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這是真正的戰鬥。在五一節之後的那些日子裡，王淦昌像「接新娘似的」從鄭州、從西安、從蘭州等生產原子彈部件的地方，率千軍萬馬，將原子彈部件一個個護送到羅布泊基地……那都是一列列警衛森嚴的絕密專列，其警衛的級別與中央領導出訪等同。每到一個站，全部清一色一級警衛，就連車站的負責人甚至當地的最高領導都不知專列上裝的是什麼東西。有一次回憶中王淦昌這樣描述過當時參與護送原子彈部件的情景：「我們都像天上掉下的神秘人物，不能跟車站或當地的領導同志說話，對方也不敢問我們一聲是幹什麼的。有意思的是，那些警衛我的戰士，只要我一行動，他們就左右前後地簇擁著，我真當了回大幹部。

  太有趣了！」大爆炸就在眼前。

  6月26日，一座102米高的鋼鐵巨人在羅布泊湖邊高高地聳立。這座由人民解放軍124團5000餘名官兵苦戰數月豎起的鐵塔，是原子彈試驗的最後地點。它的出現，意味著中國的原子彈爆炸試驗已經進入倒計時。

  9月中旬，王淦昌等基地技術與行政負責人全部被北京叫了去。

  這無疑是黨中央對基地最高領導層做最後的一次檢查和動員，但爆炸時間卻沒有確定。「聽中央和毛主席的決定。」周恩來總理在會議臨結束時對在場的這些早已按捺不住的將軍們和科學家們這樣說，「在正式命令下達之前的時間裡，我們不能有任何鬆懈，無論從技術還是從官兵的戰鬥情緒上，一定要一切從零做起……」王淦昌和將軍們如期回到羅布泊。基地所有人都明白，憑經驗，中國的許多重要事件，一般都發生在元旦、五一、七一這樣的喜慶日子。這回中央讓9月10日前做好一切準備，這等於告訴大家：國慶前將進行原子彈正式爆炸試驗！9月15日，9月20日，9月30日……國慶快到了，怎麼中央還沒有下達爆炸試驗命令？王淦昌也同大家想的一樣，該是國慶前的一天正式爆炸呀！可一直到國慶節那天，北京仍然沒有命令。

  「王先生，張愛萍將軍明天要帶你們去古樓蘭！」像成千上萬的工作人員一樣，王淦昌也焦急地等待著北京下達爆炸命令。當聽部下有人這樣通知他時，不免奇怪地反問：「張將軍讓我們到古樓蘭幹什麼？」「聽說是帶你們去散散心，那兒有很多魚螺化石呢！」「什麼什麼？去拾魚螺化石？」王淦昌火冒三丈，「我不去不去！都什麼時候了，誰有那份閒心呀，不去！」「是王先生說不去呀？哈哈哈……」正在說著話時，帳篷外傳來熟悉的聲音。

  「張副總長來啦！」工作人員趕緊趁機溜走，免得挨克。

  「王先生，我是來向您轉達周總理話的。」張愛萍說著在王淦昌的鋪上坐下，鄭重其事地說，「總理指示說，我們的『小太陽』要等國慶過後，讓那些來參加我們15周年慶典的外國朋友都送走後再爆。為了穩定軍心，我和基地司令員同志作出了新安排，一方面讓大家進行預防、預想查漏補缺，增加演練，以確保萬無一失。另一方面怕大家在臨戰時大意緊張帶來急躁情緒而影響我們的『萬無一失』，我準備組織同志們到古樓蘭散心來調整一下情緒，您看如何？」王淦昌這才恍然大悟：「張副總長，你們到底是打仗出身的，考慮戰鬥藝術真有一套。行，我看大家的情緒現在波動很大，太需要調整了。包括我在內，都有些等不及了。好，明天我也跟你到古樓蘭去拾魚螺化石！」「王先生，由您一帶頭，我的工作就好做了幾倍！」張愛萍握住王淦昌的手，動情地說，「王先生，你那麼大年歲整天跟大家沒日沒夜地工作，千萬要注意身體。否則我無法向總理交代啊！」「謝謝。謝謝總理和你的關心。」第二天，王淦昌隨張愛萍一行到了古樓蘭一帶，那實在是個值得一看的戈壁灘上的獨特景致。古河道雖然乾涸了，卻留下了深深的河床和隨手可拾的魚螺化石。加上左右追逐的、搖動著小尾巴和眼睛光亮溜圓的黃羊群，使整個「死亡之海」呈現少見的生命畫卷。不用說，「詩人將軍」的這一招，讓隨行人員簡直樂開了懷。但唯獨只有一個人既不拾魚螺化石，又無半句笑語，他就是王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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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生，是不是有什麼不舒服？」張愛萍關切地問道。

  「沒沒，我在想我們還有什麼地方沒有考慮到或者哪個環節上有質量問題，我想回去後第一個任務就是先要看看那些線路接頭安裝得牢不牢。一想到這些，我就沒了其他心思啊，張將軍！」張愛萍把科學家的雙手放在自己胸前，對天長嘆一聲：「國寶，我終於明白總理為什麼這樣珍重您這樣的國寶啊！」「現在我下令：根據中央命令，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時間為1964年10月16日。從現在開始的48小時內，全體人員進入戰鬥狀態……」10月14日下午，張愛萍代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在「石頭房」里向基地高級將領和王淦昌等技術領導者下達正式命令。

  「『小太陽』終於要閃光了！」王淦昌內心湧起一股難以抑制的激動。而作為現場的技術主要負責人，王淦昌又無法平靜。在過去的幾十天裡，他和朱光亞、鄧稼先、程開甲等已經不知多少次檢查過每一個可能出現問題的接頭、線路或者裝置，但畢竟這是第一次大爆炸，第一次真正的大爆炸，久經沙場的大科學家王淦昌心頭緊張得直冒虛汗——他相信自己和同事們的能力，但他又擔心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因為這畢竟是件太大的事了，只要有半點問題，就可能影響整個大爆炸，或者可能出現難以料想的可怕後果！啊，實在太可怕了！那絕對是不能想像的事！可又不能不朝那方面想一想。萬一……那可怎麼辦呢？不，不能有這種「萬一」，絕對不能有！可誰又能保證沒有這種「萬一」呢？

  事後有人說那兩天裡的「王老頭」真的像個老頭，不管見什麼人，都要不停地問你這兒到底怎麼樣了？那兒到底有沒有問題？當別人清楚地告訴他什麼問題都沒有時，他反倒又朝你瞪眼睛：

  「你怎麼就敢保證沒有問題？」訓完，他又自己蹲下身子重新檢查，直到什麼問題也沒有發現才罷手，可等臨要離開時，又在嘮叨：「再一起想想，看到底有沒有問題呀！」他心頭的壓力實在太大了！14日傍晚7點20分原子彈放到鐵塔，當那個巨大的圓錐體「傢伙」傲然挺拔地聳立時，所有的人都緊張得有些不能自控，包括我們那些身經百戰的將軍們。

  15日的一天是在檢查再檢查中度過的。大爆炸前的十幾個小時是怎麼度過的，我問過數位參加原子彈試驗的人，他們都用了極其簡單的「太緊張」或「稀里糊塗」這樣的字眼來形容。

  好在我看到了張蘊鈺司令員寫的一篇題為《中國一日》的文章，他在文中細述了原子彈爆炸前那扣人心弦的情景——……在10月15日那天晚上，我不知道在整個試驗場區有多少人沒有睡覺，至少在那個晚上沒有人能像以往睡得踏實。多少年後我還記得那天晚上的月相：上弦月，呈半圓形，從順時針方向看，右邊發亮。試驗場上幾處強烈的燈光在朦朧的月色下卻有些顯得暗淡昏黃。我們住的帳篷內非常安靜，聽不見以往熟悉的呼嚕聲。在躺下之前我們都互相催促過，但能否真正睡著卻又是另一回事。

  第二天，我們的激動和不安似乎都已經穩定下來。按照張愛萍總指揮的指示，李覺、朱卿雲和我在上午10點分乘兩輛吉普車向鐵塔馳去，很顯然，鐵塔上任何一項工作都不需要我們，更不要說伸手去干。對塔上操作的技術專家我們也沒有絲毫的擔心。但是過去我們總是怕它不響，現在卻又擔心假如在萬一不受控的情況下「響」了怎麼辦。這種擔心不是沒有一點道理。我們這時來的目的，也正是在這裡。在我們黨內和軍內有這個傳統，就是在困難和危險的時刻，領導和同志們必須在一起。如果真的「響」了，我們和塔上的同志一起來個「太空葬」，那真是一種燦爛輝煌的榮耀，那時我們會成為最早慶祝我國首次核爆炸試驗成功的人……

  車到鐵塔前，我們在警戒線外下車，簡單地問候了值班的哨兵。李覺將軍對上塔的同志說，張司令和朱主任都在下面，等一會兒再上去。我向操作吊車的卷揚機手致意。然後我們圍著鐵塔小步地來回走著，像在清閒地散步。不一會兒，李覺又鑽進了鐵塔旁的一間小磚房。這裡安裝著引爆電纜的電閘和一部與塔上通話的電話機。按程序，塔上正在進行接插雷管的工作。我在離小屋不遠的地方席地而坐。太陽很好，碧空如洗，地面上有輕微的風。對試驗來說這真是一個頂好的天氣。塔上緩慢地放下吊籃，幾個操作手走下來，李覺將軍從小磚房出來在鐵塔下迎接他們。接著我和他登上吊籃，朱卿雲主任留在塔下。

  吊籃徐徐往上升，把我們送入了塔上的工具間內，為我們消除了身上的靜電後，我們又登上了幾級台階才進入爆室。九院試驗部副主任方正知和他的助手正在做最後的檢查，他簡單地對我們說：「就完了。」然後又繼續埋頭檢查。

  這個核裝置在安裝時我已看過，現在再看忽然覺得它已經具有了活的靈魂，莊嚴、純正，令人肅然起敬。檢查完後，方正知在塔上的最後一項工作是合上啟爆電纜的電閘。我把牆上貼著的那張操作規程順手取了下來，即時在上面簽了字：

  「1964年10月16日。張蘊鈺。」從塔上向四周眺望，極目所見的效應物都是靜靜地展開地在地面上，整個情景就像是大戰前的戰場。

  我突然摸了摸裝在我口袋中的那把能夠啟爆這個核裝置的鑰匙。

  在向下降落的吊籃里，我和方正知教授並肩站立，我們身材的高矮差不多相同，體態和面色也類似，只是他比我少一臉絡腮鬍子，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學家，工作起來精力充沛，作風嚴謹，他的氣質使他更像一個高級熟練工人，他的名字應該記在功臣榜上，使更多人記住他。

  我們3人走下吊籃之後，李覺將軍又特地囑咐卷揚機手：「請把毛主席像降下來，忘記了就是政治事故。」我們對面而立彼此相看著。這些日子在共同的工作中我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之後不久他又回到他的青海大草原去。「苦命」的將軍，一生戎馬倥傯，從西藏到青海，從青海到羅布泊，在這裡他才能夠呼吸到充足的空氣。他喜歡考古，一個念念不忘的心愿就是到周口店去考察那裡的北京猿人遺址……

  方正知教授又合上了小磚房內的電閘。從鐵塔上的核裝置到主控站的啟爆電纜這時已經全部接通了，我又一次摸了摸那把鑰匙，它還是那樣緊貼在我的襯衣口袋裡。

  我們一起離開了鐵塔，我的車是最後離開的。走出幾百米，我又讓車停下來，向塔看了最後一眼。這座鐵塔在核爆炸後已經不再是本來面目，它的上部在那個驚天動地的瞬間化成了氣體，塔身殘骸扭曲著倒在地上，像一具巨大的恐龍骨架，更像一座造型奇特的紀念碑。22年後，這裡豎起了一個爆心紀念碑。其實，真正的紀念碑還是這座鐵塔。

  在返回途中我先到了主控制站，在主控站的領導同志還有基地的鄧易飛副政委和基地研究所副所長程開甲教授。程開甲教授是1950年從英國歸來的學者和技術負責人，是一位真正的老師。在試驗各項準備工作就緒後，他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它不能不響。」他薄薄的嘴唇顫抖著，那樣子像是在對原子彈詛咒和祈禱。爆炸後我又見到他——這個試驗方案的制訂者，並對他說：「這一回，你是張飛的鬍子——滿臉。」在主控站，我將啟動控制台的鑰匙交給了在那裡負責指揮的張震寰同志。

  即將工作的啟動控制系統是可靠的。主控站的門口堆放著許多沙袋，這些都是用來堵塞門洞的，以防止衝擊波的壓力。在上甘嶺作戰中我們也使用過米袋和面袋來構築工事，今天這一方法又派上了用場。事實證明沒有比這種辦法更經濟和更有利於爭取時間了。

  在主控站擔任指令長的是忻賢傑同志。他學術一流，功底深厚，與人共事平易近人，是個很有聲譽的研究室主任。今天，他帶領這些科技人員將用自己的一雙手去撞擊這個世界。他1988年冬逝世時，我曾沉痛地向他遺體告別。

  我來到白雲崗指揮部的時候，張愛萍將軍說「K1」指令已經發出。這時炊事人員送來包子，老遠就聞到了香味，但吃到嘴裡卻一點也感覺不出來。吳際霖和我站在一起，這位核武器研製的領導者，我始終忘不了當時他的那種複雜表情，與平時的和顏悅色判若兩人。

  「K2」指令發出，我回到自己的位置。

  「K3」指令發出後，儀器設備進入自動化程序。9、8、7、6……讀秒的聲音讓我感到了一種無法形容的激動和緊張。我屏住了呼吸，我們面對著爆心的方向，戴著深度黑色的防護眼鏡，頭朝下低著，等待著最後時刻的降臨……

  王淦昌這個時候在哪裡？

  在張蘊鈺的視野里沒有見到他的身影，這是為什麼？這是因為王淦昌仍在布置一項項比司令員啟動大爆炸似乎還重要的工作，那便是大爆炸後的科學數據的測試與採樣——這是驗證原子彈爆炸必須和最重要的事。將軍和士兵們可以看到「蘑菇雲」就算完成任務了，可對科學家來說，大爆炸僅僅是表象，獲得各項數據和採集到各種樣本才是根本的。王淦昌在忙著大爆炸前必須交代完的幾十項細微的事。但畢竟眼前的大爆炸是最輝煌的，作為核武器的主要技術領導者，王淦昌比所有參加試驗的官兵和將士們更期待親眼看到自己研製的「小太陽」閃出萬丈光芒！一切安排就緒，但這並不意味就沒有什麼事做了。從決定16日爆炸試驗倒計時48小時開始，所有技術問題已經全部準確無誤地完成了。然而這不能按捺得住王淦昌那顆懸在嗓門口的心。

  我與王淦昌先生本來有約，請他細說一下在原子彈爆炸24小時內的每一個細微的工作與他的心情。因他後來突然離開人世而未能實現。我從郭光甄、蘇方學著的《娃娃博士鄧稼先》一書中見到了有關王淦昌和他弟子鄧稼先在大爆炸前的一段描寫，可以一窺這位大科學家當時的情景：

  當原子彈試驗進入48小時準備程序之時，所有在場的人都緊張得幾乎暈厥，其中最甚者數王淦昌教授和鄧稼先。王教授總是不時地問身旁的人，某某測量儀器某個焊點牢不牢。他忽然於靜思中驚叫一聲，拉住人問，你看見那條導線按程序插進去了嗎？你確實看清楚了？沒有絲毫差錯吧？他甚至還要求打開已經貼上封條的工號大門，再進去檢查線路，總擔心有人不慎碰了哪條線路引起脫焊……

  可以看出，大爆炸前王淦昌那根緊張得不得不繃緊的心弦是何等顫動！是啊，在龐大而無比複雜的原子彈工程試驗中哪怕是一個焊接頭、一個線路、一隻螺帽的任何一點點的鬆動，便有可能使整個試驗陷入可怕的後果！這樣的問題，誰都不敢設想。可如果出現這樣的問題呢？誰該負責？又有誰負得起這種責任？不管什麼責任，不管負得起還是負不起，作為生產和技術總負責人的王淦昌第一個跑不掉！大爆炸前，他無疑是最最緊張和壓力最最大的一個人。都說上了年歲的人不易激動，都說大科學家最沉得住氣，但這回王淦昌比那些一二十歲的士兵更沉不住氣了——「5、4、3……」讀秒聲使王淦昌的血壓直線上升，似乎連心跳都停止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王淦昌在黑色防護鏡下看到距他23公里遠的爆心點突然閃了一道強光，只聽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隨即大地開始劇烈地顫抖……在他前方有一顆碩大的火球轟鳴著、怒吼著，以雷霆萬鈞之勢，攜著百米高的沙塵，迅速托起一個蘑菇狀煙雲……

  「成功啦！」不知是誰先喊了一聲，於是所有躲在掩體裡的千軍萬馬齊聲高呼：「成功啦！」「我們成功啦！」那情景，王淦昌一輩子也忘不了：士兵們紛紛摘下自己頭上的帽子往空中扔去，將軍們互相捶拳，科學家們抱成一團……他們喊呀叫呀甚至罵呀，連王淦昌這樣年紀的「老頭兒」都興奮得跟著年輕人在地上亂蹦亂跳。王淦昌突然感覺兩眼模糊，用手抹一抹，原來是淚水，是激動的淚水！「王院長，我們成功啦！」「王先生，我們終於勝利啦！」鄧稼先、程開甲等科學家們一齊圍過來，一個勁兒地向王淦昌祝賀。

  「真有趣！太令人高興了！嘿嘿，太有趣了！」王淦昌的弟子們見他們的恩師說的仍然是那類「太有趣」、「太高興」的話，忍俊不禁地更加放聲大笑起來。

  當天傍晚，北京人民大會堂內。

  毛澤東笑呵呵地示意周恩來：「你說，你來向大家報告好消息吧。」在毛澤東面前，早已站滿了被接見的《東方紅》劇組的幾千名工作人員。

  周恩來一邊笑著，一邊退後毛澤東半步：「主席，還是你來講吧。」這下可樂壞了在場被接見的藝術工作者們，他們看到了一幕國家領導人之間的親密謙讓。

  毛澤東又笑了，對著話筒朝周恩來說：「今天應當由你講，今天一定由你講。」周恩來頓時露出燦爛的笑容。他走近話筒，用目光掃了一眼全場，說：「請同志們坐下。因為我們的合影架子還要接待很多人，我怕你們一高興把它跺塌了！」全場一片哄堂大笑。

  「同志們，我向大家報告兩個好消息：第一，赫魯雪夫下台了！」周恩來伸出一個手指。他的聲音剛落，全場齊聲歡呼。

  「第二，今天下午3點，我們的原子彈爆炸成功啦！」周恩來伸出另一個手指，並把臂膀舉得高高的。

  「萬歲！毛主席萬歲！」「萬歲！共產黨萬歲！」「萬歲！中國萬歲！」人民大會堂內的歡呼聲，飛向天空，飛向神州大地……

  劫難中的秘密歷程羅布泊的一聲巨響，驚醒了西方世界的霸權主義者。美國《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隔日便開始進行鋪天蓋地的報導，說什麼的都有。但是最使西方政要和情報部門想不明白的是，到底是誰主持和領導了中國的原子彈研製？一篇篇臆測文章帶著情報部門和政要們的恐慌心理，不斷拋出。

  「K.C.Wang！」「一個曾在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擔任副所長的K.C.Wang領導和主持了毛澤東的東方大國成功地進行了核試驗。」「K.C.Wang——中國的奧本海默！」一時間，美國《紐約時報》等西方媒體大量地刊載著一篇又一篇有關K.C.Wang的「傳奇」、「軼事」，K.C.Wang成為公眾議論的東方神秘人物。

  K.C.Wang就是王淦昌的英文名字。西方人推測王淦昌是「中國的奧本海默」是有足夠理由的。這位20世紀30年代在德國邁特納手下曾與中子的發現擦肩而過，後來又在40年代提出微中子實驗建議，50年代末在蘇聯杜布納聯合核研究所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的黃皮膚黑眼睛的中國著名物理學家，無疑是此次東方核爆炸的「領頭馬」。

  在20多年後的80年代中期，當中西方世界開始出現某些和解時，王淦昌作為中國核能代表團團長出現在美利堅合眾國，引起了大西洋彼岸不小的轟動。

  「原來中國的『奧本海默』是那麼慈祥，而並不是幾十年來盛傳的惡魔呀！」美國公眾發現政府和情報部門又將他們捉弄了幾十年。

  西方世界知道王淦昌的名字的比中國人還多，這正是極有意思的一件事。那是因為西方傳媒在當局霸權主義思想引導下，對東方的社會主義大國的每一點發展都感到緊張和不舒服，特別是那些可以影響世界和象徵一個國家實力的核武器與尖端科學領域裡所出現的任何一點事，西方當局和情報部門都要大肆渲染一番。

  美國的霸權主義者害怕「中國奧本海默」，除上述原因外，他們感到格外恐懼的是：自1964年10月16日那次大爆炸後，中國的核試驗就像下凡的仙女在浪漫地散花，仿佛要把整個羅布泊的四季照個通體透亮。美國情報部門連續不斷地派了高空偵察機和無人駕駛間諜飛機飛越那塊令霸權主義者驚恐的「死亡之海」，而且得到的情報是：中國核試驗的研製速度、技術水平，太快太神，實在是不可思議！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塔綁式鈾球原子彈爆炸成功，當時的西方國家為了掩飾恐慌心理，惡意說中國的鈾球原子彈只是具有實驗性質的核試驗，從這一步到實用核爆炸至少還要5年。

  結果僅僅時過半載，1965年5月14日，羅布泊上空又一聲巨響——中國人民解放軍優秀飛行員於福海在幾千米高空將原子彈準確無誤地投下，後據雷達測得：空爆原子彈與靶心目標僅40米偏差！這一次西方政要們啞了。

  1966年10月27日，當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還在忙於派高空間諜飛機採集中國空爆樣品時，新華社又傳出了一則驚人新聞——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新聞公報：中國在本國國土上，成功地進行了飛彈核武器試驗，飛彈飛行正常，核彈頭在它預定的距離，精確地命中目標，實現核爆炸……

  又一次震撼天地的巨響！聽聽傲慢的美國人這回還能說什麼。多麼不容易啊！美國人在沉默了24小時後，開始裝出一副阿Q嘴臉，說中國的飛彈核試驗「是在預見的時間之內進行的」。嘿，這真是極其難受的「大度」！1967年6月17日，羅布泊試驗場地的上空出現了一個白色的圓柱體——它在湛藍的天空中被高速飛行的飛機拋出，猶如蔚藍色海洋中一個浮沉著的深水炸彈。它使勁地拽著降落傘，搖晃，飄飛，尋覓，滑行……越來越遠，越來越遠，只剩下一個小小的白點，一個只能憑感覺而不能憑視覺捕捉的白點。突然——白光！白光，無所不在的白光，亮徹天宇的白光！就在人們因強烈的震撼稍稍眯了眯眼的剎那間，白光中現出了金色，猶如一個新生的更為壯觀的太陽，將另一個太陽擠向一邊，那個在大自然中具有永恆意義的太陽竟然被擠成了一個小小的無光彩的彈丸。一片奪目的暈眩。茫然之中是燦爛的光海。核火，在這一刻超越了太陽。崇拜太陽的人在這一刻意識到了人類自身的力量的燃燒。一切都按照預先的軌跡運行。火球的上方漸漸出現了草帽形的白色雲團，雲團悠悠地旋著，旋著，變成了一朵白色蘑菇雲。在這數10公里高10公里寬的蘑菇雲頂部，是黑墨色的穹廬……許久許久，人們的耳鼓中留有兩聲驚心的巨響。一聲來自前方的巨響是巨大的火球的爆裂，而另一聲更為驚心的巨響，是來自背後的綿綿無盡的天山山脈的迴響……（摘自彭繼超《東方巨響》）

  當天23時30分，僅11歲的我和億萬中國人半夜起床聽到了這樣一則「重要新聞」——一則經毛澤東親自圈閱的重要新聞：「我們向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莊嚴宣布，毛主席的這一英明預言和偉大號召已經實現了，在兩年8個月的時間內進行了5次核試驗之後，今天，1967年6月17日，中國的第一顆氫彈在中國的西部地區上空爆炸成功了！」氫彈比原子彈厲害好幾倍，是一種殺傷力巨大的核武器。中國的此次氫彈當量為300萬噸。

  「上帝，毛澤東想幹什麼？難道他手中有100個奧本海默？」白宮一片驚恐。在他們看來，中國倘若沒有100個奧本海默，就不會在這麼短時間內將美國、蘇聯用了十幾年才走完的那條艱巨複雜而曲折漫長的「核歷程」，僅用短短兩年時間就全都走完了！可怕！可怕的中國人！可怕！可怕的「中國奧本海默」們！其實西方世界應當清楚，中國具有幾千年歷史，又是個「四大發明」之國，華人的聰明與智慧是超人的，一旦獲得可以充分發揮的機會，任何人間奇蹟都會創造出來。

  「中國奧本海默」就是這樣一群非凡的創造者。

  作為核武器主要領導者和組織者之一，1964年王淦昌和並肩戰鬥的同事們完成第一顆原子彈試驗之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為了褒獎這些傑出的功勳人物，將他們接回北京。1965年1月，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羅布泊的那一聲巨響之後隆重召開，這對剛剛經歷了3年自然災害，被「左」、右傾擠壓了數年的中國領導人和我們的人民一下變得揚眉吐氣！在選舉人大常委會委員的一次會議上，一個從未在中國政壇上出現過的名字——王京，被代表們一致選舉為新一屆人大常委。

  王淦昌看到人大公報上有自己的名字，心頭湧起的一股激動是旁人無法理解的，因為他根本不曾想到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加入到了國家政壇人物的行列，而且是以化名的身份出現。

  自進入「灰樓」或後來到青海高原的羅布泊基地，王淦昌雖然工作中再不用「王淦昌」這3個字記錄自己的生活與工作，但化名後的「王京」其實也沒有幾個人這麼叫他。無論從國家的總理到共和國的元帥，還是整天廝守在一起的同事，甚至那些「娃娃兵」們，全都叫他「老王」、「王先生」、「王老頭」，這是他聽得最多也最熟悉的呼喚。

  「嘻嘻，我是王京，王京就是我。」這位平時天真得像孩童般的科學鬥士，手拿人大會議新聞公報，嘮叨著。回到家，他拿著報紙有趣地對自家的孩子說：「這個『王京』就是我！」從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始，王淦昌當了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直至1987年第七屆人大。而在這20多年間，王淦昌始終在中國核武器試驗及核能科學工作的最前沿領導著中國核試驗的秘密工作。

  我們常把王淦昌等著名科學家譽為「兩彈先驅」，這兩彈指的就是原子彈和氫彈。

  出於時局與形勢的考慮，羅布泊第一次大爆炸之後，中南海隨即決定搞氫彈戰略決策。就在王淦昌參加人大會議之時，他和並肩戰鬥在核武器試驗一線的核專家接到了毛澤東主席的又一道命令：「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有。」早在研製原子彈的同時，最高決策者已經把視線觸及了「別人有我們也應該有的」氫彈上。而這個「蛋」的威力遠比那個「蛋」要大得多，且其相關的技術當時也僅有美蘇英3國能夠掌握。從來就好勝的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當時曾發誓要成為氫彈「老四」。這時，王淦昌、錢三強等中國頂級核物理學家對氫彈方面的技術一無所知。

  毛澤東的命令發出後，二機部部長劉傑召集部下迅速寫出了「3年到5年能爆炸氫彈」的報告，送到總理辦公桌上，周恩來馬上告訴劉傑：「3年才能爆炸氫彈，太慢了，要快！」可以看出，中國領導人對發展核武器的心情太迫切了。

  我們今天應當懷著崇高的敬意，說一聲：「感謝錢三強。」因為正是這位有遠見的中國核武器研製戰略家，在王淦昌他們全力進行原子彈研製的同時，悄悄開始布置另一個「核戰略」——氫彈技術的基礎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