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打工仔和移民潮

  越來越多的農民湧向城市，而國家面臨著最為嚴重的問題：失業。剛剛過了春節一個月，1991年3月，22歲的藍鳴清（音）就用扁擔挑著行李上路了。他離開了位於東南地區的老家福建，登上了去往廣東的征程。廣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但在找到工作之前，災難便降臨到他的身上：他在火車站被流氓搶走了240元錢（相當於46美元），這是他的全部積蓄。藍說：「我甚至無法還擊。」現在他流落街頭，尋找工作——任何一份工作。

  據估計，每天有3萬移民到達廣州。藍鳴清只不過是到達廣州的許多移民中的一員。廣州有近400萬人口，卻有近50萬外來人口，而他們許多都是沒有工作的臨時工。在全中國，有成千上萬的無業農民等在火車站，期望著到達北京、上海、天津這樣的大城市。他們希望可以過上好的生活，中國社科院一位研究員說：「城市中有500萬人處於失業，有4000萬的農民不想種地，想找一份其他的工作。這些人中，大約有500萬人是到處遊蕩的盲流，這個數字大得可怕。」

  這種大量人口的「錯位」——城市人口越來越多，社會安定和健康衛生條件也越來越差，這給政府出了一個大難題。1989年，在上海，每10個罪犯中就有4個是盲流，大部分被指控為隨機犯罪，但有一些還嚴重參與了組織犯罪。

  大量的移民也為政府監督執行計劃生育帶來了很多麻煩。為了逃避計劃生育，許多人到外地去生第二個孩子。因此，許多盲流又被稱作「超生游擊隊」。

  被如此大的移民潮所震驚，政府已開始採取行動，對盲流進行嚴打。駐廣州的一個西方外交官說：「他們（中國政府）部署了警察，逮捕那些盲流人員，並把他們免費遣送回家。」早些時候，警方查封了北京的一個非法職業介紹所，這個職業介紹所「引誘」幾千名農民湧入城市。北京勞動局副局長說：「我們希望已來到北京的農民儘快返回家鄉。」

  一旦農民到達城市，雖然他們面臨各種各樣的困難，但很少有人願意回去，因為城市的生活比農村的生活條件好。廣州的新興鄉鎮尤其具有吸引力，當全國的經濟增長率降為6%時，廣州的經濟增長率卻上升為17%。那些打工仔衣錦還鄉，促使越來越多的農民湧向城市。這名外交官說：「在新年回家時，打工仔們穿著嶄新的衣服，拿著貴重的禮品，這使他們的親戚很是羨慕，於是那些人也打上行李，跑到城市去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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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力的供應大大超過了需求，尤其在70年代有一個人口出生高峰，在今後的5年裡，這些人即將參加工作，到那時將有500萬人達到工作年齡。現在中國的城市勞動力為4億，是需求量的兩倍。7000萬人在城市的企業或公司中工作，而剩下的則是「過剩勞動力」。有位政府官員說：「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最大的經濟問題不是通貨膨脹、市場蕭條或是住房改革，而是失業。」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建議把經濟工作的重心，由國企重工業轉移到服務行業，因為服務業投資少，卻可以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他認為失業問題在2000年後仍會繼續，因為國家機關無法在較短的時間內提供這麼多的就業機會，失業在近期內將不會有所改善。同時，在過去，集團公司和私營企業也是吸收過剩勞動力的好地方，但是3年財政緊縮阻礙了這些公司的發展。財政緊縮雖然使通貨膨脹由兩位數字變成了7%，但代價卻是慘重的——許多企業倒閉，城建規劃取消，還有成千上萬的職工下崗，遭受打擊最大的要數鄉鎮企業，去年有100多萬鄉鎮企業關門，而大量的工人則被迫回農場去幹活。

  北京已經許諾將把失業率控制在3.5%以內，但從人口現狀和經濟現實來看，這其實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目標。打工仔藍鳴清說：「我已經應聘了幾份工作，但他們都只招聘城市人。」在找工作的過程中，他過著流浪的生活。白天在餐廳里要飯，晚上在大橋底下睡覺。「在那裡比在火車站要安全得多。」他說道，「但是我在睡覺的時候仍然十分害怕。有一晚上，3個人走上前來向我要錢。當我告訴他們我的錢被偷走的時候，他們扇了我幾個耳光後離開了。」但是，藍拒絕放棄這種生活，返回家中。當然，他說自己最終會找到一份工作：「這只是個能掙多少錢的問題。」有一天，一位老人提出只要藍每次幫他把車推過大橋，就付給他5毛錢（合9美分）。這是一個樸素的開始，但是藍認為它可能會是自己走向更加美好的生活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