨夠了。」

  曾紀澤：「郭嵩燾恨不得中國即刻自強起來，常常與人爭論，所以挨罵，總之郭嵩燾系一個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拼了聲名也還值得。」慈禧：「我們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知道他。」

  慈禧不僅對曾、左等洋務運動的「老班子」念念不忘，而且頗有後繼乏人之慮。郭嵩燾作為洋務運動的新銳，是中國首任駐英法大使。他極力主張向西方學習，動輒與老臣們爭論，得罪了許多人。在頑固派眼中，郭嵩燾被看成士林敗類，名教罪人。「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這首刻薄的對聯便是頑固派送給郭嵩燾的禮物。慈禧說他「挨這些人的罵也挨夠了」，實際上在為郭嵩燾鳴不平，同時對曾紀澤也是一種激勵。慈禧無疑是支持改革的，但處在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她與一個最高統治者應有的知識素養和精神面貌又有一定的差距。她沒有主動吸納新知識的渴求和行動，因而在不少問題上表現出驚人的無知，如認為修鐵路破壞風水，火車要用驢馬來牽引等等（但這也不能全怪她，那個時代的知識背景就是如此）；她貪圖安榮享樂，不惜挪用海軍軍費修造頤和園。無知和私慾，直接影響到她所支持的洋務運動的實績。更為重要的是，她對事態的嚴重性、改革的進程和目標從未有過足夠的心理準備和通盤考慮，而是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動地調整政策，這也表明慈禧仍然不夠一個卓越政治家的前瞻視野。

  1895年的甲午戰爭失敗後，1898年由光緒帝主持的戊戌變法維新應運而生。此事其他史書多有詳解，筆者在此並不詳談。在大家的腦海里，戊戍變法運動是慈禧太后一手鎮壓下去的，慈禧此舉成了阻礙中國進步的關鍵。然而，慈禧並非一貫就反對變法維新。甲午慘敗，老佛爺豈能無動於衷？據費行簡《慈禧傳信錄》載，早在變法之初，慈禧即對光緒說：「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以圖富強也。」「苟可致富強者，兒自為之，吾不內製也。」光緒素怕慈禧，待到慈禧坦露心跡，抑鬱頓釋，也就在幾個書生的簇擁下放膽行動起來，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務在一個禮拜之內便大功告成。欲速則不達，反而適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他們的所做所為漸漸超過慈禧所能容忍的限度，以致吞下血腥政變的惡果。

  慈禧的不滿，大概有兩個方面。其一，維新派有針對她的兵變計劃，直接威脅到她的地位和生命。陳夔龍《夢蕉亭雜記》云：「光緒戊戌政變，言人人殊，實則孝欽並無仇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聞警告，即刻由淀園還京。」在權力之爭中，慈禧比較心狠手毒的。如果改革要以犧牲她的權力為代價，那是萬萬不行的。其二，光緒帝和維新派全變、大變的急進變革主張，造成整個社會結構的強烈震盪，使許多與現存社會有利害關係的社會集團和政治勢力覺得受到了威脅。百日維新期間，上諭達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員都怨聲載道。光緒帝嚴懲阻撓變法的官員，樹敵太多。至於廢除八股改革科舉制度，又在龐大士人群體中引起普遍恐慌。慈禧擔心全線出擊造成大廈傾覆，便出面干涉，穩定政局。

  戊戌變法運動雖被鎮壓，可那只是宮廷內的權力鬥爭，改革畢竟已是大勢所趨，關鍵在於由誰主持改革，以及如何進行改革。精明的慈禧太后通過戊戌政變確保了自己的地位之後，立即主動發出繼續改革的信息：「前因中外積弊過深，不得不因時制宜，力加整頓。而宵小之徒，竊變法之說，為煽亂之謀。業經嚴拿懲治，以遏橫流。至一切政治有關國計民生者，無論新舊，均須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廢食。」慈禧的這一舉動，給政變後萬馬齊喑的局面注入了興奮劑，使主張變法維新的社會力量重燃希望之火，這實為她政治上的高明之處。

  正當慈禧意欲緩進地推行改革時，義和團運動爆發。義和團運動，打著「扶清滅洋」的口號，對於痛恨洋人的慈禧太后而言，一開始就頗對胃口。然而在如何對待義和團的政策上，經過了激烈的爭論的，其間還夾雜著列強的干涉。到了1900年，中國的是不僅僅牽涉到中國人而已。

  2、庚子之變

  1900年初，義和團的主力轉進直隸，逼進京畿。慈禧太后派刑部尚書趙舒翹、大學士剛毅先後去涿州調查情況。太后之所以對義和團採取慎重的態度，主要是義和團在痛恨洋人方面和太后有相似之處。義和團提出「保護中原、驅逐洋寇」，他們要焚燒教堂，因為教會「勾結洋人，禍亂中華」。他們要「三月之中都殺盡，中原不准有洋人」。

  慈禧太后在1898年後痛眼洋人，其根源在於她發動政變廢光緒，另立新君的舉措，遭到洋人的極力干涉。據《庚子國變記》載：「首先是法國醫官探視被後黨宣布為病重的光緒，結果發現沒事。」上雖同視朝，嘿不一言，而太后方日以上病狀危，告天下。「各國公使謁見，請法醫入視病，太后不許，各公使又亟請之，太后不得己，召入。出語人曰：血脈皆治，無病也。」太后聞之不悅。以英國為首的列強反對太后廢光緒，立新君。1900年1月24日，太后決定立端王載漪之子溥儀為大阿哥（皇位繼承人），預定陰曆元旦（1月31日）使光緒帝行讓位禮。當時天下譁然。經元善等連名上書至二千人。載漪害怕，遣人風各公使入賀，太后亦君各公使夫人飲，甚歡，欲遂立溥儀。各公使不聽，有違言。太后及載漪內慚，日放謀所以報。會江蘇糧道羅嘉傑以風聞上書大學士榮祿言事，謂：英人將以兵力會歸政。因盡攬利權。榮祿奏之，慈禧愈發生氣。

  其次是康有為為英人庇護這事使太后憤怒。「遂以李鴻章為兩廣總督，欲詭致之，購求十萬金，而英兵衛之嚴，不可得。鴻章以狀聞，太后大怒曰：此仇必報！

  可見，太后發現有群氓開始燒教堂、殺洋人的時候，其心態自是複雜的。一方面，她得到剛毅等的復命，言義民無他心，可以依靠。另一方面，她感到處處受洋人的「氣」，又找不到報復的機會。當1900年6月11日，董福祥的甘軍受義和團的影響在永定門殺死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並剖其屍後，局面已愈發不可收拾。當時群情激昂，據曾紀澤的女婿吳永（當時任懷來縣知縣）回憶，太后對義和團的認識是這樣的：當亂起時，人人都說拳匪是義民，怎樣的忠勇，怎樣的有法術，描形畫態，千真萬確，教人不能不信。後來又說京外人心，怎樣的一夥兒向著他們；又說滿漢各軍，都已與他們打通一氣了，因此更不敢輕說剿辦。後來接著攻打使館，攻打教堂，甚至燒了正陽門，殺的、搶的、我瞧著不像個事，心下早明白，他們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時他們勢頭也大了，人數也多了，宮內宮外，紛紛擾擾，滿眼看去，都是一起兒頭上包著紅布，進的進，出的出，也認不定誰是匪，誰不是匪，一些也沒有考究。這時太監們連著護衛的兵士，卻真正同他們混在一起了。……這時我一個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鬧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遷就著他們，穩住了眾心，一方又大力的制住他們，使他們對著我還有幾人瞻顧；那時紙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鬧出什麼大亂子，連皇帝都擔著很大的危險。

  西太后的自述表明在普遍的仇外和反抗侵略情緒高漲的情況下，她如何利用了義和團而又不可收拾的無奈心理。

  真正導致局面無法收拾的，是義和團入城後發生的不受控制的滅洋教、殺洋人和二毛子事件導致的八國聯軍侵華。第一批八國聯軍由英海軍提督西摩爾率領，自1900年6月10日組織自天津出發，16日向大沽炮台發出交出炮台的最後通牒。正是在11日發生日本外交官被殺、13日義和團入北京城的前後幾天。15日，太后召大學士六部九卿入議，當著群臣哭泣。吏部侍郎許景澄進言：中國與外洋交數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無歲無之，然不過賠償而止。惟有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今交民巷使館，拳匪日窺伺之，幾於朝不謀夕，倘不測，不知宗社生靈，置之何也？太常寺卿袁昶也進言：釁不可開，縱容亂民，禍至不可收拾，他日內訌外患，相隨而至，國何以堪？慷慨欷覷，聲震殿瓦。太后目攝之。可見太后是不以為然的。

  太后不僅認為有何大不了的，而且她是執意要硬到底了。真正促使她下決心同各國一戰的，是端王載漪在大沽炮台失陷同日，偽造的一份外交團照會。經榮祿進呈的這份照會，要求四件事：1.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2.代收錢糧；3.代掌兵權；4.請太后歸政皇帝，廢大阿哥。據景善記載：「剛毅來告訴我，他從未見過老佛父那樣地發怒，即使當她聞悉康有為謀反時也沒有如此。彼族焉敢幹預之權！她高喊著。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當滅此朝食。現老佛父准立決死戰，慈意所屬，雖沐恩甚優之榮相，亦不敢勸阻，恐生意外也。」促使太后宣戰的另一線索，是6月19日召開御前會議的當天，上海的《字林西報》發表了一篇社論，用強硬的詞句斥責中國政府：「中國與各大強國同時作戰，它是由西太后和她的奸黨的選擇而作戰的。他們非常愚蠢，妄自尊大，自以為他們能夠安全地抗拒列強聯軍……不管發生任何事件，這批奸黨若不自動離去，就必須被逐出北京城。希望有可能把光緒皇帝尋出來，把他重新置於皇位之上。現時必須對中國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的戰爭的是西太后，我們不是對中國作戰，而是對那個篡奪政權的北京政府作戰。」

  慈禧太后被幾種力量推動著：一是洋人對她的攻擊甚至想奪他的權促使她對洋人強烈地痛恨，二是周圍頑固派的火上澆油、吹風點火，三是義和團煽動的全面的對洋人的仇恨情緒，更給了她報仇的機會、理由和實力。這一切都使太后感到了莫大的激憤和衝動。6月20日，德國公使克林德在乘轎去總理衙門途中為虎神營士兵槍殺，使館中的外國衛隊得知後，結隊外出準備尋釁。義和團立即開始攻打使館。次日，清政府發布了「宣戰」上諭。

  然而，慈禧太后真的是要傾全國之力與外敵決一死戰嗎？事實證明，當這口惡氣出得差不多的時候，她也理性的認識到雙方實力的差距，這是她也就害怕起來。她的宣戰僅僅只持續了5天。6月21日宣戰；6月22日又發給義和團2萬石粳米，同日懸賞洋人首級。據《景善日記》，「莊王出示懸賞，以勵殺敵，殺一男夷者，賞銀五十兩；殺一女夷者，賞銀四十兩；殺一稚子者，賞銀二十兩」。25日，密諭各省遍殺洋人，但袁昶、許景澄將諭旨中的殺字改為保字或保護字。無人敢以此奏聞太后。同時，太后還賞給進攻使館的神機營、虎神營和義和團銀各十萬兩。

  然而，自6月25日進攻使館第一次明顯的停火開始，7月18日到28日，8月3和4日，又有幾次停火。據英人赫德的記述：有人從中給我們以部分的保護，這似乎是可能的事：歷次攻擊並不是由政府所能調動的數目的兵員所發動—攻去沒有一次干到底，總是正當我們恐怕他們一定要成功的時候停住了——假使在我們周圍的軍隊真的徹底而決心地攻擊的話，我們支持不了一個星期，或許連一天都支持不了。所以一種解釋是可信的，那就是一定有某種保護—有人，或許是知道摧毀使館區將會對這個帝國和這個皇朝帶來怎樣的損失的一位聰明人，在發布命令和執行命令之間從中作梗。其實，真正害怕的是太后本人。她從6月25日開始即派榮祿前往使館要求停戰，榮祿在當晚九時得的議和命令，次日帶隊往使館界，懸一牌，書奉太后諭旨，保護使館。洋人皆由館中走出，與榮祿商議，「於是有三記鍾之久，不聞槍聲。」

  慈禧態度變化的一個重要事件，是6月25日早上，端王、莊王、濂貝勒、瀛貝勒領帶60餘名義和團員入宮，尋找二毛子，至寧壽宮門，太后尚未起床，他們大聲呼噪，請皇帝出來，說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太后在吃早茶時聽到，大怒，斥退端王等。她這才意識到情況遠比她意料的要複雜而危險，情況早已經超出了她的預料和掌控。

  自此，朝廷占主流的意見已經傾向於議和。而6月26日，東南督撫們在密不公布「宣戰」諭旨的同時，還和各國領事商訂了《中外互相保護章程》九條。「東南互保」導致中外關係出現奇特的不統一局面。真正了解太后意圖的作法，看來只有南方的地方大吏如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張之洞等。

  慈禧還於7月20日起連日派人向使館送西瓜、菜疏、米麵等物，又派人去慰問。8月2日，聯軍約4萬人自天津出發，7日，清廷任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即日電商各國外交部，先行停戰。但列強執意要攻入北京。8月14日，聯軍攻入北京，15日，西太后挾光緒帝出奔往太原、西安。9月7日發出上諭，對義和團痛加剷除。

  3、晚年悔悟

  慈禧對無法收拾的局面，雖然歸罪於義和團和辦事不力的下臣，但並沒有完全逃避個人輕率魯莽的責任。根據她後來回憶說：「依我想來，還算是有主意的。我本來是執定不同洋人破臉；中間一段時期，因洋人欺負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動氣。但雖是沒攔阻他們，始終總沒有叫他們十分盡意的胡鬧。火氣一過，我也就迴轉頭來，處處都留著餘地。我若是真正由他們盡意胡鬧，難道一個使館有打不下來的道理？不過我總是當家負責的人，現在鬧到如此，總是我的錯頭；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人民，滿腔心事，更向何處訴說呢？」慈禧太后在決策時的處境，確實比較艱難。正如她自己所說：去涿州查看義和團的兩個「國家倚傍的大臣」（指剛毅和趙舒翹），回來復命時，太后曾問他們「義和團到義可靠不可靠？」他們並沒有給回復。而餘外的王公大臣們，又都是……要與洋人拼命的。教我一個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

  慈禧還是把客觀環境當作決策的理由，因此也擺脫了自身的罪責。這次打擊似乎使她有所清醒，在迴鑾過程中，就急匆匆地準備在宮中召見各國駐華公使夫人，一反常態地要開展「夫人外交」。一方面表明她認識到妄自尊大可能會帶來毀滅性的危險，另一方面，她也是極力地掩示對洋人的刻骨仇恨。

  慈禧對洋人的仇恨，據女官德齡的回憶，是相當普遍而深刻的。老佛爺（指慈禧）向來恨外國人，也許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有這麼多的外國人喜歡評論她的政府。她最討厭的就是傳教士，由此發展到痛恨一切外國人，不管他們在什麼地方。下面的引文說明了慈禧對西方人、西洋文明的主要看法。

  慈禧曾說：

  他們憑什麼對我如此無禮！這不是他們的國家，對這個國家的內政，他們應該沒有發言權。難道我不能處罰我自己的臣民嗎？如果我派到外國的使節，他們干預那個國家的行動，試問，那個國家的政府能同意嗎？……

  他們不喜歡我們的生活方式，可是「這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喜歡。她們不喜歡，他們可走，我們並沒有請他們來。他們到我們國家來，那是我們的容忍。……

  當這些所謂文明國家的人還在把尾巴鉤在樹枝上打鞦韆的時候，我們的國家已經是一個文化發達的國家了，而這些國家竟厚顏無恥地派傳教士到我們國家來宣傳宗教，宣傳文明！

  他們給我們的人民灌輸基督教的毒素，於是中國信洋教的人馬上就不尊重我們的規矩和我們的傳統習慣。中國內地發生的多數問題都是由信洋教的中國人引起的。

  他們能給我們提供什麼比我們已經有的更好的東西？根本沒有！我們從遠古時代起就懂得要尊敬父母。外國人不是這樣，當他們達到一定年齡的時候就離開父母的家，並且從此就不再服從他父母了。

  此外，她還多次抱怨西方的婚俗、有關教堂許多不真實的傳聞。最終，她認為外國人今天已經成為中國的禍根，但願有什麼方法能讓他們永遠離開中國，那我將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慈禧太后在八國聯軍侵華後，一反常態地招待外國公使夫人。當時有的公使夫人接到邀請後非常氣憤，說：還講什麼禮儀？應該把她踩在我們腳下！她用槍炮對付我們，應該請求原諒的是她，而不是我們對她彬彬有禮！但1902年6月的這次召見，使這些外族貴婦感受到了身為一個沒落帝國之主的威嚴，她們忘記了幾天前聚會時大家義憤填膺的神情，一個個都被慈禧太后威嚴的儀表和這種莊嚴的場面深深震懾，都遵照覲見皇后的禮節給她行了三次大禮。

  慈禧在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被迫西逃的打擊下，必然是有所醒悟的。1900年8月20日，她在逃至宣化縣之雞鳴驛，以光緒帝的名義，下詔罪己。詔曰：「近日釁起，團練不和，變生全猝，竟敢震驚九廟。慈輿播遷，自顧藐躬，負罪實甚。」

  可以想見，慈禧在西逃的過程中，經歷怎樣的思想鬥爭過程。這從她在8月22日、12月1日分別兩次降諭：一方面要求各中央、地方官員直言，另一方面要求各中央和地方大臣在兩個月內提出新改舉的迫切心情中可以看出。其實，慈禧太后就是從此時開始、從宮廷禮節開始，著手曾經被一再擔擱、而今不得不進行的改革，雖然為時有點晚，但仍然反映了「老佛爺」晚年的一些理性和積極的精神要素。一九○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慈禧在西安發布「預約變法」上諭，要求王公貴族，部臣疆吏「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各舉所知，各抒己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上諭發布後，各地方反應強烈，其中尤以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二人聯銜會奏三疏最為完備。慈禧閱罷，認為「事多可行，即當按照所陳，隨時設法，擇要舉辦。」同年四月，清政府設立督辦政務處，命奕劻、李鴻章等六人為督理大臣。至此，清末「新政」正式上演。

  4、清末新政

  與戊戌變法相比較，清末「新政」實際上是一場更具現代化性質的改革。但對於滿清政府而言，「新政」的果實他們覺得並不那麼甜美。政治上，它在沿襲戊戌變法裁汰閒衙冗官方針的基礎上，設立外務部、商部、學部、巡警部、郵傳部等新的政府機構，使傳統的六部體制不復存在；經濟上，首先肯定了戊戌變法時獎勵工商、發展實業的各種措施，而後頒布《商人通例》《公司律》、《破產律》《商會簡明章程》等多種經濟法規，為工商業的發展提供必要的法制保障；軍事上，戊戌變法時的主張為整頓團練、令八旗改練洋操，並著手改革軍制，而新政則致力於用現代化軍隊建制編練新軍，軍隊組成、武器裝備和指揮水平明顯改善；文化教育上，戊戌變法時提出改革科舉制度、設立新式學堂、獎勵遊學，新政則宣布廢除科舉制度，大規模地開辦新式學堂和派遣士人出國留學，並參照日本模式制定出中國最早的學制——《欽定學堂章程》以及《奏定學堂章程》。

  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慈禧，對新政寄予厚望。她在接近古稀之年，卻對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畲的《瀛寰志略》等介紹外國歷史地理的書籍產生極為濃厚興趣，時常閱讀以廣見聞，這在以往帝王也很少有過的事情。新政推行過程中，雖有著種種弊端，但決非無善可陳，更不是什麼「假維新」。新政的推行，確實在為中國逐步積累著現代化資源，為社會的轉型準備著物質和社會方面的條件。《清史稿·后妃傳》中稱：「（慈禧）晚乃壹意變法，怵天命之難諶，察人心之將渙，而欲救之以立憲，百端並舉，政急民煩，陵土未乾，國步遂改。」不過，當時的國內外環境沒有再給中國提供一個穩健改革的機遇。一九○四年，日俄戰爭爆發，島夷小國日本戰勝了龐然大物俄羅斯。國內外輿論認為，這是立憲國戰勝專制國的鐵證，「皆謂專制之政，不足復存於天下。」於是國內立憲的呼聲，由微弱轉為高漲。慈禧在強大輿論壓力下，不得不將新政歸於憲政改革。憲政改革，意味著要突破政治體制中最核心的部分。這一重大的舉措，給清末改革帶來功能性紊亂，也給慈禧招致難以承受的壓力。

  本來，後起國家的現代化在初期需要一個集權的中央政府，以便整合社會力量，充分調動和使用各種資源，穩健地推動現代化的進程，日本即是一個成功的先例。

  日本從1868年開始明治維新，到1889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歷時二十餘年。而中國在實行新政不久即轉入憲政改革，其結果只能導致政治資源的分散，使原已就「內輕外重」的政治格局更趨嚴重。當時國內就有人痛切地指出：「論日本之政，其所以致富強者，以其能振主權而伸國威也。今之議者不察其本，而切切以立憲為務，是殆欲奪我自有之權，而假之以自便自私也。……夫日本以收將權而存其國，而我國以限君權而速其禍，不可謂善謀國者也。」

  1906年，光緒奉慈禧諭旨，宣布「預備仿行憲政」，並以官制改革為下手處。官制改革以行政和司法相互獨立為基本原則，「總使官無屍位，事有專司，以期各有責成，盡心職守。」由於官制改革牽涉權力和利益的重大調整，引起統治集團內部的躁動不安。有關官制改革的條陳如雪片般飛到慈禧的眼前，其意見之紛雜、鬥爭之激烈實屬罕見，老佛爺感覺「如此為難，還不如投湖而死。」區分清楚中央與地方的權限是官制改革中最頭痛的問題之一，清政府本欲通過官制改革收取督撫的兵權和財權，哪知督撫卻以設內閣、開國會相要挾，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更形突出。官制改革陷於進退維谷的境地。

  一九○八年，憲政編查館頒布九年預備立憲逐年籌備事宜清單。與此同時，慈禧和光緒帝聯名發布《九年預備立憲逐年推行籌備事宜諭》。上諭中指出：「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內外臣工同受國恩，均當警覺沉迷，掃除積習。……所有人民應行練學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該管衙門，在外由各省督撫，督飭各屬隨時催辦，勿任玩延。」又云：「至開設議院，應以逐年籌備各事辦理完竣為期，自本年起，務在第九年內將各項籌備事宜一律辦齊，屆時即行頒布欽定憲法，並頒布召集議員之詔。」這是慈禧生前頒布的最後一道諭旨，也可說是慈禧的政治遺囑。不久，慈禧悲鬱而逝，權力軸心頓成虛弱，要求速開國會、速立憲法的呼聲更趨高漲。立憲派的鞭策和清廷的拖延，導致兩者合作的最終破裂。滿清王朝在革命派和立憲派的呼喊聲中土崩瓦解，清末改革以失敗而告終。中國也開始進入一個更沒有「重心」的時代。有誰能說民國初年比慈禧掌權時的清朝強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