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解凍帶來新格局

  若一切順利，本年度最值得獵取鏡頭的機會，將是戈巴契夫及鄧小平於5月在北京會晤的時刻。然而這個時刻將不僅是一個獵取鏡頭的好機會而已，這次高峰會議也將是美國自1972年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以來所享有的重要優勢正式告終:過去華盛頓可以與北京及莫斯科雙邊的領袖進行會談，而中蘇之間不但缺乏高層對話,事實上連低級別的接觸也付之闕如。

  得以與中蘇雙方進行會談，而中蘇雙方卻無法進行嚴肅對話，的確是美國在外交上的重大優勢。有時華府官員極望能仰仗「中國牌」的優勢，但中共方面卻機敏靈活，對於事態的發展，掌握得很有分寸。1978年，卡特總統與北京建立了全面的外交關係，使雙方的關係建立在長期的而非個人的基礎之上。

  

  這項前美國總統里的「尼克森與卡特政策」，至少帶來了3項重要後果。首先，這項政策使中共開始發展與其他太平洋邊緣國家的建設性互動，因而導致中共長期以來被視為是該地區之不穩定危險因素的情勢為之告終；第二，因當年未從越戰中光榮撤退而受到負面影響的美國的戰略地位，出人意料地大為提高；最後，中國、美國及日本之間的新關係，使蘇聯在這一地區遭到外交上的挫敗。

  儘管如此，美國對其所擁有的「三大國對話專利權」即將喪失一事，應仍無可懼。中共及美國的關係目前穩健地建立於互惠的基礎上，戈巴契夫及鄧小平不可能因舉行高峰會議，即在意識形態上重歸統合，抑或是再度聯手。戈巴契夫及鄧小平有能力可以大幅度地紓解亞洲的緊張情勢。兩項過去的包袱，應是他們此次會談的最重要的議題，而在這兩件事情中，美國均可扮演一重要的角色。

  柬埔寨是鄧小平及戈巴契夫可對和平有新貢獻的關鍵性層面。自越南從10年前入侵柬埔寨，將紅色高棉逼入泰柬邊界的四面受敵之境以來，柬埔寨即生活在外來影響力的陰影之中；它們不再需要因波爾布特及其黨羽的威脅而驚懼，但這個國家卻仍遭到外國的占領，邊界的戰事也持續未歇。

  熱烈的外交活動目前至少在6個以上的國家展開。等待在另一個戲劇舞台的中央扮演主角的，是西哈努克親王。儘管行徑善變無常，西哈努克仍一直能向他的人民與世界昭示，他就是他的民族國家的化身。而他對於任何柬埔寨問題的解決形式，都不可或缺。

  柬埔寨問題要中蘇共同支持，這一切都令人鼓舞。但柬埔寨問題的解決需要莫斯科及北京兩方的支持。若莫斯科及北京能協議運用它們的影響力，迫使雙方與西哈努克談條件，則柬埔寨問題便有可能解決。

  在卡特及里根統治下的美國政策，美國恢復了在亞洲的影響力；並且在亞洲的三大玩家——中國、日本、蘇聯之間，建立了相當穩定的權力平衡關係。若戈巴契夫真心期望蘇聯能參與該地區的「經濟奇蹟」，他應接受這種權力平衡，以及美國海軍在這裡的駐防。

  在鄧小平的改革仍在進行的路上，而戈巴契夫又深為國內問題所苦的情況下，他們的決定所能維繫的持久性，的確並不穩定。但就外交政策而言，這兩人仍能以最高的權威性對話。他們所擁有的權力不僅是可以正式終止長期以來的敵意，同時也能對和平帶來重大貢獻。也許要開始歡呼亞洲的新紀元已經來臨，仍為時過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