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一般情況下得到的回答是「不介意」。但也時常有人不屑一顧地說：戴啥口罩，我們不是跟病人一天到晚吃住在一起，也沒怎麼樣嘛!你們是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咋事還沒幹，就講究這講究那的？這哪是在救人，是救你們自己吧？這樣蠻不講理的不在少數。流調隊員為了搶救患者，完成對密切接觸者的調查，只得冒著極大的危險與患者、密切接觸者面對面交流，而且必須神情平靜、面帶微笑，否則遭遇不配合，拖的時間更長。

  為了把這一戶的患者送上救護車，其家屬足足跟流調隊討論了四五種方案，焦點都因為有可能被外人「發現」。最後的「秘密行動」是這樣的：由一名流調隊員先出門，緊隨具後的是患者本人，兩人之間的距離約二十來米，即使被熟人看到也不會懷疑什麼。關鍵是患者後面這一個流調隊員，她既不能離患者太近，太近就容易被人發現什麼，可太遠了也不行，一旦下樓或出門時患者頂不住了要倒下怎麼辦？那時後面的一位流調隊員就得有足夠的時間衝過去扶住患者。就這麼定了，相距3米左右，如果患者碰上熟人搭個話什麼的，後面跟著的那個流調隊員就佯裝誰都不認識似的往前走，或者乾脆閃到一邊，低下頭假裝系個鞋帶什麼的。在後一個流調隊員之後三四十米的地方是患者家屬，他們的任務是給患者帶些住院的東西什麼的。這個距離近了也不行，太遠了則會影響救護車的開車時間。

  瞧這複雜!一切安排妥當後，流調隊員才把患者從家中接應到救護車上，這前後整整用了2小時零20分鐘。

  事情還沒有完。第二天這位患者被正式確診為SARS患者。其家屬的隔離任務和消毒工作也是由流調隊負責。

  「每天的體溫我們可以在電話里報，可消毒什麼的你們還得來，但說好了啊：你們不能進我們住的那個院子大門!」患者家屬說。

  「那我們怎麼給你們消毒呀？」流調隊員覺得無法完成任務。

  患者家屬有招，說：「你們每天把消毒的東西放在院子門口，我們自己出來接應。時間約在上午九十點鐘怎樣？那時大院進進出出的人多，不太會被人注意的。」「不行，你們是密切接觸者，隔離期間是不能隨便走動的，尤其是不能到人群多的地方。」流調隊員說。

  患者家屬迅速又想出一招：「要不你們就帶著消毒用具進大院吧，但絕對不能穿白大褂什麼的。消毒用具也得放進一個大塑膠袋內。有人問，你們就說是收破爛或者賣東西的小販什麼的，反正你們自己去編吧。」「可還是進不了你們的家呀？」「這就好辦了：我們不是住在5樓嗎？你們可以從樓底下往上看我們的窗台。從明天起，我們就在窗台上放一盆花。如果花盆在，證明樓道里有人，你們就不能上來。一看到窗台上的花盆沒了，你們就趕緊上來。記住：我們就用這暗號。千萬可別搞錯啊!」瞧人家的「地下工作」經驗多豐富。流調隊員為了完成任務，也盡力適應這樣的「地下工作」。

  

  問題是，有時「地下工作」的對方並不那麼配合，這給流調隊員帶來更多的艱辛。

  吳紅，西城區福綏境醫院大夫，53歲。她瘦小的樣子讓人感覺比實際年齡要老些。她所經歷的一件事讓我聽後感到非常堵心。那一天她和另一位女大夫獲悉一個高幹大院內有戶人家的小保姆為給主人拿藥，在人民醫院傳染上了SARS。吳大夫她們不敢耽誤一分鐘，當即趕到那個大院。嚴密把守的保安就是不讓她們進去，吳大夫她們好說歹說近一個來小時，磨破了嘴皮方才進了院子，卻又在上樓梯時被人擋住。

  「不行，你們穿著防護衣，又到處接觸非典病人，肯定身上不乾淨。知道我們這兒住的是什麼人嗎？都是大人物噢!這電梯上上下下多少人要乘坐，出了事你們負得了責任嗎？」開電梯的、管電梯的和上下電梯的一個個瞪著眼睛，恨不得將吳大夫她們吃掉，可又不敢接近。唯一的辦法是堅決不讓吳大夫她們上樓。

  十六樓啊!身著防護服又背著幾十斤重的消毒藥水等東西的吳大夫，望著緊閉的電梯和層層圍住電梯口的居民，只好無奈地沿著樓梯一層層向SARS密切接觸者所住的十六層高樓攀去。穿過防護服的抗非戰士們都知道，就是平時人高馬大的人，只要一穿上幾層防護服，就會感到像是肩頭壓了幾百斤重的擔子。而流調隊員在對密切接觸者所要做的是：除了在知情後的第一時間內迅速將他們隔離之外，便是儘快幫助他們進行環境消毒。這是流調隊員必須完成的一項「規定動作」，而且這樣的「規定動作」只要密切接觸者一天不解除隔離，隊員們就得天天上門，重複進行消毒和測體溫。

  「那一次攀十六層樓梯，就像重新走了一回50年的路……」年屆53的吳大夫長嘆一聲，說，「怎麼上去的，用了多少時間，現在我都記不得了，反正當時我只感覺特別特別的漫長。可沒想到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上到十六層的密切接觸者家時，人家閉著鐵門，就是不開門。不開也罷，我們在門外又是交代政策又是交代注意事項，哪知那位密切接觸者突然隔著大鐵門扯著嗓子嚷嚷說我們是有意在樓道里壞他家和他本人的名譽。那人說他是政協委員，如果我們還不趕快走的話，他就要告我們去!隨後聽到鐵門裡面哐當亂響一通，像是在抄什麼傢伙砸東西。我們怕出什麼事，只得下樓。」「慢著，你們已經踩著我們的樓梯了，以後讓我們樓里的人怎麼個進進出出？你們得把走過的樓梯道消毒!」那密切接觸者半開著門，衝著下樓的吳大夫等大聲吆喝道。

  已是雙腿發抖、氣喘吁吁的吳大夫她們只好往樓下退一步，就在踩過的地方噴一下消毒水。「上去的時候像攀喜馬拉雅山，下樓時像入海底。當我們退到一層地面時，兩條腿實在站不住了，哐當一下癱倒在牆根，恨不得躺過去算了。可不行啊，我們還得走。樓里的居民見我們倒下不起，以為我們也得了SARS，那又嚷又跳，又怕又怒的嘴臉，真夠受的!當時我想寧可死在馬路上也不想多賴那兒一分鐘……」吳大夫又是搖頭又是嘆氣地對我說，「可是我們剛回到醫院，脫下防護服還沒來得及洗完澡，那個樓里的居民卻打電話來，火急火燎地讓我們趕緊過去，說他們聽說十六層有小保姆得非典了，大夥不放心，讓我們把樓上樓下還有院子都消毒一遍。去吧，人家現在又需要我們了。於是我們又重新穿好防護服，背起消毒藥水，再到那個大院，一直又忙裡忙外幹了三個來小時……」流調隊裡的黃大夫給我講的經歷更讓人又好氣又好笑。

  那天她和同事接到CDC通知，說某寫字樓內有5個SARS密切接觸者。黃大夫先用電話與對方聯繫，那邊說你們現在不能來，要是來，我們就集體逃跑。這怎麼行？黃大夫苦口婆心地跟對方做工作。對方說，不是我們不想配合，可你們不知道，要是你們穿著防護服的人一到寫字樓來，我們公司就要完蛋啊!黃大夫不明白，問為什麼？對方說，這不明擺著，你們一來，整個大樓里的人就以為我們都得了非典，一定要趕我們走的。我們公司才開張半年，業務剛剛有個頭緒，你們一來，我們先前做的一切不全部泡湯了嘛!投資人不把我們這些人的飯碗砸了才怪!黃大夫她們一想也是，因為大家對非典都不是特別了解，由於流調隊去一趟，人家的公司真要砸了，也是個事。可留一個非典傳染源的危害更大呀。黃大夫跟對方商量，說那你們想個辦法，按照傳染病法規定，我們流調隊的工作是必須做的，比如消毒呀對你們幾個人隔離什麼的，不管什麼情況都得做。對方說，能不能你們不進樓，約個地方我們派車去接應你們。

  黃大夫一想也成吧。於是她和另一個流調隊員帶上消毒用品等先坐上自己單位的救護車，然後在一個路口登上前去接應的密切接觸者代表開來的車。到寫字樓後，人家沒有讓她們進樓，而是將車開到了地下停車場。

  「你們先不能出來，等天黑了，樓里沒人了你們才能進去。」人家鎖上車門，對黃大夫她們說。就這樣，黃大夫她們被關在地下車庫內動彈不得。

  那地下車庫是車子待的地方，而非活人久待的地方,更何況黃大夫她們穿的是防護服，用不了一會兒渾身上下跟泡在水裡似的難受。難受點兒也就忍了，可關在車子內總不是個事吧!黃大夫一看時間已經過去了兩個多小時，咋還不見接應的人？黃大夫趕緊又打手機給樓里的人。樓上的人說別急別急，現在寫字樓里還有人哪，他們正在想法引開別單位的人，讓他們早點離開大樓。「再堅持一兩個小時就差不多了。」樓上的人說。

  「啊，還要一兩個小時呀？」黃大夫心想，到底是我們去隔離人家，還是人家隔離我們呀？又過1小時40分鐘，接應的人總算神神秘秘地將她們引上樓。黃大夫她們顧不上喘口氣，就支起噴射工具，開始為密切接觸者的辦公場所消毒。就在她們向幾位密切接觸者交代完隔離事宜時，有個愛串門的外單位女人一邊咋呼，一邊往黃大夫她們噴藥消毒的那層樓道走來。

  「快快，你們倆快進廁所躲一躲，不叫你們就別出來。記住：如果被外人發現，你們就說你們是我們公司專門請來的清潔工，正在給房間消毒呢!其他的不准多說一個字!」不由分說地黃大夫等人被關進了又悶又窄的廁所。

  二三十分鐘過去了，黃大夫她們不見有人來「解禁」，倒是外面的屋子裡又說又笑地沒個完。黃大夫她們生氣了，在裡面一邊敲門一邊嚷著叫人放她們出去。那個串門的女人好奇，說你們的廁所里怎麼還關著人呀？公司的主人忙說，是請來的清潔工幫著他們消毒呢!串門的女人又問，消毒就消毒吧，幹嗎還把人關在廁所里？公司的主人忙說可能廁所門壞了。這時有人悄悄將廁所門打開。黃大夫她們走出廁所的那一瞬，串門的女人嚇得大叫，呀，你們這兒有非典啊!然後像見了瘟神似的轉身奔逃。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樓里有非典啊!那落荒而逃的女人一邊奔跑，一邊嚷個不停。不出幾分鐘，整個大樓的人全都知道了。

  知道就知道唄。黃大夫心想，這樣也好向寫字樓里的人都進行一次宣傳預防SARS的知識。「不行!你們不能隨便走動一步!待在原地別動。我們會派車子將你們接出去。」黃大夫她們還沒來得及挪動腳步，寫字樓的經理已經將電話打到她們消毒的那個樓層，並且下了一道「必須執行」的命令。

  就這樣，黃大夫她們又被秘密接到地下車庫，在那兒又足等了一個多小時，等她們被人接上一輛玻璃窗全拉著紗布的小麵包車送回單位時，黃大夫她們這一天整整做了近七個小時的「地下工作者」。

  在SARS襲擊北京的殘酷時刻，有一些家庭由於突然慘遭瘟魔的傳染而瞬間有數人或進醫院，或不幸去世。留下那些孤立無援的人該怎麼辦，這給流調隊的工作帶來極其煩瑣的難題。地處京城心臟的西城區，就遇到了這樣的事。

  「找塊地方，將這些孤立無助的密切接觸者集中隔離起來。」有人建議。

  「主意倒好，可西城地處城中央，哪兒找地方呀？」有人對此質疑。

  於是一項計劃迅速在決策者中形成。

  「房子是有，但要避免讓周圍的百姓恐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又有人質疑。

  再難也得做。不把有生活困難的密切接觸者隔離，就極有可能造成SARS傳染源的擴散傳播。區政府「抗非辦」成員一商量就這麼定了。

  定歸定，但執行起來又是另一回事。隔離密切接觸者容易，可要順順噹噹地實施則是件比登天還難的事。西城區的「密切集中營」就設在四周居民密集的小西天一帶的一棟大廈內，周圍的居民平日裡可以在自己的窗戶前看清那棟大廈內的一切活動。

  於是，流調隊又接受了一項更為艱巨的任務：他們要隨時隨地將全區範圍內那些需要隔離的密切接觸者不露任何聲色地將他們從四面八方匯集到這一秘密地點，而且不得出現一絲差錯。這可怎麼做呢？醫院副院長出身的西長安街一帶的流調隊隊長俞蓓蕾說，在擔任這一任務時，他們完完全全成了「地下工作者」。上級嚴格要求，凡接受這種任務時，流調隊員不能穿防護服，更不能開救護車，只能穿著便裝，像去看一個老朋友似的將密切接觸者從所在地方，悄悄接出來，再送到「集中營」。一路上，誰也不會看出他們是流調隊員在緊張地執行著護送SARS密切接觸者的任務，倒像尋常親朋好友一起外出活動辦事。

  「這樣不是很危險嗎？」我問。

  「危險也得有人去做。」俞隊長介紹說，「在SARS襲擊最危急的時刻，將沒有生活能力或自我隔離有困難的密切接觸者集中起來管理，是萬不得已的辦法，也是政府採取的一項不得已而為之的應急措施。可又因城區條件受限，更主要的是不能造成周圍百姓的不安，所以整個『集中營』隔離工作，只能秘密進行。」流調隊員們在執行這一特殊任務時，完全置自己於SARS襲擊的危險境地，但誰也沒有退縮過。隊長俞蓓蕾以身作則，先後親自接應過十幾個這樣的密切接觸者。她在不能有任何防護的情況下，以情以禮、以善以友地將那些處在SARS襲擊前沿的人安全送進「集中營」，一些日子後又以笑臉將一個個解除隔離者送回他們的家。

  「集中營」從建立到撤除，前後近兩個月，可是西城小西天一帶的居民和眾多單位，誰也不曾發現就在他們居住的附近，有座大廈在抗非戰鬥中曾先後接待過百十多名SARS密切接觸者，並在這兒安全地接受了隔離期的數十天留觀。

  這樣的秘密使命正是由流調隊一手完成的。

  激戰之中，他們用血肉長城阻擊來犯之敵4月至5月初的40多天裡，是北京SARS戰役最為激烈的階段。能否控制戰局，關鍵在於能否切斷傳播源。

  流調隊員把那些日子裡與SARS的戰鬥比做上甘嶺戰役。由最初600人的防病隊迅速擴建成2500人的流調隊也發生在此刻。

  「喂喂，你們快來，這兒又發現一個SARS患者，是一個外地民工，現在正躺在大街上，我們不知怎麼辦呀!」有人打電話到120熱線。流調隊迅速趕到現場，只見數十名街道幹部和公安人員遠遠圍著一個直挺挺躺在街頭的民工，驚恐萬分，又不知所措。

  「請讓路!讓路!」兩名流調隊員扛著擔架，絲毫沒有猶豫地直奔患者，並迅速將其抬上擔架，送進救護車內。

  「喂喂，同志，我們是在旁邊的大樓里辦公，這兒出現了非典病人，我們大樓會不會被傳染呀？」「對呀，這個人是我們最先發現的，我們是不是就很危險了？要不要隔離啊？」「沒事，大家都是在室外遠距離見到的患者，附近的大樓和居民更不會傳染上的。」流調隊員登上救護車的那一刻，隔著兩層口罩對現場的市民說。

  「喲，原來她們都是女的呀!」幾個公安人員感到臉上紅紅的，相比之下，他們自感有些慚愧。

  「流調隊吧？這兒有個確診SARS是剛從另一個醫院跑出來的，現在扣在我們這兒，聽說他滿城轉悠了一圈，了不得呀!你們趕快過來!」某醫院緊急呼救。

  流調隊的吳疆小組剛剛在市郊做完一個非典患者流調，返程半道上又接到十萬火急的新任務。

  「我在第一次確診的那個醫院是活不了的，他們那兒堆滿了患者，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了，我要活命呀!所以不得不跑出來想找個能夠好好收治我的醫院……」吳疆走到患者病榻前，那患者哭訴著自己的經歷。

  「打了兩次計程車，上過兩個醫院。是這樣嗎？」吳疆心急如焚，一邊記錄，一邊核實。

  「是。我是滿街跑了……」吳疆知道一個重症患者這樣滿街跑的後果意味著什麼。「走,立即去找他的所有接觸者!」茫茫人海，何處尋覓？吳疆小組離開這位患者後，迅速出擊，四處追蹤，整整連續奮戰了一天一夜，最後將50多名密切接觸者全部找到，並又一一調查，逐一布置隔離，其中發現一個計程車司機已被傳染並開始發燒……

  「吳疆，你那邊完事了沒有？快到海淀那兒去一趟，有個老年患者真難纏，死活不配合!」又一個緊急任務。吳疆趕到患者家中，一看是個老太太。

  「你們來幹啥？我這把年紀了死就死吧!死也要死在家裡，你們別操那個心，我不會上醫院的。」老太太果真軟硬不吃。

  「大娘，你可以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眼裡，可你也得為家裡其他人想一想，萬一傳染上他們不就麻煩了嗎？」吳疆好言好語。

  「我就一個人，家裡沒其他人。你們走吧!」老太太一邊拍著發悶的胸口，一邊滿屋子找藥。

  「大娘您先躺著，我給您找。」吳疆當起了親生兒子。

  「我要打點滴。」老太太又說。

  「我是學醫的，我給您打。」吳疆又操起醫生的本行。

  「哎呀，我得上廁所去。」老太太又有事了。

  「慢著慢著，我扶您起來。」吳疆這回要當閨女。

  老人終於感動了，對吳疆說：「看你們這麼實誠，我進醫院也就放心了。走吧，我跟你們上醫院去。」吳疆趕緊又給老太太穿衣備物。

  上醫院的一路上，老太太招出實情：她身邊有兩個保姆照顧過她，三個子女也來看過她……

  吳疆小組大汗淋漓地將這位老年患者抬進醫院之後，迅速扭頭對5名密切接觸者展開調查，等落實到人頭地名時，黎明的魚白天色，已經出現在她們眼前。吳疆一看表：到密切接觸者居住地的消毒時間定在早晨5點半……

  這30個小時裡，吳疆小組共發現4名SARS患者，調查和隔離密切接觸者86名。這樣的戰事紀錄，在激戰時的流調隊裡，僅是普通不過的戰況。

  第一時間到達現場，近距離與SARS患者交流，必須準確無誤地記錄下SARS發病的時間、地點、所接觸的人群等等近50多個問題……人們因此稱流調隊員們是「黃繼光式」的英雄，他們專堵敵人的槍眼。其危險程度不言而喻，肆虐的病毒隨時在他們面前晃來晃去。

  4月25日早上，西城區CDC流調隊的李若嵐睜開眼睛，想到的第一件事是給媽媽打個電話，向老人家問聲生日好。可就在她操起電話的那一刻，出征的命令下達：某醫院剛剛收治一位SARS患者，馬上前去進行流調!「是!」李若嵐迅速穿上防護服，提起流調專用箱子，一步跨上車子。

  躺在醫院非典病房內的患者是位80多歲的老人。垂危的老人，處在半昏迷狀態。「大爺，我是流調隊的，告訴我您得病前後跟誰接觸過好嗎？」李若嵐站在床前輕輕地呼喊道。

  沒有回答她。

  「大爺，您能說話嗎？」李若嵐往前走近一步。

  老人的眼睛微微睜開，迷茫而疑惑地看看李若嵐，顫顫巍巍地問：「是不是我要死了？」「不會的，只要您配合醫生治療，會好起來的。」李若嵐說。

  「我聽不到你的話……」老人急躁起來。

  李若嵐再往前移，一直貼在老人的床頭：「大爺，您不會有事的。我們想問問您得病前後跟誰接觸過？」「我跟……」老人的嘴在張，卻沒有一絲聲音。他的手做了一個很小的動作，意思是讓李若嵐靠近他。

  李若嵐只得把頭靠過去，將耳朵儘量貼近老人的嘴邊。

  老人在緩緩地講著一個個名字。李若嵐的後背、脖子和整個身子上卻像有無數隻小蟲在爬動，癢得厲害，可又不能抓撓。

  老人突然中斷講述病情，說：「我要翻一下身……」他吃力地支撐了一下，卻又根本動彈不得，哀求的目光轉向李若嵐。

  「大爺，來，我幫您。」李若嵐俯下身子，用雙手托起老人的後背……就在這一刻，老人突然大咳起來。一驚之間，李若嵐正好與老人面對面。

  這是不曾想到的意外：李若嵐的兩眼看到了自己防護鏡上厚厚一層的痰漬——那是一個SARS患者口中噴出的痰漬!會有多少個SARS病毒？百個？千個？萬個？那一刻，李若嵐只覺眼前一片漆黑，天地在旋轉……

  可她沒有倒下，也沒有離開老人病榻半步。

  「好點了嗎大爺？您繼續給我講誰跟您接觸過，好嗎？」李若嵐定定神，聲音依然那樣和風細雨，並且微笑著給老人遞上一杯水。

  此刻，老人那雙混沌的眼裡，滴出一顆淚珠：「好閨女……」這一例調查，李若嵐在病房整整待了兩個多小時，而且幾乎都是與患者面對著面。當她微笑著退出SARS病房，輕輕掩住那扇玻璃門時，竟然哐當一下倒在了走廊的牆根邊，足足20分鐘沒起來……

  在北京的SARS事件中，有一個患者是不能不記住的，他就是家住西城福綏境地區的孫某。孫某是位北方交大的二年級學生。4月1日孫某在軍訓時得了感冒，那天回家順便上了人民醫院看病，之後又多次去拿藥就診，期間他被SARS感染。北方交大也因為他後來演繹了一場慘劇——65名學生發燒、之後又相繼被確診為SARS患者或疑似病人，222名密切接觸者被遣至校外隔離，萬名學生逃離學校，校內的交大嘉園A、B、C三座學生公寓也被迫整體隔離，裡面的400多人因此不得出入。

  孫某的病情傳到他家所在的福綏境醫院流調隊，立即使這個小小的流調隊陷入了異常激烈的戰鬥之中。從居委會提供的情況得知，孫某的家裡生活比較貧困，幾個人擠在兩間70年代蓋的舊居民樓里，樓上樓下都是密集的居民。而孫某導致北方交大集體大面積感染就是通過電梯和宿舍等途徑。

  「想盡一切辦法，封鎖孫家的病源!」流調隊幾位女大夫接到任務後，立即奔赴孫家，嚴防死守在那個狹窄的舊樓里……

  第一天，孫某的母親發燒，被流調隊送往醫院，確診為SARS。

  第二天，孫某的奶奶發燒，又被流調隊送往醫院，又確診為SARS。

  第三天，孫某的一個住在樓底做小工的親戚發燒，被確診為SARS。

  第四天，孫某的父親——那位長年癱瘓在床頭的老病號也發燒。那時北京正處危急時刻，根本無法聯繫上一輛救護車。流調隊面對居民區內如此嚴重的傳染病源，將自己的生與死放在一邊，她們不分日夜堅守在孫家的現場。「院長，救護車總算來啦，可誰都不敢去接孫某的父親下樓呀!」前方的流調隊員給正在另一個地方忙活的醫院副院長、兼任流調隊隊長的李碩打電話。

  「我馬上到!」李碩火速趕到孫家，見救護車前後圍了不少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孫某父親是個癱子，200多斤重呢!從他家下樓走的那個小梯子只能過一個人，弄不下來呀!」救護的人正跺著腳、搓著手，想不出個辦法將SARS患者從屋裡接出來。這時周圍的居民們則在遠遠的地方喊著嚷著，說什麼的都有，一句話：趕緊把病人弄走呀!「我去吧!」李碩抬頭看了一眼通向孫家的樓梯，三步並作兩步地直往上沖，「我一進孫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面臨一場特殊的戰鬥：那老孫頭胖胖的，躺在床上就像一座山似的，卻又連翻個身子都不成。再看看滿屋子亂七八糟的，不知道裡面有多少SARS病毒!我當時顧不得那些了，伸開雙臂，一步上前就把老孫頭從床上托起來，然後抱起他就往樓下走。當我把老孫頭從樓上一步步抱下時，在場的人全都驚訝不已，說李碩你個頭不大，怎麼能抱得動一個200多斤的大塊頭，而且是從好幾層的狹窄樓道上下來的呀!你抱著患者也太危險了!我開玩笑地對同事們說，那也是慌神之下，沒了理智，反而有了超常力氣唄!」兩個多月後，我採訪李碩時他來了回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