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還能走多遠

  這能行得通嗎？它到底能走多遠？這些是中國領導人探索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現代化道路時，它的人民不斷提出的疑問。在過去的兩年中，中國領導人放棄了以往那種嚴格的意識形態，而轉向相對靈活經濟。中國共產黨已經調整了國家的經濟政策，使地方工廠和農村擁有更大的主動權；政府也給予藝術家和作家新的言論自由，並且冒著風險選派幾千名學者和科學家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所有這些變化最終看來和中國共產黨1949年武裝奪取政權一樣具有深遠的意義。在人類歷史上，像中國這樣一艘巨大而沉重的輪船，能夠進行如此之大的轉變，是非常罕見的。

  為了耳聞目睹中國的巨變到底能走多遠，將來還會有什麼改變，《時代》周刊總編亨利·葛朗沃德率領一批編輯到中國對4個地區進行了為期11天的訪問。這些人包括社論編輯拉弗·葛雷絲、《時代》周刊經理雷·凱夫和首席記者里查得·伯恩斯坦。在北京經過短暫停留之後，他們訪問了中國的農業大省四川省。目前，中國許多關於解放經濟的實驗都是首先在四川省進行嘗試的。隨後，他們乘飛機越過橫斷山脈到達西藏的拉薩（平均海拔16000英尺）。最後，他們一行到達3000英里以外中國東南部貿易省廣東省。

  這些編輯發現中國正在努力實現鄧小平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科技和軍事現代化。與過去做法大相逕庭的是，地方農村和工廠的領導人逐漸能夠以獲取利潤為基礎自己決定種植何種作物和生產何種產品。在完成國家規定的份額之後，他們現在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可以將他們的某些產品直接出售給其他廠家或者在自由市場上銷售。另外，他們還保留一部分獲取的收益，以便在需要時使用。這些收益主要用來支付工人的獎金，購買原材料和新設備。隨著與其他國家的接觸不斷擴大，特別是與工業化國家，如日本和西方國家的接觸，這不僅使中國引進了新的科學技術，而且使中國認識到進一步地對外開放的必要性。但是，這種模式的現代化對於中國來說存在著許多弊端。中國的新一代領導人對此也是非常清楚的。中國已經開展了一些宏偉而富有靈活性的計劃，但是這些計劃在長期被集權控制的社會中造成了對立和裂痕。

  《時代》周刊的編輯採訪了數十名中國人，包括國務院成員、工廠經理、工人，以及教育工作者和藝術家。這些被採訪的人都談到了中國現代化的益處和弊端。他們都認為現在只是劃時代的過渡時期。下面就是對7名中國人的採訪：

  萬里副總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會前說：「在我整個一生中，我一直在進行革命，而且我還要繼續進行革命。」萬里，64歲，是一位身材高大，和藹可親，滿頭銀髮的老者。直到今年早期，萬里還是中國華東省份安徽省的省長。國家的一些新的經濟政策在安徽省首先進行試驗。萬里和鄧小平一樣，兩次被打為「反革命」，又兩次出山。「就我個人而言，我經歷了許多苦難。」他說，「作為一個政黨，我們從我們的苦難中學到了許多東西。這就是我為什麼有勇氣進行這些改革。」

  

  老一輩毛澤東主義者過去反對物質刺激，不過現在認為發家致富能使人民更加勤勞。萬里說，地方農民不再僅僅按照國家的配額進行生產，而是自我決定種植何種作物，以滿足地方市場的需要。他說：「他們更明白該種什麼，只有這樣他們才能變得富裕起來。」在舊的體制下，工廠是按照規定的配額進行生產，並將幾乎所有的利潤上繳給國家，但現在大約20%的產品可以投入到自由市場。「我們還計劃把權力下放到銀行。」萬里說，「在過去，工業投資一直是由國家直接提供。根據現在的新政策，企業可以直接從銀行得到資金，不過企業必須要支付利息（中國銀行個人貸款的利息大約是一年3%）。」

  作為國家的主要經濟決策者之一，萬里非常清楚將來會遇到許多的問題。他說：「我們有人力資源，有原材料。但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缺乏有資格的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但是我們也需要能夠很快見到成效，以保證人民的信心。」萬里說，「我們是有壓力的。我們過去已經犯過了一些錯誤，但是如果我們再犯錯誤，那就不好了。」

  「生產隊大部分成員一點都不怕我。我只是盡我的職責把每件事情做好。但是如果有任何成員做壞事的話，那麼他們就會怕我了。」滕家雲笑著說。身體消瘦的滕家雲是四川省成都市附近雲門口人民公社曹康生產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年僅29歲，他就成為這個生產隊蔬菜種植的權威。去年，450人的生產大隊的年收入增加了35%，達到120萬元（即81.6萬美元）。滕說：「我們之所以能夠達到這種水平基本上有兩個原因。首先，我們下大力氣發展副產業，同時還建立了一些作坊（這些包括生產毛毯和硫酸的作坊以及修理農具的車間）。其次，我們讓生產隊擁有更大的權力，並且還採納了多勞多得的原則。」生產大隊制定了一套非常嚴格的制度用來統計誰幹的「工作多」。滕家雲已婚，有一個兩歲的女兒，年收入900元（612美元）。他花了2000元（1354美元）為自己新蓋了一間磚瓦房。有一部分錢是向公社信用社借貸的，沒有利息。「我在農田裡花費的時間很多。」滕說。但是作為黨支部書記，儘管這一職務每月的薪水很少（每月22美元），他必須負責調解糾紛，懲罰違法亂紀，還要根據政府計劃生育的政策，勸說村民只生一個小孩。因此，滕很清楚去年生產隊有幾例離婚（1例），有多少婦女做過流產（12位），有多少犯罪案件（6起輕微偷盜案件）。「領導無論什麼時候和違反者談話，通常都可以解決問題。」滕說：「但是如果領導覺得有必要的話，他也可以召開大會，公開批評違反者。如果違反者還不積極悔改的話，那麼對他進行處罰也是很容易的，因為我們制定了新的制度——多勞多得。」

  由於靠近成都市附近的市場（340萬人），所以曹康生產隊要比其他邊遠的生產隊富裕。滕說：「我們需要政策具有連續性。這一點現在可以得到保證。」

  滕是個退伍兵。以前他想當一名工人，有一份穩定的收入。但是現在他對農民的前景充滿了希望。「我已經購置了許多家當，」他說，「我有一輛自行車，一塊手錶，還有一台縫紉機。到今年年底，我將還清生產隊的欠款。我明年有什麼目標呢？買一台電視機，大約400元（280美元）。以後我的收入還會增加，日子將越過越好。」

  1966到1969年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知識分子遭受的迫害遠勝於其他任何階層。紅衛兵將這些知識分子稱之為「臭老九」。幾乎沒有幾位科學工作者、作家或教授能夠倖免於難，按照術語就是「勞動改造」。今天這些受害者採用不同的說法：「下放農村」。他們中有許多人受迫害而被迫自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宦鄉說：「這麼多年來，我們一直是受著教條主義的影響，我們的頭在地下，腳在天上。現在我們的腳終於站在地上了。」

  宦鄉，70歲，曾擔任中國駐歐洲數國的大使，現在只是成千上萬名知識分子之一。鄧小平重新掌權後，這些知識分子被重新安置到重要的工作崗位上。目前，他是中國最有威望的智囊團的主要推動者。宦鄉說：「我們一共有8000名研究人員。我們的經濟研究人員一直和經濟部門合作，解決了許多的問題。我們甚至組織了關於人生目的的討論。經過30年的政治動亂，我們的思想現在比較混亂，特別是我們的年輕人不知道在這個世界上要做些什麼。因此我們為他們舉行了一次公開的論壇專門討論這些事情，讓他們自己得出結論。」

  由於政治動亂，許多年輕人的教育被迫中斷。宦說：「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學成才——那時他們學習非常艱難。」

  宦說：「中國現在有三種人不擁護中國的新路線。第一種，是那些木瓜腦袋——他們根本不能接受任何變革。第二種，是那些受自己思想禁錮的人——他們不知道如何去進行變革。第三種，是那些過於狂熱的人——這些人容易走極端。」

  宦最後說：「中國的現代派和傳統派之間將會有一場較量。不過，死守舊觀念的人是沒有出路的。我們現在正進行著一場全新的試驗。我們到底能走多遠？這還是一個問題。」

  「在中國我們逐漸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言論自由。」曹禺說的這番話或多或少可能有些誇張。曹禺，70歲，是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中國著名劇作家之一。中國對於寫什麼和發表什麼都有著相當嚴格的監督。但是自從1979年西方藝術在中國恢復以後，中國劇作家變得大膽起來，敢於創作了。僅在過去兩年裡就有數十部戲劇開始批評中國的弊端，反映政治動亂給個人帶來的災難。劇作家也開始謹慎地涉及曹禺曾經所說的「禁區」——愛情題材。

  曹住在北京西部。他非常和藹，喜歡邀請客人到他簡單而舒適的房間做客。曹在國際上享有盛譽，到過世界許多地方（去年春天他到紐約參加他1940年創作的戲劇《北京人》在哥倫比亞大學重新上演）。他用其犀利的洞察力評估了中國的藝術自由。「中國的電影仍然有太多的限制。」曹說。在中國每年能夠上演或發行200個新戲劇就相當不錯了。曹說：「如果有上層的干預，這就造成了很大的困難。所以這還取決於每個劇團，由它們決定自己的劇目。」

  與大多數的作家一樣，曹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經歷過勞動改造。「我們現在將那段時間稱之為『十年浩劫』，」他說，「稍微年輕的一代人可能得以倖免，但是我們卻深受其害。過去我們受封建思想的影響很深，老百姓對統治階級說的話看得很重。他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對忠心與否的一種考驗，而且有時一個人說的話就可以成為法律。但是，他們阻止不了我們反省為什麼中國會淪落到這種程度，我們該怎麼做才能防止我們重蹈覆轍。因此，我們需要挖掘一下是什麼原因造成出現這麼多新戲劇。」

  四川省是一個人口大省，有1億多人，與世界上10個最大國家並駕齊驅。楊儀萱被四川省副省長稱之為「新近發現的管理人才之一」。她掌管著四川第一棉紡織印染廠。這個工廠坐落在成都的北面，紅磚砌成，擁有1萬名職工。楊儀萱，48歲，總是笑容滿面，極具親和力。她是從基層提拔起來，成為6個副廠長之一。第一紡織印染廠是四川省最成功的試點之一。

  「文化大革命期間，工廠內各個派系之間斗得非常厲害，工廠為此3次停產，造成損失1億元，」楊說。楊接著提供了一些工廠發展的數字：「我們去年的產值比前一年增長22.3%，利潤增加56%。今年前6個月，我們的利潤就比去年增加了117%。」她認為這一切都歸功於工廠自我管理的結果——自我決定生產什麼樣式的布，選用什麼原材料，在什麼地方的自由市場銷售超額產品。「我們的成本降低了3.1%，」楊說，「我們現在開始多生產高質量產品。這些高質量產品比我們以前生產的低質量產品帶來更高的利潤。」

  整個紡織印染廠還是一個十足的社會主義企業。國家規定它的價格和80%的生產配額。與在自由市場中相比，來自其他廠家的競爭要小得多。但是楊和她的職工沒有什麼怨言。她說：「在過去，如果我們提出什麼新建議，它必須要經過上級的批准。現在我們可以自己做主了。」她對自己不斷增加的責任有何感受呢？「工廠的生產可能會下降，還有工廠遭受損失——這些是我唯一所擔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