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中心轉移至西南

  去年秋天漢口和廣州雙雙淪陷，而這兩座城市是蔣介石供給鐵路線的南北兩端，為此中國人失去了原先習慣從英屬香港獲取軍火的交通線路。這一沉重的打擊使一些西方靈通人士認為日本已經贏得了戰爭。但是廣州-漢口鐵路線的丟失形成了中國抗日的新時期。蔣介石政府的首都轉移到了內陸四川省的重慶，有一條穿越崇山峻岭通往緬甸的公路已修建完畢，直抵孟加拉灣和印度洋。其他路線也已開通，從雲南到法屬印度支那，穿越新疆沙漠地區到蘇聯邊境的清政府時所修的公路得以重修。

  目前蔣介石軍隊所依賴的四川很富庶。四川省的面積為11.5萬平方英里（差不多相當於一個加州），金礦和石油都很充裕，總共520萬人口在一年當中能品嘗到四次豐收，大米、小麥、大麥、粟米、菸草、甘蔗、玉米、大豆和棉花都取得了豐收，而它繁茂的桑樹使絲綢業很發達。臨近的雲南省有錫礦、銅礦、鐵礦和煤礦。貴州是一個高原地區，有利於畜牧業和果園種植。

  可是這種富庶不能挽回失去工業化的中國沿海地區的損失。而且依靠大篷車從中蘇邊界穿行於沙漠地區運來的軍用物資是遠遠不夠的。但在重壓之下，新生力量民族主義開始了前人從來沒有完成過的事情：把他們的工廠收拾好——就像一位《聖經》中的人物扛起他的床頭，前進出發。總價值達1億中國貨幣單位的工業設備在戰爭爆發的前期就已從上海轉移了。而這僅僅是工業和文化大遷徙的開始。

  除了戰爭和政治以外，這次遷徙還一次性地把工廠、學校和政府機構轉移到偏僻的內陸，對於亞洲文明歷史來說可能是一個里程碑。而它的一手經辦人是曾在比利時盧維思留學過的地質學家和採礦工程師董為浩（音）。截止到1938年，在董博士的監督下，64家機械廠、19家發電廠、22家化工廠、5家玻璃廠、7家棉花加工廠、12家印刷廠、4家造船廠（製造適用於長江上游的船隻）被遷移。總重達2.5萬噸機器由那些苦力工來運送，行程達幾百英里。按美國標準，這也不過是500運貨車廂。按照亞洲人的標準，這是一場工業革命。

  在重慶，這座新興的工業城市，擁有140家工廠，是在上海和漢口之後的第三大工業城市——逐步成熟起來。中國的大學也同時遷往內陸。政府正在著手組織西部農民加入到製造行業中，像漆皮、小型船隻、紡織、煤礦、造幣、麵粉加工和硫酸製造等。

  《紐約時報》發表分析文章表明，在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間的這場鬥爭從哪個方面來看都是一邊倒的。日本作為一個封閉的島國，多達700萬人口靠稻米和捕魚過活。早在兩代人之前，日本民族所接受的西方文明是源自於天皇和大封建家族的高層統治。日本人情願跟隨著近乎法西斯方式的領導者，因為他們視天皇——永遠以一種盲目式而現在更是有增無減——是神與家長的結合。在這樣一種准獨裁的狀態和半獨裁經濟下能夠生存顯示了日本人的堅強性格。

  日本人占領了台灣（1895年占領），奪取了滿洲南部鐵路（1904年日俄戰爭中奪得），占領朝鮮（1910年）和滿洲國（1931－1932年），但是與鎮壓6倍於日本人口的中國人和占領面積為40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相比，那些都只不過是兒戲而已。

  本章節來源於𝙗𝙖𝙣𝙭𝙞𝙖𝙗𝙖.𝙘𝙤𝙢

  中國人生性隨和，不願戰爭也沒有任何戰爭準備。早在孫中山1911年發動的辛亥革命前，老百姓們可以容忍清朝的皇太后慈禧盡情地放鞭炮，而排斥來福槍的引進；可以進口大量無用的小玩意兒而拒絕軍艦。西方文明已經來到中國，正在接近中國，不是通過許可命令，而是打擊或不經意的滲透——從與西方的貿易合同，從傳教士辦學，從共產黨宣傳，從勁敵日本人那裡，從新興的民族領導人那裡得到的。當面臨外來侵略時，他們出擊反抗。

  要是蘇聯人也與日本人作戰，局勢自然會對中國人有利得多。如果歐洲也加入戰爭，則形勢會變得更為複雜。但中國人並沒有指望這些可能的因素。他們已準備獨自作戰。而他們的長期抗日使歐洲在很長時間內處於和平狀態，日軍身陷對華戰爭中，而無法加入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聯盟發動新攻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