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學——中國人的夢親歷恢復高考大戰

  我記得清清楚楚，裡面在開社員大會，我一個人在門外徘徊，像熱鍋上的螞蟻。我感覺開會時間很長很長，其實最多也就是半小時，可我太緊張了。這時隊長從裡面出來，他朝我笑笑，說你去考吧！就這麼一句話，我的眼淚嘩地流了出來……黃蓓佳說，她考試並沒有太費心思，考得比較順利。只是在揚州參加高考閱卷的父親對她有個要求：每天考完後，把答完的題寫信告訴他，好讓他估估分——老頭子雖不在女兒身邊，可心裡比誰都著急。黃蓓佳說她每天考完後，竟能在當晚把所考內容一字不漏地再抄出來給父親寄去。幾天後，父親來電話告訴女兒：基本沒問題。有父親這句話後，女兒就放下心了，乾脆從此不下地了。在等候大學錄取的消息到來的時間裡，她動手給父親織了一件毛衣。毛衣織好時，知青朋友也歡天喜地地給她送來入學通知書：北京大學。沒錯。黃蓓佳打開入學通知書看了第一眼，更是激動得直發抖：她沒有想到她被北大中文系錄取了！這正是她夢想卻又怕沒把握而不敢在志願上填的專業啊？

  那次高考太有意思了。我們江蘇共有三人考上了北大中文系，有一個同學喜歡法律，結果把他放在中文系，而畢業後又把他分配到了省政法委。我呢，上了北大中文系，結果畢業後被分配到了外事辦。我不高興，因為我想當作家，所以拼命地寫啊寫，結果就一直到1984年寫到了江蘇省作協當專業作家。

  黃蓓佳說，她到北京走近自己夢中情人——北大的校園時心律加快了好多好多，因為以往夢中的北大僅是個概念，就像對皇帝頭上的那頂皇冠的認識一樣，可進了北大校園後，黃蓓佳發現這兒太大了。她當晚寫信給父親，說北大大極了，就像我們家的縣城一樣大！這位江南才女入學後就忍不住又動筆寫了一篇感受上大學的作文，後來這篇文章被很多報刊轉載了。當時沒有稿費，到了1978年才有，她因此收到了後來轉載她文章的《山西青年》寄來的七元錢稿費。七元錢就非常了不起了，是我一生中第一筆稿費呀！我用它買了一個鉛筆盒，一本字典。鉛筆盒伴我度過了四年北大讀書時光，小字典至今我還用著……黃蓓佳說著從書房裡拿出那本已經很舊很舊的小字典給我看，她坐在沙發上久久撫摸著它，就像一下子重新回到了當年走進北大的那段難忘日子。

  我知道在我們今天的作家隊伍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跟黃蓓佳走過的路非常相似。他們從小就有當作家的夢，而正是恢復了高考，才使他們真正有機會實現自己當作家的最終願望。

  那年與黃蓓佳在北大同班學習的陳建功就是其中之一。他現在是我的兄長兼上司，是國內外很著名的作家了，還是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建功上大學之前當了十年挖煤工，過的苦日子比誰都多。1968年，剛高中畢業的建功還在北京城裡鬧革命，一天，突然有一個同學告訴他：京西煤礦來招工，我替你報了名，你去挖煤吧！建功就這樣去了煤礦，這一挖就是十年。到礦上後，他喜歡動筆寫些東西，又喜歡發表些自己的見解，所以礦工們很欣賞他，工農兵學員招生時，大夥推薦他，但一到黨委那兒就沒他的戲了。特別是有一天他從岩洞裡挖煤出來，看到太陽剛剛出來，就猛然吟起《日出》里的一首詩：呵，太陽出來了，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然後伸伸懶腰。這事被有心人知道了，於是他便有了攻擊紅太陽的罪名。恢復高考的消息傳到他那個礦上時，建功表現得並不特別，因為他當時並不太了解時勢的變化，只知道自己和被打成特嫌的父親一樣是個反革命嫌疑，他因此抱定當個工人作家就是自己最好的理想了，而且當時文藝界都認為作家必須是從基層生活中才能培養出來的，學院那種地方不可能出作家。母親知道了兒子的想法便不答應了，說什麼也得讓兒子趕考一次。建功說媽我現在連最大公約數、最小公倍數都不知是什麼了，怎麼個考法呀？他媽說你不會找兩本書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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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年秋天，我便開始了一邊上班一邊溫習功課的生活。當時我們礦的知青中大約有一半人都在溫習。陳建功回憶說，離校近十年，我的數學已經忘了很多，但經過溫習有不少也漸漸看明白了，但對最大值最小值的公式我卻始終搞不明白，也不肯背。當時和我在一個工棚里住的有個叫黃博文的，他數學挺好，我就發牢騷，我說這太複雜了，我背不下來。他說建功我教你一招，你呀不要按它的公式，你就用y，用導數來解。他也問我，作文怎麼開頭好呀？我也教他一招，我說你看題目沾不沾邊，如果沾邊你就可以寫成一封信。1977年深秋的一個清晨，天還未亮，我們礦上用一輛大卡車，將我們這些參加高考的礦工拉去考試。那時天氣已經很冷了，我看見寒星還在天上閃著，山路非常崎嶇，卡車似乎開了近一個小時，才到了一個特別衰敗破爛的院子，這是一所學校。我們都知道，決定我們命運的時刻到了。第一門是語文，作文題目是《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裡》。一出考場，黃博文就緊緊地擁抱我，他說你給我出的主意太棒了，我果然是以給我爸媽寫信的形式寫的。最有趣的是，考數學時也有兩道題是最大值和最小值，我也就稀里糊塗地用Y公式套用了一番，答案果然很快就出來了，我的數學後來居然得了95分……聽說自己被北大中文系錄取的時候，我正在篩沙子，更確切地說，那位工友興沖沖地跑來告訴我時，我正在仰面朝天，躺在沙子堆上曬太陽。我記得聽他說完了，當時我似乎淡淡一笑。接著，我又翻了個身，我還想曬曬我的後背。那人說你怎麼這樣？我說著什麼急，反正跑不了。直到我的後背也曬得差不多了，我才爬起來去領我的錄取通知單。現在回想起來，有點兒後怕，那年我也只二十八歲，我的心就已如岩石般粗糙了。我的成績平均在90分以上，總分在我們班是第四名第五名的樣子。最為滑稽的是我的語文得分最低，只有80多分，其中作文失掉的分最多。大概因為我把作文寫得比較花哨，寫成了文章，而教師判題時卻是按照作文規範要求的。聽說北大要錄取我時，還很疑惑，特地跑到招生辦詢問：這個人為什麼語文分數最低，而別的分都很高？招生辦的人好像說的是，這個人可能是個寫文章的人，簡歷上說還發過作品……

  那年大考中，像陳建功這樣進大學門前後有過奇特經歷的，不止他一人。

  鄭曉江，1978年考入江西大學。現在他是南昌大學教授、校報主編，在生命社會學科方面是國內知名專家。他在給我寄來一堆他的代表作時，隨信告訴了我他那年參加高考的一份難忘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