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8 陸王心學：歷史皆由「心」 出

  在理學發展史中，有心學一派，其開創者是陸九淵，通稱「陸王心學」，則是指他與王陽明二人的學說。陸與朱熹同時代，兩人之間曾展開過激烈的辯論，但他們哲學思想的目的與歸宿，卻沒什麼兩樣，彼此均可相容。黃宗羲曾戲曰：「假令當日鵝湖之會（兩人第一次辯論），朱陸辯難之時，忽有蒼頭仆子歷階升堂，摔陸子而毆之曰：『我以助朱子也。』將謂朱子喜乎不喜乎？定知朱子必且撻而逐之矣。」（《象山學案》按語）因為，「二先生同植綱常，同扶名數，同宗孔孟，即使意見終於不合，亦不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無有背於聖人，別夫晚年又志同道合乎？」（《象山學案》按語）

  朱熹的觀點是，理是實的，不是虛的，這便是人倫道德之理，天地萬物之公共道理，萬古不易。陸九淵也不差上下：「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理」（《象山全集·與陶贊仲》）。「道者，天下萬世之公理，而斯人之所共由者也，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莫不有道。惟聖人惟能備道，故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為父盡父道，為子盡子道，無所處而不盡其道。常人固不能備道，亦豈能盡亡其道？」（（論語說））他的「理」，倫理成分多一些，不似朱熹的「理」，還包括自然規律：「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

  陸九淵為此不主張程朱的天人絕對對立，認為，「天理人慾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天人不同矣」（（語錄》）。因為這違背了他整個哲學的前提：「心即理」。

  在他的哲學中，「心」是一種倫理性的實體：「仁義者，人之本心也」（《與趙監》）。「四端者，人之本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心也」（（與李宰））。

  有了「心」，則踐履道德、平治天下的實際能力也便自然而然地表現了出來：

  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是學已到田地，自然如此，非是欲去明此察此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亦然。（（語錄））

  但是，在否定「人慾」，要「存心」、「寡慾」這點上，他又與朱熹殊途同歸了：

  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則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則心之存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寡。欲去則心自存矣。（《養心莫善於寡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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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已私未克之人，如在陷阱，如在荊棘，如在泥塗，如在圖圖械繫之中。

  大概人之通病，在於居茅茨則慕棟宇，衣敞衣則慕華好，食麓拆慕甘肥。（《語錄》）

  這些，與朱熹的「去人慾存天理」己沒任何區別了。

  由此可以引出他的歷史觀來，他說：

  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天之所以為天者是道也，故曰唯天為大。天降衷於人，人受中以生，是道固在人矣。（（與馮傳之））

  因此，君是「天」所立的， 「作為君師，惟其承助上帝」（《宜章縣學記》）。「人君代天理物，歷數在躬，財成輔相參贊燮理之任，於是乎在」（（大學春秋講義））。典章，法制皆天立：「五典乃天敘，五禮乃天秩，五服所彰乃天命，五刑所用乃天討」（（與趙泳道》）。

  老百姓則必須規規矩矩服從這種倫理綱常的「天秩」，惟有這樣，才能：

  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為國死事，殺身成仁， 亦為考終命。實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荊門軍上元設廳皇極講義》）

  這裡頗有禪宗「指心即佛」的意味了。

  由於「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他感嘆歷史在倒退，他認為：「古者風俗醇厚，人雖有虛底精神， 自然消了，後世風俗不如古，故被此一段精神為害，難與語道。」由於「古者勢與道合」，所以「賢者」能在位；「後世勢與道離」，不肖者便篡位了。夏、商、周三代，是理學家們的理想盛世，陸九淵也不例外，「秦不曾壞了道脈，至漢而大壞。蓋秦之失甚明，至漢則跡似情非，故正理愈壞」（（語錄））。

  因此，宋代王安石變法， 由於沒正「人心」，便去變「法度」，「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荊國王文公祠堂記》）。他仍寄望恢復「三代之政」，大搞復古主義，可也小心翼翼，認為只能「馴致」不可「立致」：

  合抱之木，萌集之生長也。大夏之署，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顧當為之以漸而不可驟耳。（（刪定官輪對答子））

  「自學」往前發展，便是以「心」來體現一切社會行為，以氣合」為歷史。陸九淵的「六經注我」，並不是講的歷史研究中的主體精神，而是把整部歷史當做了「心之精神」。

  由此，到了「心學」集大成者，完成心學體系的王守仁那裡，便推出了「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觀點，強調用封建倫理道德的自覺修養去規範一切行動，由「心」去創造歷史了。他這是繼承了陸九淵氣自即理」的思想：

  「虛靈不昧，眾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王文成公全書·傳習錄））。其倫理實踐全在乎於心，他說：

  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慾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慾，存天理上用功便是。（《王文成公全書·傳習錄》）

  他提出了著名的「致良知」論。即人皆有先驗的是非之心的「良知」：

  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王文成公全書·傳習錄》）

  自聖人以至於愚人， 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 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王文成公全書·書朱守乾卷》）

  良知是道德行為的主體，也統攝了千古萬代的歷史。難怪他留下一段奇文，認為一日之間，人們神氣清濁、情緒好壞，亦可使世界發生歷史性的劇變：

  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王文成公全書·傳習錄》）

  在他看來，歷史皆由「心」而出。

  由「心」，則可導出歷史循環論，導出歷史的倒退論，難怪他百般以「心」為其倫理實踐，「天地萬物，俱在我的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王文成公全書·傳習錄））。

  總之，他較朱熹的「去人慾，存天理」又填密得多，要「靜時念念去人慾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慾存天理」。時刻提防。因為「山中賊」易破，而「心中賊」難防矣。

  他把宗法社會的倫理道德觀念說成是一切人心中固有的先驗原則，給了這種倫理觀在心中的秩序，更讓人為其束縛、鉗制，好為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服務。所以，他成了鎮壓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暴動的功巨——以其剿撫結合、德刑兼施的「破心中賊」的思想，並且親自從事教育的實踐活動。

  五學——心學，在實用理性史觀上，是有其重要的階段性的。作為理學中的一流派，與程朱可謂互為補充、互為促進，從而走向一個新的峰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