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大國的博弈

  自從周恩來第一次舉起烈性茅台酒的高腳杯，歡迎理察·尼克森在1972年對北京的歷史性訪問時候起，中美兩國之間的官員們就一直在為偉大的中美人民之間的友誼而乾杯。當然，事實上從一開始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就沒什麼友誼可言，而有的只是對蘇聯的共同敵意。過去10年，中國因素在世界權力平衡中一直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砝碼。中國人民解放軍牽制了蘇聯49個師，如果不是這樣，這49個師中的若干師可能會部署在蘇聯的西部邊界，直接威脅歐洲和海灣地區。對於未來的前景，由於擔心中國有一天會放棄與美國的戰略合作而與蘇聯重修於好，西方顯得心中無底，疑慮重重。

  那個夢魘雖然離真正到來距離還很遙遠，但西方對可能的中蘇親善的焦慮在與日俱增。中國官員帶給美國同事的已經不再是文質彬彬而是互相指責。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不再說敵視蘇聯的話了。

  3月份，16年以來中國體操選手首次應邀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比賽。9月份，蘇聯兩位田徑高手參加了北京的年度國際馬拉松比賽。對於中國人來說，體育由於其他手段的引導可以是政治性的，就如1971年美國桌球隊由於為尼克森訪華鋪平的道路所建立的桌球外交時美國人所發現的一樣。

  

  10月中國人用熱情款待親蘇的法國共產黨領導人喬治斯·馬沙斯的辦法，向莫斯科做出了緩和意識形態爭論的姿態。兩國的共產黨領導人宣布，他們將繼續發展他們之間的關係。在1965年當中國人指責法國共產黨盲目效忠莫斯科時，這種關係破裂了。

  但是最重要的巧合發生在北京的其他地方。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錢其琛與他的蘇聯對等人物利奧尼德·日依切夫進行會談，討論如何改善兩個共產主義世界巨人之間的關係問題。1979年下半年起，作為對蘇聯入侵阿富汗的反應，中國就已經延緩了那些談判。在日依切夫到達北京前3周，中美關係正經歷10年來不斷增長的痛苦的最為緊張的時刻。困難的導火索是因為原有的關於台灣地位的爭論驟然緊張。中共奪取政權30多年以後，海島上的國民黨政府仍然叫自己為中華民國。另外一方面，北京認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下的一個省。尼克森和周恩來於1972年批准的《上海公報》從根本上說，是對於一個有分歧的問題達成一致，並且靜悄悄地這樣做了。美國沒有對中國所宣稱對這個海島擁有主權進行爭論，而是保留了繼續與台北發展關係的權利。

  1979年初，卡特內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完全的外交關係，並且籌劃將在台北的使館變為「機構」的外交虛幻，由從技術上講離開或退休的外交機構專業外交人員充當職員。對中方而言，中國領導人用「與祖國的和平統一」的保證更換了「解放」台灣的誓言。美國國會由於唯恐這種經過周密考慮的歧義安排會促使犧牲老朋友台灣，故而推動通過了《與台灣關係法》，它清楚地說明美國國會繼續為防守目的對台灣提供援助。

  里根上台之後認真嚴肅地考慮了與台灣恢復官方外交關係，這將會導致美國在北京使館的降級，也可能會導致使館被逐。前國務卿亞歷山大·黑格曾經是1972年尼克森訪華的先遣人員，這時就極力勸阻里根不要開歷史的倒車。

  但是內閣在是否對台灣出售一些F—5G噴氣式戰鬥機的問題上意見達不成統一，這種戰鬥機比構成台灣空軍主力戰鬥機的F—5ES的性能要優越得多。對親國民黨的國會山上的院外活動集團來說，預期的軍售成為內閣是否遵從《與台灣關係法》的意願的一次真正考驗。對於北京領導人來說，它是令人氣惱的產生對美國在《上海公報》中的承諾的懷疑的原因。對於莫斯科來說，它是在北京和華盛頓之間鍥入一個楔子的絕妙機會。

  勃列日涅夫主席在一系列講話中提出與中國恢復談判。蘇聯的提議幫助刺激了里根內閣執行一項中國政策，當它最終揭去面紗的時候，值得注意的是它接續了里根的三位前任的政策。8月份，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布了一個新的聯合公報，綽號叫上海二號。北京確認了台灣與中國的「和平統一」，同時華盛頓第一次宣布它對台軍售不超過目前水平，並隨時間「逐步減少」那些軍售。很難想像尼克森或卡特政府會對溫和的北京走得如此之遠。

  因為里根在兩件具有諷刺性的事件上得到確證，他壓抑住自己的親台同情心並平安度過了來自右翼的憤怒。第一件事，假如他與具有戰略價值的北京決裂，那將是他的美國國內對手，特別是民主黨指責他「丟掉中國」的最為快活的日子。第二件事，保持良好的中美關係將是對不入侵台灣的最好保證。離開了有限制性的美國影響，共產黨會更願意一勞永逸地解決台灣問題。即使最好的美國戰鬥機中隊也不足以擋住跨越海峽的全面出擊。

  但是北京似乎既不願意給里根一個長時間的信用，也不願意與里根合作讓台灣問題成為一個放在後面的火爐去燃燒的問題。反而中國人選擇繼續給台灣問題升溫。里根為自己批准「上海二號」公報反駁右翼的批評說，美國減少對台軍售是同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前途問題聯繫起來的。《人民日報》攻擊總統「完全違背」了公報精神。中國人希望這種聯繫是心照不宣的。在他們的眼裡，里根的罪過在於將其公開提了出來。

  但是即使雙邊關係中沒有這些原因的刺激，北京領導人也仍然可能嘗試同美國拉開距離。他們擔心，一旦他們被視為由美國主導的針對蘇聯的聯盟中的小夥伴，他們就會冒在世界主要力量間無法發揮槓桿、平衡作用的風險，美國也好，蘇聯也好，還有第三世界。相反，提醒華盛頓中國不可小視，給莫斯科一些希望更多胡蘿蔔的刺激，中國領導人可以對美蘇施加影響。

  於是，就有了讓日依切夫重回談判桌的決定。於是，就有了趙紫陽總理最近「共同與超級大國們的霸權主義進行鬥爭」的呼籲，對超級大國故意用了複數，以將美國和蘇聯相提並論，並說他們是對「熱愛和平和主張正義的國家和人民」的威脅。

  但同時中國也在冒疏遠美國的風險，可能美國的最高層對中美關係毫無熱情。趙的攻擊招致華盛頓嚴詞反應，抗議這種「不友好的」言論和「過於單純化的口號式的東西」。國務卿喬治·舒爾茨正在第二次設想完成暫定今年下半年對中國的訪問，但里根對他自己明年去中國之行的主張反應冷淡。

  感受到這種危險，中國人已利用最近的一些訪問，如9月份尼克森，10月上旬前國務卿基辛格的訪問，向華盛頓回饋謹慎的、積極的信號。中國高層領導人反覆告訴尼克森和基辛格，沒有必要關注日依切夫重訪北京一事。鄧說，在蘇聯沒有滿足3個條件之前，中蘇關係不可能有「真正的原則上的改善」。這3個條件是：蘇聯必須撤出阿富汗，它與中國有邊界相接；莫斯科必須停止對越南軍事入侵柬埔寨的支持，印度支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軟腹，北京認為單是河內政權自己就足以構成對其威脅，更不用說與蘇聯聯合起來了；最後，蘇聯必須從蒙古撤軍並減少在中國北部邊界的軍事力量。然而在北京談判的一開始，日依切夫就拒絕討論北京的要求。今年10月，在會談休會之前，萬里副總理說蘇聯「對我們提出的對話條件充耳不聞」。

  尼克森從北京返回的時候，充滿了對北京領導人的樂觀情緒，認為他們不是傾向莫斯科，只是做些戰術調整，這最終也許還會導致加強它與蘇聯擴張主義進行鬥爭的能力。基辛格也很振奮。甚至他還在北京時，就向舒爾茨發了一封信，呼籲他自己到北京訪問。

  溫斯頓·洛德曾經幫助基辛格最初打開中國的大門，後來作為紐約市對外關係委員會的主席繼續推進中美關係。他說，在中國和蘇聯之間，可能「沒有真正的和睦親善」。中國重開談判桌，也不是「拙劣地玩蘇聯牌以使我們緊張」。他還說：「中國人只是謹慎地給自己重新定位並保護自己，同時試探美國是不是能控制住自己的行動。」

  至少蘇聯對中國做出某些和解的姿態是可能的，如從邊境後撤一些部隊。雖然那離北京對於與莫斯科關係正常化的條件還相距甚遠，但它可能會促使美國國內對與中國發展關係的憂慮。那同樣也會使台灣的院外集團得到鼓舞，削弱內閣對增加對台軍售的抵制力，從而可能會破壞中美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