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事出有因

  哥倫布1492年10月12日夜第一眼看到月光下的聖薩爾瓦多群山時，他恐怕沒有想到他的新發現有朝一日會對地球另一面的中國產生影響。幾十年後，西班牙商人將高產農作物從西班牙在美洲的領地帶到了他們在亞洲的主要落腳點菲律賓。16世紀末，這些農作物輾轉到了中國，包括玉米、紅薯、土豆和花生。到了17世紀中葉，這些農作物便開始為人口爆炸積蓄能量。中國當局通過不懈的努力才將人口控制在今天12.5億的水平。

  中國人口的第一次大爆炸發生在18世紀，從18世紀初的1.5億增加到19世紀中葉的4.5億。從土地和人口的比例關係入手去分析人口爆炸的原因是一種占上風的做法。今天，到過中國的人都會不止一次地聽到這樣的說法：中國依靠僅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著占世界22%的人口。這一說法證明了中國實行全世界最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合法性。面對人口和土地比例嚴重失調的局面，讓人們有吃有穿是政府最大的成就，這比保證他們的政治權利重要得多。

  人們對中國能否繼續依靠如此少量的耕地解決如此眾多人口吃飯問題的擔心，也是中國實行一種強使農民生產超過需要的糧食的增產政策的依據：將多餘的糧食存起來，以備土地和人口比例失調達到難以承受的程度時食用。近年來，同樣的擔心也使中國接受了「可持續發展」觀念——包括保護土地計劃和清除江河湖泊嚴重污染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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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人口問題進行土地研究在中國已有很長的歷史。19世紀前夕，中國人就已經開始擔心人口增長問題，以至於急切需要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人口論》的中文譯本。中國歷史學家告訴我們，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在英國問世僅一個月，其中文譯本便在中國出版，並很快流傳開來。

  馬爾薩斯對人口增長超過自然資源增長所帶來的危險性做了可怕的描述。他警告說，人口數量超過自然資源的結果將是「瘟疫肆虐，餓殍遍野」，「必得有人出來平衡人口與生活資料的關係」，這就必然會發生戰爭。

  早在馬爾薩斯以前，甚至在新大陸作物傳入中國之前，中國的相對人口規模就已經很大。公元3世紀，三國時吳國航海家康泰在他的《吳時外國傳》中寫道，在外國人眼中，「中國人多，羅馬錢多，中亞馬多」。定義中國歷史上的疆界是一項困難而棘手的工作，但根據美國頗有威望的人口統計學家朱迪斯·班尼斯特的統計，在第一個千年開始的時候，中國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8%到30%，後來在1750年和1900年又分別占到這一比例。

  中國人口在第一個千年期間突破了1億大關。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在第二個千年接近尾聲的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口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里程碑，突破10億。

  在宋代，由於實行精耕細作，同樣多的土地養活了更多的人口。給中國生態造成長期破壞的是農民大規模開闢耕地。他們在山坡上開出梯田；在江河沙淤上開出沙田：甚至還在水面上架木排，把泥土鋪在木排上種莊稼，稱為架田。「可能是人口規模促成了這些農業技術的採用。」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位歷史學家說，「也可能是這些技術使人口達到了如此的規模，這都很難說。」他認為，「這兩種因素是互相影響，互為作用的。」

  大約600年以後，從美洲引進的農作物新品種引發了又一次土地人口比例的深刻變化。玉米、紅薯、土豆和花生可以在不適於種植小麥和水稻等傳統農作物的沙嶺薄地上生長。這就使得耕種面積大大增加，從而為更多的人提供了食物。

  關於高產作物如何被引入中國的資料，發現在由當地名人世代記載下來的資料翔實的數以千計的縣誌里。比如福建省長樂縣的縣誌就記載著這樣的內容：一個叫陳真龍的人於16世紀70年代第一次將紅薯秧從菲律賓的呂宋帶到長樂。廣東省東莞縣的縣誌記載：當地商人於1580年從越南帶回了紅薯秧。

  福建省省會福州的地方志記載，紅薯於16世紀中期開始在該省普遍種植。地方志告訴我們，是當時的省長在1594年大饑荒時推廣了這些農作物。他告訴他的人民，這些作物可以使他們度過饑荒。據歷史學家說，中國民間流傳的說法是：這位省長推廣紅薯的力度很大，以至於派出專人去附近的台灣偷紅薯秧。當時，台灣是一座經常與大陸人發生矛盾的孤島，在島上常住的主要是土著人，西南部有一些來自廣東和福建的商人只是臨時居住。據說台灣人的紅薯也是從菲律賓弄到的，他們顯然不願意與大陸人共享,所以這位省長只好派人去偷。他們常用的偷竊方法是將紅薯藏在衣服內，將紅薯秧纏在腰間。

  17世紀和18世紀，隨著人口的向西擴展，美洲作物遍及整個中國，成為主要糧食作物，特別是窮人的主要食物。這些農作物促進了人口的迅速增長，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和生態問題：森林和綠地覆蓋率大幅度下降；水土嚴重流失；河道淤積，洪水連年不斷。

  人口壓力往往被認為是18、19世紀農民起義頻發的主要因素。其中最為著名的是18世紀末爆發的白蓮教起義和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國起義。

  美國著名漢學家約翰·菲爾班克和莫爾·格德曼曾經指出，早在新作物被引進中國之前的宋代，強大的人口壓力就已成為促進發明創造的動力。「中國的重大技術發明，包括絲綢、瓷器、運河水閘、時鐘、船尾方向舵、印刷、火藥、板型鐵犁等都是在宋朝晚期發明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頭二三十年，也就是從1949年到70年代，毛澤東一反中國歷代領袖的觀點：提出了人多力量大的口號。中國人口一下子從1953年的5.83億增加到1975年的9.2億。中國計劃生育委員會的高級官員指出：「我們的人口基數太大，每年增加1300萬。這對我們的住房、就業、婦女兒童保健和環境造成極大的壓力。」她說，人口過剩降低了中國在世界發展中的地位。「我們的經濟一直在發展，但人們都看不出，因為我們人口太多。在世界銀行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排名中，我們的位置很低，只排到99到100位。」

  中國政府對本國的人口規模非常擔心，所以從70年代末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城市夫婦只能生一個孩子；農村夫婦最多兩個。當然這一政策也經常有打折扣的現象，特別是在農村。

  環球自然基金會中國項目代表詹姆斯·哈克尼斯對中國的政策產生共鳴。他說：「我們發現，人口本身並不是一種機械的、不可改變的力量。在如何與他們所處的環境打交道方面，人們可以做出理智的決定，個人的行為和政府的政策可以改變人類本身對環境產生的持續影響，不管人口的規模有多大。」

  人口學家們預測，中國人口將於2040年到2050年間達到頂峰，突破15.5億或16億，然後趨於穩定。該官員還說，中國的政策還沒有放鬆對人口出生率控制的打算。她說，政府從80年代後期開始認識到需要制定一個計劃生育的總體規劃。這個規劃不僅要考慮出生率問題，而且還要考慮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

  控制人口規模仍然是計劃生育最迫切的任務。「除了經濟和社會發展比較落後之外，我們的人口包袱也太大，」她說，「如果我們的人口繼續保持如此大的規模，那麼我們只能是繼續貧困下去。這不僅僅是如何消耗我們的資源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