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以兒童視角真實地反映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

  ——評《我家的月光電影院》

  李春林

  薛濤的這本小說集，本來已有崔道怡先生作評，但因薛濤後又增補兩篇作品《我家的月光電影院》及《打開天窗》，而崔道怡先生現在無暇再來評論此二作，於是我只好奉趙郁秀先生之命，中斷正在撰寫的另一篇關於魯迅的論文，匆忙在此狗尾續貂。

  一

  當下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應是一切有良知的作家關注的焦點。因為所謂「以人為本」，若是不落實在對弱勢群體的關懷上，不落實在改變他們的生存狀態上，恐怕也只不過是一句空話。其實，作家的人本主義，也正體現於此。這業已為中外文學史所證明。

  薛濤作為一位成就斐然的兒童文學作家，曾寫過許多哲理小說和幻想文學，大多給人以智的啟迪和美的享受。而其中亦不乏對弱勢群體給以深切關懷的文字。

  如今，他採用了傳統的現實主義方法，以兒童的視角，真實而深情地寫出了當下中國社會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這就是中篇小說《我家的月光電影院》。

  一看題目，即令我想起多年以前看的一部義大利電影《天堂電影院》。時隔已久，情節未免模糊了，但影片中的略帶感傷、惆悵的格調，蘊涵著的追求、奮鬥的精神，仍在心中一隅存留。

  薛濤此作亦不乏此種意緒，只不過《天堂電影院》更多的是以成人視角對童年往事進行回敘，而《我家的月光電影院》不獨是對充滿童趣的自身生活的映照，也是以兒童視角對成人社會的觀察。正因此，小說形成了兩條敘事線索：父親由於下崗而不得不重操就業，找出了一台閒置多年的舊放映機，在自家小院辦起了被小主人公稱之為「月光電影院」的露天電影院，後來又一波三折，最後到農村去發展；另一條線索則是小主人公及其夥伴們囷繞著看電影所引發的糾葛與「恩怨」，而重頭戲是對於特困家庭孩子宋朝的「圍剿」與幫助。成人們有了新的生機，孩子們也得到了成長。而這兩條線索並非平行關係，而是大故事下面套著小故事，有點類似同心圓，但這同心圓又不是十分規範的，兩者之間時有交並那圓心自然是電影。

  故事一開始，就籠罩著一種淡淡的哀愁：父親不上班了，父親的「悲慘遭遇」使得「我」決心「以後每頓飯吃半飽」。這就為後來故事的發展埋下了種因。

  本章節來源於ʙᴀɴxɪᴀʙᴀ.ᴄᴏᴍ

  應當說，作品是比較充分地寫出了弱勢群體的物質貧困與精神貧困的。

  這些城市貧民的孩子，連兩元錢的電影票價也嫌貴，他們有的也看不起，他們或逾牆逃票，或造假票；大人們也囊中羞澀，甚至一文不名，看場電影尚須借錢或賒帳；父親擔心有不買票者混了進來，竟然中途停映清點觀眾人數；「我」接過一枚硬幣還要「兩面看看」，是由於對金錢的格外珍愛抑或因為擔心這是一枚假幣？無論何者，均折射出人們的極度貧困。父母因發現可以用電影票當錢去找零而喜形於色，孩子（「我」的同學李小蟬）因代售電影票得了外快而興奮不已。不管是成人對於原始落後的交易方式的欣喜，還是孩子有了稚嫩的「經濟頭腦」，都昭示出貧窮使這些弱勢群體的成員的心理發生了變異。趙叔被准許免費看了一場電影，便覺得像是欠了「我」家多少人情，既體現出下層人民的質樸，但也揭示出「買者」（觀眾）與「賣者」（放電影者）雙方的困窘。

  精神貧困同樣嚴重。這個極為簡陋的「月光電影院」之所以能夠開辦起來，關鍵在於那裡的人們與電影已久違多年。電影這種原來最大眾化的藝術，早已不再屬於下層大眾它如金絲雀般被鎖定在高檔次的影院中，收入菲薄的人們無權（錢）進入影院，更不必說下崗失業者。他們只能從電視中看到電影（如果你有電視的話小說中的宋朝家是連電視也沒有的）；但通過電視看電影與在影院看電影，其感受大不相同。所以，人們渴望電影；所以，李小嬋倒票賣得很快；所以，李小蟬的媽媽叫小蟬離開電影院回去寫作業，但她自己卻瞥了一眼銀幕，而後她終於忍不住也來看電影了；所以，楊棵木跳牆看電影「被俘」和「審問」時，眼睛卻只是盯著電影看，要放他都不走，因為電影還沒看完。電影院雖然極端簡陋，觀眾卻在不斷增加：人們太需要電影了。而「老電影比新電視劇好看」這句GG詞更是道出了人們的真實心理，同時也是對當下電視劇粗製濫造的批評。

  不過，最能體現弱勢群體的物質貧困與精神貧困的還是宋朝一家的悲慘遭際。宋朝父親在外打工，母親因病臥床不起。家裡不單電話不通，就連電視機都賣了。宋朝蒼白瘦弱，卻要干極辛苦的給衣服剪線頭的工作，干一件才一角錢。作品事實上在此處點染出為何今日中國尚有童工的深刻原因：一部分人的極度貧困。但即便如此，宋朝也要看電影：他的精神生活與其他孩子相比更加貧困，他連電視也看不上，他要稍稍滿足一下自己的精神饑渴。於是他先是跳牆、繼而做假票來看電影，並因此遭到其他孩子的報復。作品在此處真是寫得童趣盎然：孩子們對宋朝的審問不僅在形式上是模仿《小兵張嘎》審問胖翻譯官那場戲，並且在話語上幾乎也照搬電影中的台詞。從中既能看出孩子們對電影的喜愛，他們善於模仿的天性，同時也昭示出審問者與被審者雙方生活的貧困：都是為了那一直看不到的電影。當「我」的父母知道這一切後，不但特地給宋朝重新放映了一場《小兵張嘎》，而且將幾天來賣票所得全部給了（算是「借」）宋朝，讓他給自己的母親治病。在這一過程中深刻地表現出弱勢群體成員之間的相濡以沫，看不到有關職能部門的作為。

  但有關職能部門的作為馬上就發生：「月光電影院」被判為「非法經營」且又擾民，立即叫停。

  或許作者不願小讀者被這沉重的故事所過於壓抑，於是「曲終奏雅」：那露天電影院被允許到一個超市的廣場上去辦，後來又走向了農村：那裡的人們更加缺乏精神食糧。

  二

  作為一部兒童文學作品，確實不能給小讀者以過於壓抑的沉重感，即便它是一部抒寫苦難的作品。

  此作不獨以比較光明的結尾對苦難的抒寫給予了最後的提升（儘管這有時會削弱社會批評的力度），並且每每對於某些場景進行詩化的處理，從而使得苦難的抒寫變得更加舒緩，更易於小讀者所接受。

  《我家的月光電影院》這一標題就是詩化的，就使得作品對苦難的抒寫具有了朦朧美。而月光（月亮）又不時在作品的敘述中以不同的形態出現，有時與敘述緊密膠著，有時打斷故事的敘述，但都加濃了作品詩的意蘊。

  月亮的第一次出現中斷了故事的正常敘述：「我」和李小嬋正在看電影，但卻「同時看見了銀幕上方的月亮。秋天的夜空沒有多少雜質，月亮比夏天的還乾淨」。接著是回憶老師講銀河及相關情況。

  作者在此處中斷了本來是正常而流暢的敘述加此一段，一方面是照應標題，同時也是以月亮象徵童年的天真、純潔與美麗。而正在放電影的緊張、喧鬧的場面亦因之得到了舒緩，並獲得了詩意與童趣。

  月亮的第二次出現是在一次電影放完後爸爸進屋數錢喝酒，「然後關閉電燈打開窗子，讓月光灑進來……在月光下面它（放映機）像個包藏了魔法的寶盒」，此處月光的出現與故事的敘述完全是一體的，是極自然的。月光在這裡觸發了爸爸心靈和理想的提升：在美好的月光下面，爸爸所想的不再僅僅是幾個小錢，而是經營一座劇院，是五彩斑斕的人生。

  第三次出現是在「我」、李小嬋、楊棵木結為朋友之後，「天上，月亮靜靜地掛著，水亮亮的，似乎要滴落下來」，與故事敘述融一，是童年友誼純淨與圓滿的暗示。

  第四次月亮的出現可謂奇絕妙絕：宋朝等幾個孩子用假票看完電影後邊走邊講著電影細節，「哈哈笑著，笑得月亮一抖一抖的」，顯然，這一視覺印象不是宋朝他們的，而是「我」一夥的。因為宋朝他們笑得前仰後合，未免一躥一躥的，與月亮形成了一種相對運動，於是旁觀者就產生了「月亮一抖一抖的」的錯覺。這與泰山看日出有時會產生太陽一抖一抖的感覺一樣（那種錯覺主要是由於海浪的時起時落所造成）。此處的月亮沒有什麼象徵意義，只是以此種描寫來強化對孩子們看電影後興備的神態的傳達。但無疑亦給作品增添了詩意與童趣，從而使得作品不至顯得過於沉重。

  月亮或月光（有的地方甚至可以稱作月亮意象）後來還出現12次，就不一一分析了。

  作品的濃烈的童趣，也是使得此作不過於沉重、而是顯得張弛有度、生活氣息濃烈的原因之一。一般來說，兒童視角的第一人稱的敘事，必然使得作品童趣盎然。天真而又幽默的話語表答，往往沖淡了生活的辛苦：像什麼「媽媽可以去電影頻道當主持人了」，「爸爸以後跟張藝謀、徐靜蕾就不是同行了」，或平添喜趣，或苦中作樂，真是在孩子們的眼中與心裡，一切都可以變作美的，甜的。倘非如是，還算是童年嗎？「因為是老片子的緣故，音樂的曲調時常滑到別處，聽起來反而特別有味道」，這是只有兒童才有的特殊感受；「本來是一個『漢奸，（指宋朝），也樂意看打鬼子的片子」，將現實中的人物與藝術中的形象混為一談，這是兒童特有的思維方式。苦難的抒寫為童心與童趣所浸進，就變得富有詩意。

  此外，作品中所塑造的幾個人物形象也是個性比較鮮明的，不獨幾個孩子各個不同，就連父親與母親這兩個人物也在對比描寫中各自顯現出其可愛之處。所有這些，無不蘊含著作家對弱勢群體的深愛。我以為，在當下中國，有無這種愛，應是衡量一個作家是否合格的首要標誌。

  最後再簡要介評一下《打開天窗》。顯然，此作與《我家的月光電影院》屬於完全不同的藝術風格，它是幻想類的文學作品，而這正是薛濤的強項。它寫得自然流暢，意境悠遠。

  與《我家的月光電影院》相似的是，作品中不斷地出現月亮月光的描寫。它成為小主人公單單的孤寂生活的背景，也給單單與她的友伴們的感情交流加味加香。月光營造了獨特情調，使作品滿含詩意。雖然原來只能靠輪椅行動的單單能夠甩開輪椅獨立行走，她也接納了起初極為牴觸的未來的繼母，但她畢竟失去了老木椅、布娃娃、小煙乃至大雁等所有朋友。此後、「單單再也沒有曬過月光。站在那些高大的樓群中間，單單經常找不到月亮。」月亮事實上亦是單單幸福的象徵。而單單從前所居住的紅頂小樓房及同類房屋的消失（被拆遷）與找不到月亮之間存在著關聯：月亮在拆遷後所建起的混凝土森林中失去了生存的空間。雖說是在拆遷之前，單單的多數朋友業已風流雲散，但小煙卻確實是因拆遷而失去了他的精神家園：他以給眾多小樓擦天窗而給人們和自己帶來快樂。

  所以，作品的主題是多義性的，它歌吟殘疾兒童（亦屬弱勢群體）的勇於接受現實和自立精神，同時也對盲目拆遷給人文環境所造成的不可逆的破壞、對人類文明的罪惡的顛覆和對人們精神的殘忍傷害表達了自己深沉的抗議，從而昭示出一位作家不獨是對於兒童，而且是對於整個人類社會的責任感。

  作者簡介：

  李春林，畢業於山東師範大學，碩士研究生。曾任遼寧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現任遼寧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遼寧省兒童文學學會理事，兒童文學評論等200餘篇。曾有18項學術成果獲得國家、省級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