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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陸王心學:歷史皆由「心」 出

2024-10-04 13:38:04 作者: 譚元亨

  在理學發展史中,有心學一派,其開創者是陸九淵,通稱「陸王心學」,則是指他與王陽明二人的學說。陸與朱熹同時代,兩人之間曾展開過激烈的辯論,但他們哲學思想的目的與歸宿,卻沒什麼兩樣,彼此均可相容。黃宗羲曾戲曰:「假令當日鵝湖之會(兩人第一次辯論),朱陸辯難之時,忽有蒼頭仆子歷階升堂,摔陸子而毆之曰:『我以助朱子也。』將謂朱子喜乎不喜乎?定知朱子必且撻而逐之矣。」(《象山學案》按語)因為,「二先生同植綱常,同扶名數,同宗孔孟,即使意見終於不合,亦不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無有背於聖人,別夫晚年又志同道合乎?」(《象山學案》按語)

  

  朱熹的觀點是,理是實的,不是虛的,這便是人倫道德之理,天地萬物之公共道理,萬古不易。陸九淵也不差上下:「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理」(《象山全集·與陶贊仲》)。「道者,天下萬世之公理,而斯人之所共由者也,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莫不有道。惟聖人惟能備道,故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為父盡父道,為子盡子道,無所處而不盡其道。常人固不能備道,亦豈能盡亡其道?」((論語說))他的「理」,倫理成分多一些,不似朱熹的「理」,還包括自然規律:「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

  陸九淵為此不主張程朱的天人絕對對立,認為,「天理人慾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天人不同矣」((語錄》)。因為這違背了他整個哲學的前提:「心即理」。

  在他的哲學中,「心」是一種倫理性的實體:「仁義者,人之本心也」(《與趙監》)。「四端者,人之本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心也」((與李宰))。

  有了「心」,則踐履道德、平治天下的實際能力也便自然而然地表現了出來:

  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是學已到田地,自然如此,非是欲去明此察此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亦然。((語錄))

  但是,在否定「人慾」,要「存心」、「寡慾」這點上,他又與朱熹殊途同歸了:

  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則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則心之存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寡。欲去則心自存矣。(《養心莫善於寡慾))

  今已私未克之人,如在陷阱,如在荊棘,如在泥塗,如在圖圖械繫之中。

  大概人之通病,在於居茅茨則慕棟宇,衣敞衣則慕華好,食麓拆慕甘肥。(《語錄》)

  這些,與朱熹的「去人慾存天理」己沒任何區別了。

  由此可以引出他的歷史觀來,他說:

  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天之所以為天者是道也,故曰唯天為大。天降衷於人,人受中以生,是道固在人矣。((與馮傳之))

  因此,君是「天」所立的, 「作為君師,惟其承助上帝」(《宜章縣學記》)。「人君代天理物,歷數在躬,財成輔相參贊燮理之任,於是乎在」((大學春秋講義))。典章,法制皆天立:「五典乃天敘,五禮乃天秩,五服所彰乃天命,五刑所用乃天討」((與趙泳道》)。

  老百姓則必須規規矩矩服從這種倫理綱常的「天秩」,惟有這樣,才能:

  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為國死事,殺身成仁, 亦為考終命。實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荊門軍上元設廳皇極講義》)

  這裡頗有禪宗「指心即佛」的意味了。

  由於「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他感嘆歷史在倒退,他認為:「古者風俗醇厚,人雖有虛底精神, 自然消了,後世風俗不如古,故被此一段精神為害,難與語道。」由於「古者勢與道合」,所以「賢者」能在位;「後世勢與道離」,不肖者便篡位了。夏、商、周三代,是理學家們的理想盛世,陸九淵也不例外,「秦不曾壞了道脈,至漢而大壞。蓋秦之失甚明,至漢則跡似情非,故正理愈壞」((語錄))。

  因此,宋代王安石變法, 由於沒正「人心」,便去變「法度」,「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荊國王文公祠堂記》)。他仍寄望恢復「三代之政」,大搞復古主義,可也小心翼翼,認為只能「馴致」不可「立致」:

  合抱之木,萌集之生長也。大夏之署,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顧當為之以漸而不可驟耳。((刪定官輪對答子))

  「自學」往前發展,便是以「心」來體現一切社會行為,以氣合」為歷史。陸九淵的「六經注我」,並不是講的歷史研究中的主體精神,而是把整部歷史當做了「心之精神」。

  由此,到了「心學」集大成者,完成心學體系的王守仁那裡,便推出了「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觀點,強調用封建倫理道德的自覺修養去規範一切行動,由「心」去創造歷史了。他這是繼承了陸九淵氣自即理」的思想:

  「虛靈不昧,眾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王文成公全書·傳習錄))。其倫理實踐全在乎於心,他說:

  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慾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慾,存天理上用功便是。(《王文成公全書·傳習錄》)

  他提出了著名的「致良知」論。即人皆有先驗的是非之心的「良知」:

  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王文成公全書·傳習錄》)

  自聖人以至於愚人, 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 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王文成公全書·書朱守乾卷》)

  良知是道德行為的主體,也統攝了千古萬代的歷史。難怪他留下一段奇文,認為一日之間,人們神氣清濁、情緒好壞,亦可使世界發生歷史性的劇變:

  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王文成公全書·傳習錄》)

  在他看來,歷史皆由「心」而出。

  由「心」,則可導出歷史循環論,導出歷史的倒退論,難怪他百般以「心」為其倫理實踐,「天地萬物,俱在我的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王文成公全書·傳習錄))。

  總之,他較朱熹的「去人慾,存天理」又填密得多,要「靜時念念去人慾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慾存天理」。時刻提防。因為「山中賊」易破,而「心中賊」難防矣。

  他把宗法社會的倫理道德觀念說成是一切人心中固有的先驗原則,給了這種倫理觀在心中的秩序,更讓人為其束縛、鉗制,好為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服務。所以,他成了鎮壓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暴動的功巨——以其剿撫結合、德刑兼施的「破心中賊」的思想,並且親自從事教育的實踐活動。

  五學——心學,在實用理性史觀上,是有其重要的階段性的。作為理學中的一流派,與程朱可謂互為補充、互為促進,從而走向一個新的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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