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性暗示

  起初，中國方面並沒有做出反應。但是到了1969年底，中國發出了多次明顯的信號，表示對此有興趣。其中之一就是，中國同意恢復華沙談判。華沙談判始於1955年，其目的是尋求和平共處的途徑。即使美國侵略柬埔寨的時候，會談也只是中止，並沒有取消。與過去對美國軍事行動的反應相比，北京此次的反應是異常謹慎的。就連對寮國的入侵也沒有使中國感到過分不安。而這個時候，北越人卻顯得憂慮不安，對他們盟友的溫和舉動做出了示警的反應，為此，周恩來率領一個代表團到河內去安撫他們。

  1971年4月，中美交流進程的啟動具有戲劇性。美國桌球隊應邀訪問北京；美國放寬了對非戰略物資的貿易限制。「老中國通」埃德加·斯諾結束北京的旅行後，帶回了一條消息，這篇刊登在《生活》上的文章說：毛主席希望尼克森訪華，而尼克森此前曾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希望到中國去。毛澤東向斯諾策略性地暗示，鑑於政治原因，尼克森最好在1972年5月之後的某一時間訪問中國，而事實上，他希望明年儘早成行。

  也是在這個月，尼克森對基辛格的中國之行計劃做了周密細緻的研究，對外絕對保密，以便能給雙方的籌劃以足夠的空間，不至於出現尷尬的局面。由於擔心可能出現的泄密情況，尼克森和基辛格並沒有在橢圓形辦公室討論這個問題，因為總統每天要在那裡接待來訪者，而改在隔離措施更好的林肯辦公室。雖然中國問題專家意識到要出現重要的政策調整，但他們一直被蒙在鼓裡。事實上，在尼克森同北京接觸之後，中國問題專家的圈子裡出現抱怨之聲，認為此舉是不適當的。

  就這樣，基辛格得以開始了他的外交冒險（表面上是關于越南戰爭的五國之行），由巴基斯坦飛往北京。由於假稱腸胃不適，他此行並沒有引起任何懷疑。他抵達北京之後，感覺到周恩來迫切希望見到尼克森。但是基辛格與周恩來會談則使人確信，即將從首腦會晤中得到好處的雙方，仍然使事件保持神秘的色彩。事件順利進展的不確定性是毋庸置疑的，它迫使這一切都不得不在暗中進行。如果不這麼做的話，有關宣傳將會導致計劃告吹，並且將來也無法再次進行這類的嘗試。

  可以肯定，尼克森和基辛格這次非同尋常的外交冒險，具有巨大的衝擊力，至少在以下3個特殊的問題上：

  越南戰爭：尼克森總統在聲明中沒有提到越南，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他的出訪與潛在的解決（越南戰爭問題）方法並無任何關係。河內堅持獨立，並一直期待莫斯科來填補北京可能中斷而出現的軍需供應的空白。然而中國仍然保持著影響力，因為它現在以及過去都在戰爭中幫助過河內。越來越多的中國觀察家確信，北京的領導人已對時間、金錢以及物資的消耗感到厭倦，非常渴望能夠集中精力建設他們自己的經濟，並同邊境地區部署的40萬蘇聯軍隊進行對抗。另外再加上他們擔心美國還會在戰爭的陣地上出現，這使共產黨的軍隊感到嚴重不安。

  基辛格很可能向周恩來保證，當尼克森總統訪問北京的時候，美國將恪守撤軍計劃，停止一切主動的軍事進攻行動。作為回應，周可能也同意要求河內尋找一個非占領南越的解決辦法。由於信任，這些都是有可能發生的。周也許還向基辛格保證，中國希望參加一個新型的日內瓦式的會談，就結束整個東南亞地區衝突的辦法進行談判，這樣就可以從蘇聯那裡奪回主動權。

  台灣問題：尼克森總統在電視講話中明確地提到了美國與台灣的條約的責任，他建議「我們的行動是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一種新型的關係，但不會以犧牲我們的老朋友作為代價」。然而，儘管美國對台灣的防務責任仍是合法的，美國的台灣情結依然強烈，但蔣介石政府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性是很小的。把蔣當做中國的領袖早已沒有什麼意義了。美國不能無視台灣是亞洲一個擁有繁榮的自由經濟，擁有最大的非共產黨軍隊的事實。然而，美國在這個島上實際的軍事和政治賭注是很有限的。最近，國防部提出限制在沖繩部署核武器，因為當沖繩歸還給日本時，有可能出現向台灣轉移核武器的情況。華盛頓其他官員對這個想法不以為然，因為在政治上不可能，在軍事上沒必要。如果需要，這些武器更容易轉移到關島。

  但是中國認為台灣是其最為優先考慮的問題，因此在原則上的鬥爭是激烈的。最可能的解決辦法是美國同意中國堅持的從台灣撤出其毫無保留意義的9000人的軍事力量。

  

  坦率地講，華盛頓現在認為台灣在聯合國的地位是可以犧牲和不牢固的。美國未必可能投票贊成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或者把台灣從安理會驅逐出去。但是它會適當地不再像以前那樣堅持：中國的入會是一個重大的問題，需要獲得聯大2/3的贊成票，而僅僅作為一個程序問題，只需簡單的多數即可。

  美國是63個仍然承認台灣是中國合法政府的國家之一。當尼克森與周恩來和毛澤東會見時，他將切實承認（如果不是技術性地）北京政府。如果會談進行順利，一些後續的外交行動似乎不可避免。雖然它將低於大使級的水平，目的是免得出現程序性問題，但一些經驗豐富的外交官將著手進行這項工作。這與全面的外交承認的區別主要在於給人造成錯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