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軟體」——閃爍東西方文明精神的靈魂與光芒（4）

  「按照雙方的協議，新方的律師每一個字一元新幣——一元新幣是5元人民幣，可我們中方律師只能拿『基本工資』。新方人員加班，可以拿雙倍甚至更多的薪金，但我們蘇州人加班加點一般給一個麵包，或者一包方便麵。園區籌備組成立時，連一間辦公室都沒有，開始借了市政府老幹部活動室，後來人家有意見，我們只得搬出來。好在財政局支持，我們從他們那裡借了100萬元作為園區籌備組的籌備經費。籌備組既然已經開始工作了，總得有個地方辦公吧！最後為了省錢，我們在金雞湖旁找了一個閒置的度假村租用了幾間房子，算做『根據地』，這還是通過章市長與郊區書記的交情才算有個著落。現在留在新加坡的蘇州工業園區開發史料中有一張照片就是當年我們籌備組辦公的舊房子。辦公總算臨時有了一個地方，但那時的金雞湖一帶，幾里路內找不到幾戶人家，我們工作人員吃飯、喝水都成了問題。最後全部靠外包送大鍋飯才解決了我們的難處，所以後來有同志總結說我們蘇州工業園區籌備時是靠四個桶起家的:一隻盛湯的桶，一隻盛飯的桶，一隻裝菜的桶，還有就是我們這些整天泡在外面曬得黑乎乎的『肉桶』……」吳克銓回憶說。

  「中新成立聯合公司後，我出任行政總經理。為了顯示我們中國人的同等尊嚴，我們要求參加聯合公司的中方人員也應該與新方雇員拿一樣的薪水。後來這雖然爭取到了，我這個行政總經理的工資每月是11萬人民幣。可我們自己清楚，這是名譽工資，我拿回來的錢是到不了我手的，實際上還是拿原來的一個月2500元。但我們並不覺得有什麼虧，因為所有參加園區建設的同志心裡都明白:我們是在為蘇州、為中國做一件前人從未做過的大事。奉獻是我們的全部責任！」周志方說。

  當然，後來在園區工作的同志待遇相對提高了一些，但與新方人員相比，仍然是工資上的「一國兩制」，遠遠比不上他們，可即使這樣，市里機關的不少人難免有些眼紅，因為在他們眼裡，那些在園區沒日沒夜工作的人如果沒有高工資、好待遇，怎麼可能拼了命在為「資本家」幹活呢？

  針對這種議論，市委書記楊曉堂有次在幹部大會上很嚴肅地講:「你們不要老盯著他們的待遇，你們有沒有想過兩個問題:一是他們才多少人，知道他們一個人要干幾個人的活嗎？二是他們為我們蘇州創造了多少GDP？多少財政收入？再說，把他們這些人拉下來，對我們這些人、對整個蘇州有什麼好處？」楊曉堂這麼一說，以後就基本上再沒有人提這樣的事了，倒是園區人那種奉獻精神、拼命工作的事常常傳到市機關和市民耳中。而最根本的是，人們從昔日那片爛湖死塘的金雞湖旁看到每天都在發生的變化。這變化真的是日新月異，氣象萬千，而且帶出來的是具有世界最先進管理模式與全球化新經濟色彩的時代浪潮……於是往日的那種懷疑、甚至是幸災樂禍的心態，化作了新鮮、欣喜、感動和主動關心園區大建設的熱情。

  新加坡的「軟體」確實有其非常科學和代表當代世界最先進的經營管理與現代化城市運營的獨到之處。不說首期8平方公里和後來的70平方公里的爛湖河塘的低洼地統統填高几十厘米的巨大填土工程，不說負責規劃的專家在考慮一個路燈的樣式時要向全世界燈業設計界進行招標，單就水、電、線、管……那些繁瑣複雜的地下工程，他們可以做到一次成功、幾十年後可以不再需要「開膛剖肚」的完美和超前規劃設計，讓蘇州和中國的同行們無不敬佩至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