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中國」的意識形態因素
2024-10-04 12:08:59
作者： 師永剛
近期美國報紙上的猜測表明，華盛頓對中國的前景做出了如下幾個論斷：
1.蔣介石可能會被共產黨擊敗，主要是因為有太多的對他的援助被「貪污」了。
2.在他走入窮途末路之時，不要對他做什麼特別的努力來幫助他，美國也不要壓服他下野並為其他人讓路。
3.在由共產黨絕對控制之下的一個由共產黨和非共產黨組成的聯合政府可能會成立。有些認可此事的華盛頓的顧問們仍然認為美國應對聯合政府進行援助，以期壯大非共產黨的力量。但這項工作如何實現還不清楚。
4.華盛頓還沒有認真地考慮這個問題：下一步是什麼？它還沒有防止「中國悲劇」在亞洲其他地方重演的計劃。它還沒有對一旦共產黨全面掌權，「解放中國」的艱苦性做出估計。
英、法兩國的領導人抱著同樣的希望，即美國「無效之後不要再把有效的錢投給」中國。荷蘭駐聯合國代表團的J.H. 馮·榮仁先生希望不再做拯救中國的另外的努力。稍後，他表示了假如中國走向共產主義，那麼其他亞洲國家也會早晚跟隨其後的擔心。他說：「在印度尼西亞，這種反彈將會是災難性的。」
假如中國的陷落意味著一個共產主義的遠東（正如歐洲的政治家們設想的最終的結局），那麼馬歇爾計劃的美元對歐洲也沒多大的幫助。比如荷蘭，直到它恢復了以前與印度尼西亞的大部分貿易，馬歇爾計劃所做的一切才能幫助它克服難題。一個共產主義的印度尼西亞將會關閉這種可能性。目前在馬來西亞，英國正在與共產主義進行一場不顧一切，但有勝算的戰鬥。在他們的支持者當中，馬來西亞有近百萬的人是在中國出生的華僑，他們目前是反共產主義的。假如中國走向紅色，那些中國人會趨向於轉變；共產主義可能會接著關上馬來西亞的大門，它目前的貿易是每年2億美元。
克里姆林宮的大戰略是建立在假如亞洲走向紅色，歐洲就不可能復甦的基礎之上。歐洲明顯沒有理解到這一點，那些大講歐洲是比亞洲「好的投資地」的華盛頓領袖們也沒有理解到這一點。那是同樣的投資。
西方對亞洲共產黨力量低估的悲劇不是在蔣介石或喬治·馬歇爾的錯誤中發現的。它並不僅僅是對某個個人或某個派別的責備。整整一代西方外交官、軍人、新聞工作者、學者、傳教士和商人都對亞洲出現的西方化和進步擊掌相慶，但並沒有完全認識到，這些事實同時具有毀滅性與建設性的雙重效應。
對這場亞太危機最好的重新評估可能是最近發布的一個100頁的小冊子，它帶有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第五附屬小組的標記（由國會議員弗朗西斯.P.博爾頓領導），美國人可以指望他們的國會擁有幾乎所有的東西。這個文件是以解析般的精確和道德激情寫出的，它解釋了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成功可以作為一個類別，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在西方進步主流之外的任何工業落後國家重演。博爾頓的報告說：
「從技術的角度分析，中國長期停滯不前，直到19世紀才出現工業能源的運用、生產與組織，大約比充滿活力的復興時期的歐洲晚了400年……中國不得不用15世紀的政治來面對19世紀的進步。即使在歐洲，進步所產生的力量也如那些偉大的宗教戰爭和法蘭西革命一樣具有爆炸性……
「在中世紀的歐洲，在現代國家和現代政治出現之前，法律是以古老的習俗為依據的……作為根據新的情況制定新的法律的立法機構，政府是未知的，法律在制定之前沒有人知道它是什麼樣，法律是會在將來不斷變化的法律。從習俗運行作為法律到由立法機構來制定法律，意味著從思想、原則、傳統的統治向指揮的權威、組織的權威和我們所稱之官僚機構的權威的巨大轉變。這是所有事物在本質上的變化，它將社會凝聚在一起，並將一個人類群體演進成我們所稱之為的國家或民族國家……
「中世紀的西方人同意或贊成已知與不間斷的法律的實質。現代西方人卻永遠不會完全了解它將來的法律，因為它始終處於被締造之中。同意與贊成不是賦予了實質，而是賦予了有權締造法律的權威。為了建立民主，不僅必須自由挑選代表，而且還必須首先建立一個給代表行使職權的立法機構。在由習俗統治的國家播種民主，要求同時執行兩個偉大的任務，而這兩個任務在西方是先後執行的……
「與西方社會相比，中國社會仍然保留著這樣一種狀態，思想在每個人的意志裡面起到較大的作用，而在有組織的政府中卻起到較小的作用。這對共產主義是非常有利的條件，靠精心闡述與雄心勃勃的理論學說，共產主義準備以新學說代替老學說……
「在西方，我們對自己不用指南就可以向前，用研究來找出某一個問題的解決辦法的能力持有某種信心，因為我們幾個世紀以來都是這麼做的。那不是一種輕易能夠傳承的信心；它也沒有像馬克思主義一樣包裝起來。」
貪污被當作為什麼美國不能「援助中國」對付共產黨的理由，解釋給許多中國的領導人聽。針對博爾頓報告給定的背景，貪污具有不同的一面。它不只是舊中國的一個陋習，也不是一個壞運氣。它是在占世界3/4的工業落後國家中，美國不得不面對的一個正常現象。這3/4的工業落後國家，正如英國和其他國家得出的結論一樣，不能置於西方思想的監護之下。它將融入民族主義、工業主義和進步潮流中。當它走到那一步的時候，它就會在那裡掙扎而躑躅不前。
共產主義在中國取得了成效。它幾乎適用於所有14億目前既沒有徹底民主化也沒有徹底公有化的人。假如它在中國沒有被打敗，那麼也就沒有理由奢望它在世界3/4的其他任何地方會被打敗，共產主義與西方之間的鬥爭都有賴於這些地方的支持。
按照杜魯門主義，美國承擔了在世界範圍內與共產主義做鬥爭的責任。在相對容易取勝的歐洲戰場，它正在緩慢地，但並不確定地贏得勝利。在更大範圍的戰場上，它正在輸掉這場戰爭。
美國僅是依靠少數幾個工業發達國家所組成的防禦，它是今天的防禦，但不屬於明天。在10年之內，共產主義可能會在現今落後的大部分國家實現工業化，有可能使世界喪失鬥志，並轉而對付我們。
我們在中國的目標並不完全是那種對我們朋友的援助。它是為了挽救我們自己，擊退共產主義。
在亞洲，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正在上演。陷入困境的國民黨繼續向西方盟友伸手要求援助。1948年12月初，宋美齡在南京登上一架美國海軍的飛機，起程前往華盛頓來請求援助。
政府官員對蔣夫人訪美並不熱心。1943年，當時美國把主要精力放在贏得西部戰場勝利上，她曾來美國要求給予東部戰場同樣的援助。她深深地打動了國會，她的堅毅給各級官員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是她的要求並沒有得到滿足。當時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喬治·馬歇爾拒絕改變盟軍的戰略。現在任國務卿的馬歇爾冷靜默然地等待著這位世界上最有魅力的求援者，她是來為國民黨政府的生存而奔走的。
美國向蔣介石表示出「更多的同情」。杜魯門總統把國務卿馬歇爾叫到辦公室，用25分鐘時間，討論了緊急援蔣的可能性。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也來到白宮請求提供緊急援助。走出杜魯門的辦公室後，顧維鈞說杜魯門總統給他以鼓舞，他說，按照東方觀念，「他是極富同情心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