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鄉親們你一言我一語，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這兒的分田到戶總的時間遠比小崗村要早。那麼到底早多少年呢？現任村支書李方滿的話可能比較接近事實，他說：「我是1966底、1967年初當生產隊會計的。在這之前，我們村上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搞起來的食堂已經停了幾年，記得1964年、1965年村上的糧食還是不夠吃，我當會計時，生產隊就研究決定先把30畝旱地和山前坡下的零碎地全部分到各家各戶。但這一招還是沒有根本上管用，第一、第二年下來，社員們普遍反映糧食還是不夠吃的。這可怎麼辦呢？這時我們發現一個情況：就是村上還有70多畝好田好地怎麼種就是上不去產量，而相反已經分掉的那30畝旱地和山前坡下的那些零碎地倒是產量挺高的。總結來總結去，只有一條理由：就是大田好地是集體在種，社員們不像對分到各家各戶的那些旱地和邊角地種得認真，所以生產隊的糧食總產量還是上不去，社員的口糧還是不夠。針對這個情況，生產隊最後決定把剩下的70畝好田也按人頭，全部分到了各家各戶……」原來如此。「這事上面一點不知道？」我問。

  「知道。公社知道的。」「知道了他們還同意分？」「怎麼會同意呢？」李方滿說，「那是『文革』最瘋的時候，是打擊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年景!我們哪敢頂風公開分田嘛!」「那你們採取了什麼招數？」「這你問問我們這些老幹部。」李方滿指著隔我而坐的一位老漢，說：「他是大隊的副大隊長，又是三隊隊長，他知道。」有人馬上告訴我，老漢叫李文君。我便讓李文君老漢坐到身邊，請他講講當年如何分那些大田的。老漢說：「公社才不會讓我們分田呢，分了大田就等於是反革命分子!我們是以種菜地和豬口地等名義分的……」「啥叫豬口地？」我不懂了，便問。

  「就是豬的口糧地。當年農業學大寨時，我們農村養豬支持社會主義建設，支援『文化大革命』，這是上面號召的，還有種菜子地也是上面號召的，所以我們借上面的號召、為多種菜子地、種好豬口地名義把地分了……」李文君咧著掉了好幾顆牙的嘴巴，憨厚地朝我笑著說。

  自古以來，中國的農民們其實一直很聰明，當苦難的生活逼得他們無路可走時，人間的許多奇蹟都是他們創造出來的。而人類文明史的推進，尤其是靠他們的這種創造力和發誓改變命運的積極性。而今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到高度文明的工業化和信息化時代，許多人似乎正在忘卻農民的功勞，這其實是非常幼稚的。

  中國今天飛速發展的現代化和信息化的工業社會，其實就是靠像皂樹村和安徽小崗村農民分田到戶的改革精神所打下的基礎為推動力的。

  「當時我們還利用政策，掩飾了我們分田到戶的做法。」李方滿說，「人民公社講的是隊為基礎，三級所有。於是我們根據這一政策，就把原先的三個生產隊，再分成小小生產隊，又三分為九，成了九個小生產隊，這一分，全大隊等於把所有的地通過合法的政策，全都分給了各家各戶……」「我不太懂這層意思。」我被聰明的農民們有些搞糊塗了。

  「哈哈……」於是全屋的人大笑。他們七嘴八舌地告訴我：我們皂樹村本來就都姓李，基本上是一個族的本家人，再分成九個小小生產隊，所以便成了「父子隊」「夫妻隊」「兄弟隊」「親戚隊」為主的「分田到戶」和「包產到戶」了。

  真是聰明絕頂!合理合法的分田到戶、到人制度，與當時的社隊三級所有制又相符……

  「後來公社知道了，又派人來，要求我們合併。在上面看來，三級所有制是大事，不能隨便再分什么小小隊，所以我們不得不在形式上重新合併成原來的三個生產隊。這大約是1973年、1974年的事。」李方滿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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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的人走了後，我們幾個幹部坐在一起又商量，這回採取新辦法：按耕牛分田!」李文君介紹說。

  「按耕牛分田怎麼講？」我又不懂了。

  李方滿忙接過話茬，解釋道：「我們是山區，基本上家家戶戶養著一頭條牛。當時上面根本不會同意按人、按戶分田，一聽按人頭、按戶分田，那就是了不得的搞資本主義!所以我們就想出了個辦法，你不是不讓分成小小隊嗎？那我就按耕牛來分田，牛是農業學大寨時的主要生產工具，政策鼓勵大力養牛，按牛分田，上面就沒法說不同意，因為中央文件上沒有哪一條規定不能按牛分田，只有鼓勵大力養殖耕牛的精神。我們就是借這一個精神，來了個『按牛分田』……」高，實在是高!我忍不住伸出拇指把皂樹村的農民們誇耀。他們笑著說:「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而我聽後，說這是「真正的高明辦法」——因為它既沒有與當時的政策相牴觸，同時又結合了皂樹村的實際。

  「那會兒，政治形勢非常緊，別說是分田到戶，就是發現誰種了幾條絲瓜也算是『資本主義』。農民們辛苦幹一天只有0.24元收入，根本沒辦法過日子。上面又不讓我們勞力外出，誰外出幹活，就是不正派的人，就是流氓、盲流和壞分子、反革命；政策是把所有勞動力都捆在土地上。如果是田多人少，或人多地好，可能還過得去。可我們皂樹村是人多地少，而且田地又都是非常差的山地，二三百號人捆在這麼一塊山窩窩裡，不想點法子，真的肯定會餓死一半人哪!分田到戶是逼出來的。」李方滿說。

  「可不，要不是怕餓死人，誰敢冒著掉腦袋去搞分田到戶嘛!」李文君指著滿屋的人，挨個問：「你們對作家說說，我講的是不是事實？」「是，是這個理。」眾鄉親異口同聲，像要向我發誓似的。

  我沒有理由不相信這些憨厚老實的農民，自有皂樹村的一百多年來，他們根本就沒有見過哪個記者、作家來過村上，除了為生存而不得不多次向上面來的幹部們隱瞞分田到戶說過假話外，他們從來沒有說過第二回假話，這一點我完全可以相信。

  「如果就從1967年算起或者以耕牛數量分田的1973年、1974年算，到中央決定可以分田的1980年，這中間有六七年、十來年，是中國政局比較複雜的『文革』時代和『文革』剛結束的『兩個凡是』階段，你們的分田到戶搞包幹，有沒有因此受過牽連？」我進而問。

  「有。越到後來鬥爭越艱巨!」李方滿指著李文君：「老隊長最清楚了!」李文君點點頭，抽著悶煙。我突然發現，老漢的眼裡閃著淚花……「老隊長你能說說嗎？」「他可受大罪了。」有人在一旁說。

  屋裡頓時靜了下來。我猜想著一定是有很悲痛的事……果然，李文君猛抽了幾口煙後，瓮聲瓮氣地說道：那應該是1976年五六月份的事，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村口有塊半畝來大的坡地種了包心菜，全村每人15株，人人都有份。菜地長勢好，又在村口邊，剛巧被下鄉檢查工作的公社新上任的那個姓金的書記發現了。其實全村的其他一百多畝大田早也分了，他沒發現。這個姓金的書記原來也是區委派到我們黃坦公社工作隊的，後來他留在黃坦。這個人「左」得很，他發現我們的那塊半畝地分掉了，就把我揪到全公社幹部大會上批鬥。那是個現場會，放在黃坦鄉最高的山頂上開，那兒有個茶場，叫安基山茶場。批鬥會就在那裡開的。他們在我的胸前掛了一塊硬紙牌，上面寫著「分田頭子」。還讓我手拿著一面小銅鑼敲，一邊走一邊敲，從山底下的公社所在地一直往山上走，走到安基山頂的茶場，算是游山批鬥吧……

  李文君說了十幾分鐘，說得並不複雜，也並不太悲涼，但在他講完後，整個屋裡的人都不說話了，沉寂了很久。我想，老鄉們一定還沉浸在當年那個很可怕的事件之中。

  「作家你想想：這僅僅是因為我們村口的半畝地被發現了，還要出現這麼大動靜的批鬥，如果上面真要是知道我們把村上的田地都分光了的話，那不知要落下什麼大災難啊！」是李方滿打破了沉寂的氣氛。他的這一問話，讓李文君重新開了口：「我敢說，全大隊的幹部都得下台，幾個主要的幹部得坐牢去。」「老隊長說的真有可能。」我點頭道。

  「可不，才半畝地他們批鬥了幾次，也停了我的職。假如他們知道全村的地都分了，那還了得!性質不一樣了!」李文君告訴我，就為這半畝地，他除了受到批鬥和撤職外，還被罰15元錢。」管具體分田的另一名隊長李義洪也被罰了15元。他家情況好一點，交了現錢：我家窮，沒有錢，只好把家裡的一隻木箱子拿出去抵了，那箱子是我老婆當年的嫁妝……」老隊長瓮聲瓮氣地補了這麼一句。

  他的話再一次讓一屋子的人沉默了，而我聽後差點落淚。心想：當年的生產隊長也是窮人，或者比一般社員還要窮苦，可就是為了能讓自己的鄉親們活下去，把村頭的一塊半畝坡地分給了社員，結果落個又是批鬥又是撤職，最後還要罰交15元的命運!窮苦的李文君可憐，沒有錢，只好把自己老婆的嫁妝上交了才算頂了這事……這是中國社會曾經發生的一幕，離今天的日子並不遠。

  然而，因為苦難，因為要活命，因為想過得好一些，皂樹村的幹部和群眾，並沒有被一次次的批判和懲罰所嚇倒，他們頂著坐牢，甚至可能被槍決的風險，早在「『文革』最嚴重激烈的年代，以各種非常智慧的辦法，瞞天過海地將土地分給各家各戶種植，使得這個小山村的百姓得以繼續傳宗接代，繁衍生息至今。這難道不是一場看似無聲卻比萬鈞雷霆更巨大的響聲嗎？

  難道不是一場偉大的革命嗎？難道我們的黨史和社會主義國家史該遺漏皂樹村和黃坦鄉、雙港鄉他們分田到戶搞包幹的事件嗎？

  中國人多地大，尤其是廣大農村。像台州皂樹村的農民分田到戶事件，我想也許還有不少，他們或許也同皂樹村一樣遠比安徽小崗村分田到戶要早、要徹底。我後來知道，僅台州地區，像皂樹村這樣的分田事件還有不少地方，他們的革命精神同樣可貴，並值得我們記住。

  在台州採訪的第一天，市委就安排我見了一位人稱「台州農村通」的老幹部邢傳欣。這位上世紀50年代初就到台州從事農村工作的老農工部主任，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就被省里分配到台州當土改隊長。

  「台州的農民，是非常了不起的，可以說是一群最有革命性的農民，他們對土地的敏感和感情代表了中國大多數農民的心態。」78歲的邢傳欣老人談起台州的「三農」歷史，滔滔不絕，一個上午基本上就他一人在說話：土改對農民來說，是天大的喜事，台州的農民們高興得不得了，分田那會兒，大夥哎呀呀喊著唱著，說我們的土地總算回家了。當時的土改是與抗美援朝工作聯在一起的，時間短。我們台州的第一個農業合作社在臨海的洋渡六房村。農民們對初級社很贊成，因為這是按勞分配原則的制度。土改雖然解決了土地歸屬，但家庭條件差的貧下中農沒有分到什麼農具和耕地的水牛，這樣農民們就特別期待建立合作社，以解決農具及其他生產資料。洋渡是1951年辦的社，第二年他們就大豐收，農民們很高興。豐收的原因除了土地歸屬權外，生產上採取了兩條措施：一是改革了耕作方法，二是種了雙季稻，每畝一下增加一二百斤。洋渡六村辦社農民們得了實惠，其他的村子就跟著學，洋渡鄉一下辦了十個合作社，成為當時浙江省農業戰線的第一個先進單位。台州在那時就出名了。但到了1953年、1954年就出現了問題，因為家庭條件原先比較好的中農有意見了，說入了社、與貧下中農拼在一起種地，「種了稻沒有多收谷，養了豬也沒有多吃到肉」，於是中農們紛紛要求退社。一時間，台州的退社現象嚴重起來，甚至驚動了京城的毛澤東主席，土改以來對農民辦社傾注異常熱情的毛澤東很關注台州出現的傾向，對當時負責處理此事的鄧子恢很不滿意，認為照顧中農利益而進行的調整辦社方針是「小腳女人」，並且隨即提出了著名的「書記動手，全黨辦社」的八字方針。在毛澤東的這一號召下，全國農村一轟而起，批中農，全黨辦社風起雲湧。1953年，全國實行統購統銷，楊渡有個富裕中農產糧不少，可我讓他上交1000斤糧食，他竟然哭了一天一夜，說什麼也不想交。我一打聽，他家裡是交得起這些糧食的，就嚴厲地告訴他：你哭也沒有用!後來這位富裕中農還是賣了1000斤糧食。從此農民向國家賣糧成為一種義務。這階段，中國農民為國家工業建設、國防建設及城市建設貢獻極大。但農民交糧的時間太長，農民們就有意見了。到1957年，一些農民開始鬧事，因為他們交了糧，自己卻吃不飽。仙居縣地處台州的深山區，這裡的合作社經一些農民一鬧，很快全部垮了。後來又波及臨海，臨海甚至有農民到縣鄉政府把政府的牌子全給砸了，震驚全國，這又一次捅到了毛澤東那兒。毛澤東大怒，立即提出要嚴厲打擊富裕農民的自發資本主義行為和新興的農村破壞分子。台州是重災區，一下抓了好幾百人……這個事件，台州一些上年歲的人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邢傳欣老人說到這兒，剎住話題，神情顯得凝重。

  「後來的情況就變了。1958年後，上面號召所有地方都要成立人民公社，緊接著又是大躍進。再過後，就是三年自然災難，黃岩和溫嶺有了餓死人的情況，其他縣也出現了死情……

  由於有了1957年那個一下抓了幾百人的事件，一向敢作敢為、反抗性很強的台州農民從此不再正面起來表示對現實的不滿，變得你上面喊什麼口號，我下面該做什麼照樣做什麼，用我們本地的話說就是學乖了。」邢傳欣老人介紹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情況：「從1957年到1961年、1962年這些年裡，台州像全國各地一樣，出現過不少餓死人的事，但在『文革』十年中，像安徽等地方的農民因為『人民公社』大集體種地，死了許多人，可我們台州就沒有餓死過一個人。

  你問為什麼？就是因為我們台州人其實通過各種形式，偷偷把土地或直接分給了農民、或承包給了生產小組，總之形式上是一樣在干人民公社，其實是在進行土地所有制的調整和生產生活的自救，也可以說是農民們自己搞的地下革命……」邢傳欣這樣總結道。

  「有人現在把台州看做是中國民營經濟的矽谷，不是沒有一點歷史原因的。因為台州人在過去計劃經濟的年代，特別是政治高壓的年代，他們一直沒有放棄最大限度地發展自由經濟形式，一直在默默地發揮著人的最大創造性和積極性，他們是最講實際、最求現實的人。『文革』時期，我在下鄉中經常聽到農民們這樣對我說，主任啊，我只要吃飽肚子，就是做死也願意。台州人就是這個樣。在種地吃不飽的年代，你只要讓他們吃飽肚子，他們甘願像黃牛一樣乾死也情願。後來政策鬆動了，允許干私營經濟，允許賺錢發家致富了，他們又對我說：邢主任啊，只要能讓我們發財，就是再苦再累、再下等、再被人瞧不起，我們也不會有一句怨言。世界上，能有這樣的人，你還不相信他們能創造人間奇蹟？」邢傳欣最後一句話發人深省，令我內心產生強烈震撼，也使我明白了為什麼名不見經傳的台州人能夠在今天成為中國民營經濟的奠基者。

  田埂上誕生的第一批中國「股民」……

  自人類有經濟活動以來，所有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都一致認為，社會的經濟形式決定著社會的性質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軌跡。而股份制形式則是現代社會的經濟中最活躍和具有社會推動力的先進經濟形式。新中國成立以來，計劃經濟條件下的中國社會，幾乎只有一種經濟形式——國營集體經濟。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股份制經濟形式開始被人們漸漸認識和接受。最早出現於中共中央文件上的「股份」二字是1985年的中央1號文件,這對當時的中國甚至全世界都是一次令人震驚的事件。因為在許多年裡，「股份」和「股份制」在中國這個紅色政權的國度里，它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是「剝削階級的產物」。現在，既然被中共中央文件明確提出要「大力提倡」，這不能不說是對實行了幾十年一貫制的國有集體經濟的一場革命。

  「股份制」在今天的中國人眼裡已經不再是什麼新鮮玩意兒，可在二三十前年的中國，它與當時農村所開展的「分田到戶」搞包幹一樣，是實實在在讓一些人感到不可思議的、與「復辟」和「政變」沒多大差別的驚天動地的事。

  中國的股份制誰最先搞？忙碌的經濟學家們似乎還沒有時間來總結，當今的歷史學家們又因為缺少實地考察與調查的能力而在書齋上添不出新的真實的東西，這樣的責任讓我們這些文學家來完成實在有些可悲。不過到台州採訪，讓我再一次感到發現的驚喜。原來，中國的股份制發源於台州，產生於台州的田埂上，植根於台州的農民中間……

  現在有據可查的幾個史實是：

  ——1986年10月，原台州地區黃巖縣委下發的《關於合股企業的若干政策意見》的69號文件，是中國地方黨委、政府關於股份合作企業的第一個政策性文件。

  ——1982年12月，由台州地區的溫嶺縣社隊企業局(那時還沒有工商部門)正式發給「牧嶼工藝品廠」等四家為「社員聯營」的企業營業執照。「股份制企業」是1985年中央1號文件出來之後才正式可以冠於的企業性質，台州的鄉鎮企業局當時給牧嶼工藝品廠等四家由社員合股出資辦的企業起的名字為「社員聯營」，用後來的名稱就是股份制企業。這也是新中國工商企業史上第一個頒發的標明由幾個法人「聯營」的股份制性質的企業營業執照。

  目前有據可查的上面兩份史料，足可證明台州是中國股份制的發源地，這已被現在研究經濟工作的專家所認可。其實，談到台州的股份制，其開始和發源的時間遠比這兩個事件要早得多和廣泛得多。

  在我來台州採訪之前，浙江有關媒體就已經發表了一則令人鼓舞的文章，題為《尋找玉環股份制經濟起源》，其中介紹了記者追尋到的台州最早搞股份制的那個「蘆浦工藝廠」和那幾個敢於最先吃螃蟹的農民。他們創辦的這個股份制企業是在1967年，比溫嶺的那個有「正式戶口」的「中國第一家股份企業——牧嶼工藝廠」早出了整整15年，而且這時間正是中國「橫掃資本主義」最激烈和嚴重的「文革」初期。真是有些不可思議，台州人竟如此膽大妄為。

  2006年4月24日，我在台州市委宣傳部的同志引見下，來到玉環的蘆浦鄉那個原「第一家股份制企業」的舊址現場，並與幾位當年辦股份制企業的當事人見了面……

  玉環是台州的一個縣，面積很小，老玉環是個四面環海的島嶼，後來又將溫嶺的楚門半島劃歸了玉環，但陸地面積僅有378平方公里的玉環仍然是台州面積最小的縣。可別看這彈丸之地的「海中玉環」，它現在的人均收入不僅在台州各區縣中名列第一，2007年，在全國的百強縣中也名列第29位。玉環有數個「全國第一」的產業與產品，這與玉環人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有直接關係。浙江籍著名作家葉文玲老師曾經對我說，寫台州，繞不開玉環。葉文玲是玉環人，她最了解家鄉的歷史和現狀。

  那天我是懷著一番好奇而又有些激動的心情，跟著幾個農民來到玉環蘆浦分水村一塊田埂上。一位本地農民老漢叫林友泮，指指一座水閘上破舊的卻依然挺立在那裡的三間半磚瓦房，告訴我：「這就是我們當年辦的最早的一個股份廠，當時叫紅衛儀表廠……」「就這個樣啊？」我對影響當代中國經濟和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浙江台州股份制發源地竟然產生在這麼一個極不起眼、極不壯觀的地方，內心多少有些失望。不過心想：毛澤東當年打天下時，不也就是幾根破槍、幾把紅纓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別小看這幾間房子，當時我們還當寶貝呢!」林友泮老漢說,「這個地方辦廠，一是不占集體房子，二是關鍵這裡能上電線，好發動機器做工。」末後，他補充道,「我們辦的是儀表廠，需要電動力。」原來如此。

  可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幾個農民能有這樣幾間房子辦工廠、能在田埂上響起機器的轟鳴聲，這在當時肯定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那時在農村，能響機器聲的，只有集體農田的抽水灌溉，和很少地方才有的脫穀場上的拖拉機聲，除此再不可能有什麼機器聲響了。林友泮他們能在如此無遮無掩的廣袤田野上開動機器搞「資本主義」，不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也起碼是吃了熊膽!在蘆浦鎮的鎮委會議室里，幾位當事人的講述證實了我的看法——玉環農民在田埂上創辦的第一個股份制企業，果真歷經了太多滄桑：

  「我們那時辦廠，完全是被逼出來的。」林友泮是當年辦廠的「頭頭」，也是當時分水村的黨支書，他給我解釋當年為什麼辦這個廠的第一句話這樣說。隨後他指指坐在他對面的另一位60來歲的老漢說：「最早是他顏祜慶出的主意。」被林友泮點名叫顏祜慶的另一位老農笑了，沖林友泮說：「你是支部書記，我不向你說向誰說嘛!」林友泮顯然不是個能說會道的人，被老夥計顏祜慶這麼一激，一邊抽著悶煙，一邊低頭瓮聲瓮氣地說了句：「你主意倒好，可把我拖進海里差點淹死……」屋裡的人頓時哈哈大笑。「老支書你做人正直，再大的海水也淹不死你的。」顏祜慶這話讓林友泮愛聽，老人一個人「嘿嘿」地笑了起來。

  「最早動因確實是我。」看得出，顏祜慶是個見過世面的農民。果然，他說他是個復員軍人，當過幾年兵。「我在部隊時當過團部通信員。復員後，回到老家，看到自己的家鄉那麼窮，流血流汗干一年，連口飯都吃不飽。於是我就和也是從部隊回來的本村社員蔡志昌，還有回鄉知青、懂點機械知識的梁華星商量，說能不能幾個人湊點錢辦個廠，賺點錢。他們都覺得是好事。不過那時在集體之外辦廠是件冒政治風險的事，所以只好找在蘆浦一帶有影響的支部書記林友泮商量。老林是個好人，用現在的話說，在當時也屬於腦子比較開放的人。我們一說辦廠的事，他開始有些猶豫，後來聽我們發誓保證：本金我們幾個人自己湊，賠了算我們自己的，賺了也給集體分一點。這樣他就表示同意，並且願意同我們一起合股干。有支部書記跟我們一起合股干，這對我們來說等於借到了天大的膽子，所以後來就偷偷幹起來了……」「其實到底辦啥廠，他們幾個心裡根本沒有底。幾個人想了幾個月也沒有拿出個主意來。

  我就找了一位朋友，他叫林維慶，是坎門前台的支部書記。林維慶就建議我們辦個儀表廠吧，他說他跟上海儀表廠有熟人，好有銷路。這樣我們才定下來辦儀表廠的。」林友泮插話。

  「幹什麼定下來後，就馬上涉及怎麼個干法的問題。集體的錢肯定不能用，再說生產大隊也沒有什麼錢，即使生產隊有錢，我們也不想借，因為一借集體的錢，今後賺了賠了不好說，所以我們商量大伙兒湊錢合股辦廠。」顏祜慶說：「我們六個人，每人出一股，最早每股是150元，後來因為買機器設備，錢不夠用，每股增加到500元，記得我們六人中有一個人出不起500元，就又找了一個人合了一股。所以整個廠共有6股，股東是七個人，其中有兩人是合了一股。除了我和林友泮外，其他四股的名義是梁華星、蔡志昌、林友富、江新德。」顏祜慶的記憶顯然比較好，對當時的情況記憶猶新。「有了合股的錢，可辦廠仍然困難重重。先是我們想到楚門木器社學習，看看能不能也干木器活。可一到那裡，人家聽說我們也想搞木器，根本不讓我們看。後又找到林友泮的朋友坎門前台大隊的林維慶書記，他那兒用現在的話講是思想解放一點，所以我們就準備把廠辦在他那兒，誰知才辦了四個月，造反派武鬥，我們去上班，半途上能遇到炮火，嚇得誰也不敢去了。最後想來想去，只能搬回來自己辦吧。這麼著，我們又偷偷到溫州瑞安去買了4台儀表工具機，就租用了你所看到的環島上作放水用的斗閘上的三間房子，算是我們的正式廠子……」「那會兒，我們運回4台儀表車床跟打仗一樣，很驚險喲!」顏祜慶繪聲繪色道：「那個年代，如果有人把我們的設備查出來，肯定是要沒收的，而且我們還要倒大霉，吃官司。林友泮他是支書，認得的人多。也沒人相信他支部書記干違法的事，所以我們從溫州買回儀表車床後，將設備拆卸成零件，裝進麻袋裡，然後走的是不被人查獲的水路。開始也沒有把設備運回到自己的地盤上，而是放在林友泮的好友、坎門的林維慶那兒。我們幾個人先在那裡偷偷把操作的技術學到了，然後再把設備運回自己的家鄉。」「當時的形勢下，我們想辦合股的私人企業，只能『戴紅帽子』，否則根本不可能響起機器聲。」林友泮瓮聲瓮氣地又插話道。

  「什麼叫『戴紅帽子』？」我還頭一回聽這樣的詞，便問。

  「就是打著集體的名義，辦私人的企業。」顏祜慶嘴快說道，然後又指著另一位沒有發過言的叫婁昌福的人：「你問他，他最清楚……」婁昌福原是蘆浦公社的工業辦公室主任，對那段歷史了如指掌，而且心細地保存了上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蘆浦公社(後改為蘆浦鎮)的全部工業資料。只見他一邊翻閱著一沓發黃的檔案，一邊向我介紹：「林友泮他們辦的玉環縣紅衛儀表廠，是1967年在公社登記的。

  當時林友泮他們的分水大隊叫紅衛大隊。所以他們是以紅衛儀表廠名義在我們公社工業辦登的記。」「那你們知道不知道他們這個廠是什麼性質的企業呢？」這是個實質性的問題，我問。

  「知道是林友泮他們幾個人合股辦的私人企業。」婁昌福肯定地回答。

  「知道了你們還敢批准他們辦哪？」我知道那個時候「文革」已開始，批資本主義是「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在農村的最主要任務。

  婁昌福笑了，說：「一會兒我再給你講我們玉環為什麼成為中國農村的股份制發源地。我先說林友泮他們的紅衛儀表廠。為什麼說它是戴紅帽子，就是因為這個廠的名義是當時紅衛大隊辦的，社辦工業在當時並沒有說不讓辦，雖然也有人說它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但一些加工小企業還是有的，公社的工業辦就是管這些事。林友泮他們就是打著這樣的幌子，辦了玉環全縣的第一家股份制企業。」我算弄明白了。「儀表廠具體生產什麼產品呢？」我問。

  「很簡單的螺絲。現在看來根本不算啥產品，純粹為別人加工的一種用在裝訂帳冊的螺絲。」林友泮說。

  「可幹了幾個月後，還沒有分一次紅，玉環這地方的武鬥就鬧起來了，兩派打得不可開交。

  而且這個時候上面颳起了『打掃地下廠』的運動，我們的廠自然跑不了，只好關門。幾個月後，『打掃地下廠』的運動風吹過了，公社幹部看到農民們的日子過得非常苦，所以就主動找到林友泮，勸說他們重新辦廠，並且公開同意原來集體所有的、位於蘆浦尖山三眼陡門的半門房無償地借給我們當廠房……」「就是剛才我們在水閘上看到的那幾間房子？」我打斷顏祜慶的話，問。

  「是。就是它。」顏祜慶繼續說,「作家同志你可以想想，在當時的形勢下，我們的公社領導能出面支持我們辦廠，太不容易了，所以大伙兒的積極性挺高的，廠子很快重新動起來了。

  公社這時也要求我們安排了一些退伍軍人和困難家庭的人進廠，算是交換條件吧。之後一段時間我們廠幹得很不錯，股東們勁頭很高，再次出資擴股，增加了流動資金。時候一長，我們覺得有些虧了，長此下去也不是事，就托林維慶幫助聘請了一位上海小青年當我們的業務員，讓他專門負責跑業務。產品也由單一的帳冊螺絲，到加工些其他產品。那陣子我們幾個股東熱情可高呢，看著產品一批批出廠，就等著匯款早點進帳，可就在這個時候，兩個晴天霹靂砸在我們頭上：一是有人又指責我們是『地下工廠』，是『挖社會主義牆腳的黑廠』，要堅決剷除。匯來的貨款因為廠里沒有帳號，只能到公社，一到公社就被扣住了。二是給我們跑業務的那個上海小伙子被公社基幹民兵半夜抓走了。這樣，廠子也很快被封了，不讓再開了。」「我們不僅沒拿到匯款，連手頭買貨的發票都沒法報銷，我損失最多……」林友泮又一次瓮聲瓮氣地插話道。

  「林友泮他損失最多，沒有一萬，也有五六千塊。我們幾個股東的損失也大呀!那時大家都窮，誰有幾千塊錢是了不得的事。本來我們幾個湊的錢辦廠，現在一下被查封了，損失慘透了。

  可沒法找人說理。你找公社的人去說，人家說沒把你們抓起來送進監獄裡算是對得住你們了，你們還嚷嚷什麼？我們只能啞巴吃黃連，有苦沒處說。」顏祜慶回想當年事，依然憤憤不平。

  「林友泮他們的紅衛儀表廠的事當時在我們這兒鬧得很大，就是因為他們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第一個敢在『文革』的風頭上辦股份制私有企業。」婁昌福接過顏祜慶的話說：「過了大約兩年的1969年，公社要建農機廠，沒有錢買設備，就想起了林友泮他們辦過紅衛儀表廠，所以就將他們的那些閒置設備全部充公到了公社農機廠。顏祜慶他們就鬧，說那些工具機是他們幾個人出錢買的。公社幹部一商量，說安排你們幾個進廠，抵作你們先前的那些損失吧。老顏他們也沒轍，就這麼著平息了這事。林友泮是大隊書記，後來被安排在公社養殖場工作。」「這個股份制企業就這樣徹底散了？」「散啦!當時只能是這種命運。」婁昌福苦笑著看著我。我再看看林友泮他們幾個其貌不揚、卻是中國股份制的第一批吃螃蟹的農民，不由得讚嘆道：「你們都非常不簡單，雖然損失了自己的許多，而且今天你們中間也沒有人成為富人，可你們的歷史功績應當被載入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