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外事活動

  本該鐵樹出面接待日本作家代表團，忽然變成我出面了。鐵樹訪問過日本，並且寫過一本《東瀛散記》，所以，他出面接待，最順理成章了。鐵樹自己也說，他真的特別想再和日本作家見見面。可是，日本作家要到的前一天，他忽然電話說去不成啦，讓我帶外務部的人去。這回他沒說帶誰，我就擅自決定還是帶范主任，並且也沒報告盛委。通知老范說鐵樹去不了時，老范說，我早就知道他去不了，他那身體能到外地接待日本作家？家裡的事兒都堅持不了三四個小時，陪日本作家那是一連四天！還有，剛接中國作協通知時，他一看日期就說去不了了。這和趙明麗兒子的生日是一天，據說趙明麗有言在先，如果她兒子生日那天鐵樹不出面張羅，她絕不答應。

  老范這些無法證實的說法，我無心聽，我只為自己能接待日本作家這件事而興奮。當了這麼多年中國作家，頭一次接觸外國作家，能不高興嗎！但我也有點緊張，第一次接觸日本作家，也可以說第一次接待外國作家，心裡沒底兒。如果是窮的或弱的周邊小國作家，還沒什麼，日本是富國強國，出過川端康成等獲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大作家，接待他們，得格外認真。所以走前夜裡，我突擊又翻了一遍鐵樹的《東瀛散記》，還翻了翻當時走紅的日本作家的新作，如春上村樹的小說等。走時，我找鐵樹要了幾本《東瀛散記》，並讓他簽了名，準備當禮物送日本作家。鐵樹的散文隨筆的確不錯，頗有魯迅筆法，送日本作家絕對是拿得出手的。我接過書時還暗想，鐵樹這麼個有才華的作家，怎麼會把個主席當得如此狼狽不堪呢？又想，如果讓魯迅當個管一大攤子人和事的主席兼黨組書記，說不定也要弄個一塌糊塗。魯迅那嘴，若挖苦起老幹部來，比鐵樹尖刻百倍，他若在許廣平之外也弄個姓趙的，一定也不會有太平日子過。想到這些，我又為鐵樹惋惜，他若不找個欒麗惠這樣的老婆，也不至於鬧得如此。可這也是不可避免的命運，誰讓他出生在窮農民家庭啊。不叫欒麗惠供鐵樹上大學，他怎麼能成為有魯迅筆法的作家啊！

  日本作家在我省活動地點選在濱海市。濱海市不僅是日本人在中國留下故事最多的地方之一，也是我人生之船最早揚帆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入伍那年，我乘部隊的敞篷炮車參加過這座城市新政權的慶典，所以現在一坐進接站的濱海市作家協會小客車，我便想到當年乘坐的綠色炮車。革命委員會好！革命委員會好！革命委員會就是好！不僅遊行的群眾這樣喊，我們炮車上的軍人喊得更加激昂。我們還喊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新沙皇。雖然沙皇俄國和日本都在濱海市留下了很多建築和故事，而且太多的事實說明，日本鬼子比俄國佬更加罪惡滔天，但當時日本不在我們的打倒之例。雖然打不打倒都是口頭上的，不像現在的美國飛彈打伊拉克，但我們都是用著全身力氣，動著滿腔真情，去作著動口不動手的君子打。

  我們住在濱海市最為豪華的中麗華五星級大酒店。安排房間時，日本作家沒和我們安排在一層樓。我問為什麼，酒店說安排日本客人那層住滿了。我說，安排我們那層空著許多房間啊？他們說，你們那層是第十三層，十三層，懂嗎？我想了想，懂了酒店的意思，卻不懂他們這意思的道理。我說歐洲人信基督教忌諱十三，日本人和咱們同屬亞洲，不會在乎十三不十三的！酒店的人批評我老外，說外國人都在乎十三。我說朝鮮、越南、蒙古都是外國，我怎麼沒聽說他們在乎十三？酒店的人又進一步批評我說，你說的都是落後的外國，先進的外國都在乎十三，日本先進！我說Et本工業和科技先進，不等於他們信基督教！五星級酒店的人不耐煩了，不屑再批評我，說，算了吧，先進國家都忌諱十三，就連咱們國家先進地區也都忌諱！誰不知道十三不吉利？我說，我也知道不吉利了，我們怎麼辦？他們又是不屑地婉言道，中國人就拉倒吧！范主任忍不住了，要找酒店領導理論一翻，我戲謔說，我們是共產黨員，不吉利的事，我們上！

  五星級酒店對日本人的如此重視，在讓我反感的同時，還讓我多了一分緊張。到機場迎接日本作家時，我特意把本來很挺的西裝又抻巴了幾下，領帶也再三正了正。我還把濱海市作協主席北良也叫上了，誰叫他也去過日本呢，誰叫是我同學和朋友呢！他仿佛是一棵四季常青，熟果子累累的笑話樹，只要一碰，熟透了的笑話就會一個接一個往下掉，誰和他接觸都可以撿到許多令人興奮的笑話果。上次頒獎會後，如果不叫他領我去青蘋果聚友屋，我不定會難過多長時間呢。想到有他參與，我多少又輕鬆了一點。他也穿了筆挺的西服，我們在機場一照面，他便指著我們的西服說，不知道底細的，準會以為咱們是日本作家。你看柳大主席，用一條領帶把臉勒得日本太陽旗似的紅，像不像小林多喜--范主任的西服褲子，褲襠離膝蓋不遠了，像不像二葉亭四迷？本人，氣宇軒昂，像不像三島由紀夫復活了？

  

  我們正用笑話輕鬆著自己，日本作家出現了。果然如北良所預言，我們是日本作家，他們則像中國的作家。他們一行五人，只一個穿西裝的，還只穿的是上衣，下身竟是牛仔褲。北良推了推我說，中國作家來了，日本作家趕快上前握手歡迎吧！我說你去了兩趟日本，看人家認不認識你吧！說著我率先迎了上去。國家作協的翻譯是北方老鄉，日本通，和我和北良都熟。鐵樹和北良去日本，都是和這老鄉翻譯同行的，一看就知道他們有不少共同語言。我剛和老鄉翻譯握手，北良就開玩笑說，熱烈歡迎中國作家到日本來。老鄉翻譯一本正經卻沒照原樣翻譯道，濱海市作協主席北良說熱烈歡迎日本作家到濱海來！幾位日本作家連連鞠躬點頭說著謝謝的話，我和北良就笑。日本一個很像中國人的作家也笑，他用熟練的漢語把北良的玩笑說破了：翻譯先生您翻錯了，這位日本人似的中國作家，他說的是，熱烈歡迎中國作家到日本來！

  北良立刻上前指指我們幾個的西服革履和他們的自由服說，讓翻譯先生評評，我們誰是日本作家，誰是中國作家？

  會說漢語的那位日本作家也是棵玩笑樹，他機智地搶在翻譯前面說，當然你們是日本作家，我們是中國作家啦，還用評嗎？

  我們就在機場出口一陣笑，剛見面的兩國作家於是就熟人似的了。

  不等到達住地，那個漢語不錯的日本作家就知道北良和鐵樹去過日本了，還說要見見鐵樹，他給鐵樹帶了件小禮物。我說鐵樹因事外出見不到了，但有《東瀛散記》帶給各位朋友。我還告訴日本作家，我是鐵樹主席的副手，就是受他委託來接待各位朋友的。范主任拽我衣角小聲說，你還得提提盛委，不能光說受鐵樹委託。我想壓下不說，不想會漢語的日本作家已聽見了，問我，盛委是什麼人？

  我支吾了一下，說是作協另一位老領導。會漢語的日本作家又問，這另一位領導是不是鐵樹副手，我又支吾說，他們倆是互為副手。日本朋友馬上問我是不是另一位領導的副手，我說不是副手是助手。日本作家很納悶，說，奇怪，他們互為副手，你卻是一個的助手，另一個的副手，為什麼？

  不等我答，范主任說，另一個領導是黨組的書記，在作協黨組織，鐵樹是副書記。日本作家還是有些納悶，想繼續問我，懂外事紀律的老鄉翻譯解釋了幾句體制問題，趕緊借介紹北良把話題岔開了。他說北良也是鐵樹副手，但不駐會。日本作家又是一頓詢問。等他們明白，中國的各級作家協會都是政府撥款的專門機關，有一批專門工作人員和專業作家，而且級別和政府各部門相同時，幾乎集體驚呼起來。會漢語那位直接就說，太牛啦中國作家，我人中國作協算了，不回日本了！

  北良說，那太棒了，你留中國當作家，用我的戶口本，我去日本當作家，咱倆對換！

  會漢語的日本作家說，你是中共黨員，你的黨籍也換給我算了！

  北良說，黨籍不用換，魯迅先生就沒有黨籍，不還是中國最偉大的作冢嗎？

  老鄉翻譯覺得這些話出格了，就把話題往我身上引：這位鐵樹的副手是黑龍江省人，離蕭紅家鄉不遠！

  日本作家剛從哈爾濱過來，去了蕭紅故居，所以會漢語那位馬上拿我當話題說，你們老家土黑，大大的有營養，適合長作家！長出了一個女大作家蕭，又長出一個男大作家柳！

  去過日本兩次的北良說，日本的水更有營養，光是你們北海道就養育了五個大作家，大作家你--東村岩，大作家他--小林山，大作家--大和田，大作家西川千太郎……

  原來會說漢語的日本作家叫東村岩，他仰望著高大的北良說，濱海市的水更有營養，養育的大作家太大了，你看，你北良先生肯定有我兩倍重！

  北良說，我的個頭大，酒饢飯袋的幹活，你的體重小，精英的幹活，我們中國的魯迅就是你這樣的個頭！

  我和北良是學友，我們怎麼說話都默契。我盡情對日本朋友開北良的玩笑說，他說自己酒饢飯袋的意思是，他酒量大，可以陪你們盡情喝許多酒！

  東村。岩說，北良先生不光是酒饢飯袋能陪我們喝酒，他是濱海市作協主席，省作協副主席，大作家。他又指了指我，你是省作協駐會副主席，大作家！

  北良也指了我說，他是管全省女作家痛苦的副主席，我是管全省男作家喝酒的副主席，懂了吧？

  東村笑著連連說，懂了懂了，柳先生是管女作家痛苦的，你是管男作家喝酒的。那好了，我們來的日本作家都是男的，喝酒都由你陪了！

  東村先生，北良說，你不了解我們中國國情，現在我們中國，喝酒都是女的陪，我管男作家喝酒問題，就是管教他們不讓他們老喝酒不寫作。你們想喝酒，還得讓柳主席給找女作家陪！

  老鄉翻譯製止我們，別把國際玩笑一下子開得太過分了，我們才說起客套話來。我問東村先生是那年生人，因他最年輕並且最活潑。他說，我和你們共和國同齡，不過我是你們共和國的小弟弟，我十二月生，你們共和國十月生，對PB？

  我說，東村先生，你是我的小弟弟，我四九年六月生，大你半年！

  你也屬牛？東村說，我屬牛，北海道的牛！

  有了同齡這個媒介，東村和我話就格外多了。吃午飯時，我們倆就熟到可以暢談經歷了。他說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日本青年很羨慕中國的紅衛兵，還成立過綠衛兵組織，也想不上課。我說，那時我們全國都不上課，你們日本也不上課了？

  我們日本青年心不齊，東村說，唱《造反有理》歌，想不上課的，人數不到四分之一，骨幹分子一被學校開除，大夥就散了。而你們的紅衛兵，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偉大，他領導抗日戰爭，抗戰就勝利了，他領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也勝利了！我笑了，說，不對了，文化大革命沒勝利，徹底錯了。

  東村卻仍嚴肅地堅持說，不對，文化大革命是勝利了，奪了權，轟轟烈烈了十年，出了那麼多人物，做了那麼多前無古人的事情，還不是勝利呀？徹底錯了是共產黨自己說的，共產黨自己不願搞了才不搞的嘛！

  我說，那也不對，那時候沒幹什麼建設的事，淨搞大批判大破壞了，我也跟著幹過！

  東村說，你們破壞那點東西算什麼，何況還是自己破壞自己，日本的侵略戰爭那才是大破壞，破壞了你們中國，還有不少國家，自己也破壞得很慘，那才叫大大的錯了！

  老鄉翻譯提醒我們說，作家之間的交流，怎麼不多多談談文學？我是研究中日比較文學的！

  北良說，文學也不用談，平時多讀作品就是了，應該比較比較生活，然後才能更好地比較文學。

  我說，生活還用比較嗎，肯定是日本比中國好，看日本在中國投資辦的企業，就說明問題了。

  東村說，不見得，看你們幾位中國朋友，個個都比我們胖，這不說明生活好嗎？

  北良說，打腫臉充胖子！我們的胖，兩種情況，一是搞腐敗的一伙人，肥吃髒喝不幹活，呆胖的，二是就知道饞肉，別的高檔食品吃不起。

  東村說，那你是一？還是二？

  北良說，我既不是一，也不是二，天生就是偉大人物，不胖點怎麼偉大呀！

  我說，東村君，北良是我們中國最偉大的狡辯家，你不要跟他認真！

  東村說，你們偉大領袖毛澤東語錄說，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不就最講認真嗎？

  北良說，我們共產黨已經改革了，何況您又不是共產黨，那麼認真幹啥！

  東村說，噢，你們已不講認真了？！

  我說，北良是混進共產黨里來的，他從來就不認真，所以現在你也不用跟他認真。

  東村問我，跟你用不用認真呢？

  我說，我屬牛哇，這你還沒體會嗎，牛都認真！

  北良說，那你們倆比比，日本牛和中國牛哪個更認真吧。

  東村說，還是中國牛認真，你們中國的偉人魯迅都俯首甘為孺子牛呢。

  北良說，魯迅也是湊熱鬧，他不是共產黨員，他當什麼牛，認什麼真呢！

  東村說，不，不，魯迅先生可是偉大人物，他的當牛精神在日本很受尊敬。

  我說，東村先生你別上北良的當，他在開咱倆的心呢。東村說，二開咱倆的心？是嗎，北良先生？

  北良說，不開了，不開了，不打擾中日兩頭牛比認真了。你倆認真比比誰更認真。

  東村說，你的兩個上司，鐵樹先生，盛委先生，二位比較，一定是盛委認真？！

  沒想到盛委和鐵樹竟會成為國際問題讓我回答。我說，盛委是很認真，因為他是作協的法人代表，他必須認真。

  東村說，鐵樹先生不認真嗎？

  我說，鐵樹也很認真，因為他是作協主席，不認真也不行！東村說，那麼是法人代表大，還是主席大？

  我正琢磨找一句準確點的話回答，北良替我說了，在兒女眼裡，爹和媽都大，至於到底誰最大，那要憑自己的感情啦！

  東村點點頭又搖搖頭說，中國有意思，深奧！

  我很怕他們再問單位的事，好不容易擺脫兩天單位煩心的矛盾是非，又當國際問題戰戰兢兢來談，何苦呢，便說，東村先生，咱別說別人的爹娘了，咱比比自家人歲數吧。

  東村說，你幾個孩子？

  我說，當然一個，中國興獨生子女。東村說，男的女的？

  我說，當然男的，中國都願意要男孩。北良插科打諢說，幾個老婆？

  東村大笑。

  我說，一個唄，中國興一個老婆。北良說，男的女的？

  東村更加大笑。

  我說，女的唄，中國不興同性戀。北良反問東村，你幾個孩子？東村說，當然也一個。

  北良說，日本不講一對夫妻一個孩，你為什麼也一個？東村說，向中國人民學習唄。

  北良說，學出個男的女的？

  東村說，女的唄，女的出嫁不用父母操心。北良說，幾個老婆？

  東村笑過，說，當然一個！

  北良說，日本不是自由嗎，為啥才要一個？

  東村笑說，自由才要一個呢，一個包袱背著就夠累了，不能背好幾個包袱。不背包袱才是自由。

  北良也笑過，說，好，太好了！

  我插科說，一個老婆是男的女的？東村說，當然女的！

  北良說，男的也可以，發達國家都興同性戀。

  東村說，發達國家的同性戀不科學，還是中國的異姓戀科學。什麼都要講科學！

  北良說，喜新厭舊符合科學，中國卻不興喜新厭舊。

  東村說，那就來點改革，你們中國不是搞改革嘛，搞喜新不厭舊。

  北良笑說，東村君給傳授點經驗，怎麼搞好喜新不厭？

  東村大笑說，你們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說，摸著石頭過河，很管用，你們還是自己摸著石頭過河的好！

  我們都大笑起來。

  笑過，我問東村，你女兒多大了？十八，東村也問我，你兒子多大了？十七，我說，我是你哥哥，我兒子卻是你女兒的弟弟！

  北良說，十七十八，該娶該嫁，讓翻譯先生做個媒，你們兩家結親得了，也算為中日作家友好作貢獻。

  我說，不敢高攀啊，東村女兒十八，我兒子十七，這不高攀嗎？北良說，你老婆不也比你大一歲嗎，你不也高攀了？

  我說，那不是咱中國嗎，中國有句諺語，女大一，抱金雞，日本行嗎？

  東村說，大一不大一我們日本不講究，你們的偉大祖師馬克思，他的夫人燕妮，不是比他大四歲嗎？我是想，我家高攀柳先生家啦，你們中國不是講門當戶對嘛！

  我說，我倆同歲都是作家，不正門當戶對？

  東村說，不，你們中國作家比日本作家地位高，你看你們作家協會，有辦公大樓，有車，還有官職級別，你是副主席，廳局級，政府給配車，配工作人員，我們哪有？我們都是你們中國所說的個體戶，這還不是高攀？

  北良說，柳先生有的比這些還多，就是沒錢，東村雖然沒這些，但又有錢又有自由，你們權錢結合就是門當戶對！

  老鄉翻譯、老范、日本作家代表團五人，我們大笑了好一陣子。我們就在這樣友好和諧坦誠無隔的氣氛中，遊覽了濱海路、濱海市最大的商場、自由市場和整個市容。濱海市和北海道都濱海，所以日本作家感覺十分親切，加上這個城市的確很美，我們拍了不少合影，而且我和東村合得較多。我們倆合影時北良便說，這是門當戶對呢！有沒有和我門當戶對的呀！東村就挨上北良，說，我再和你門當戶對。北良說，我家是女兒啊，得找有兒子的門當戶對！團長大和田便站過去說，我和濱海市作協主席門當戶對！

  日光、氣溫、景色和大家情緒都相當好，所以每拍一處都有單人的雙人的和集體的，轉了不到一天，用去七八個膠捲。這七、八個膠捲，每拍掉一張，就如拍掉在單位時的一分七上八下的心情，好輕鬆啊。

  晚上我以省作協名義為日本朋友舉行歡迎宴會，地點選在一個畫家朋友辦的畫廊。畫廊和一家酒店連體，在畫廊舉行酒會真是再高雅不過了。餐桌按畫家朋友的構思擺成一幅美術作品，請來作陪的多是年輕貌好的女作家和女畫家，所以日本朋友連連讚嘆說，好！美！妙！漂亮！景、人、餐俱佳！

  其實我圖的是省錢。若在下榻的五星級中麗華酒店宴請，這樣的規模，要六千多元人民幣，而畫廊酒家只需一千五百元。而且大家都置身畫叢中，仿佛什麼都秀色可餐了。

  坐定後正式致歡迎辭前我發現一個現象，上午我們中國作家全是西裝革履，晚宴卻全變成了便裝，而日本朋友則全變成西裝革履了。這現象我剛一發現，就被北良出口點破了。北良說，早晨是日本作家迎接中國作家，晚上才是中國作家歡迎日本作家！

  大和田團長還沒聽懂北良的幽默，問，為什麼？北良說，衣服，你看看衣服，中日作家換衣服啦！翻譯把北良的話翻譯後，大和團長和大家一起一陣大笑。笑過高潮，我開始致辭說，我代表盛委書記和鐵樹主席，對日本作家朋友的到來表示最熱烈的歡迎！為了弄出更好的氣氛，我乘機把鐵樹簽名的《東瀛散記》送給各位。范主任跟我耳語說，你不該把鐵樹的書當一項儀式送，和盛委沒法交代。他的提醒讓我很掃興，但還是靈機一動想出一個補救辦法。我順手摘下衣兜上的筆送給大和團長說，我們盛委書記委託我送團長先生一支中國金筆，意在祝願Et本作家朋友寫出更多傳世大作……

  弄完這個插曲，我心情又恢復了輕鬆，趕緊挽回疏忽說：剛才濱海市作協主席兼省作協副主席北良先生說，今晚才是中國作家歡迎日本作家。正因為這個意思，我們中國作家才特意穿了中式便服，為的是喧賓奪主，突出日本朋友。這是我臨時想到的文過飾非之辭，我忽視了日本人講究宴會和各種隆重場合穿西服這一細節。

  老鄉翻譯十分配合地將我的話翻譯後，日本作家都虔誠地連連點頭致謝。我又說了中國作家懷著對日本文學的敬意而表示對以大和田為首的日本作家代表團的光臨，希望通過這次交往建立我省作家和北海道作家的友好關係等等。翻譯後我又拿出準備好的禮品--每人一枚刻了日本作家名字的玉石章。日本作家接過石章，我又說，中國有句表達感情的話，海枯石爛心不變。現在，各位日本作家朋友的名字刻在中國的玉石上了，只要玉石不爛，我們友情就不會變！

  玉石名章由五位女士熱烈而莊重地送到五位日本作家手裡，日本作家都很激動，大和田團長帶頭向我們敬酒，東村也異常活躍，主動代團長喝酒。東村和我碰了幾次門當戶對杯後，就開始向北良進攻。他說北良，你不是偉大的酒囊飯袋嗎？讓我見識見識！北良一見東村說得極認真，就又開始像在青蘋果聚友屋那回，在耍嘴上功夫了。他說，濱海市的人還能沒海量嗎？我是考慮別破壞中國作家形象，也別把北海道作家喝躺下明天影響活動！東村說，北海道人也是有海量的，躺不下，北良先生能喝酒是給中國作家爭光彩，中國大詩人李白，他的詩和他的酒名，在日本最受讚美！

  北良推不掉，只好向我求救說，柳先生可以作證，我是說笑話給日本朋友助興的，問他我有海量嗎？

  我一本正經說，北良先生確實沒有海量，但他有湖（壺）量，喝一壺沒問題，千萬別叫他多喝，叫他喝一壺就行。我指了指桌上的醋壺說，就那麼大一壺！

  東村舉舉酒杯說，一壺，也就三杯吧，太沒海量啦，那麼就來湖量吧！他非要和北良干三杯不可。

  東村站著把空杯舉給北良，任北良再怎麼耍嘴，東村就是一句話，湖量也沒有，絕對不可能的幹活！

  老鄉翻譯說再不喝，我也說怎麼也得喝三杯，北良罵著我漢奸不得不喝了三杯。東村還不饒他，我才不當漢奸講情說，北良就是三杯的量，我再替他喝三杯吧！我真就替他喝TZ杯。北良說，喝十三杯也是漢奸，定性了！

  那晚酒喝得快活極了，大和團長帶頭為大家唱歌，後來就變成敬誰酒誰就表演一個節目。不會唱歌的女士就約日本朋友跳個舞，不會唱歌的男士就講個笑話，輪到范主任時，他說，我一不會唱歌二不會跳舞，我給大家學個雞叫吧，我出這個節目是因為，濱海市有個作家寫過一篇名著《深夜雞叫聲》！

  東村歡呼著說，我們日本也都知道，是一個狠地主學雞叫，范先生要當狠地主了！

  范主任學過雞叫引起好長一陣笑聲，平靜下來後很難再有誰表演出高潮了，日本朋友就議論起《深夜雞叫聲》和作者來，而且提出請他來見見面。我和北良都和作者極熟，就當即派車把他請來了。《深夜雞叫聲》的作者親自學了一遍雞叫，學得確比范主任高妙，席問便再次掀起高潮。掌聲停下來後，滿頭白髮和滿臉老人斑的作者幾句註解：深夜學雞叫是狠地主幹的，當年我在日本鬼子開的工廠當過童工，日本人不用深夜起來親自學雞叫，他們一拉汽笛就行了，是機叫，比雞叫還厲害。那時是天下烏鴉一般黑！

  大和。田團長見作者提到了日本侵略者，便特意表示了譴責，並提議明天加個參觀日軍侵華罪證展覽項目。然後又和作者互贈書互簽名互合影留念，把個歡迎宴會搞得意外的成功。

  第二天參觀日軍侵華罪證展覽時，日本朋友異常嚴肅，最能說笑話的東村也緊閉了嘴，表示恥辱和歉意。出來後北良特意和東村開了句玩笑說，這是對日本帝國主義，咱們之間的友誼是海枯石爛心不變的。

  日本朋友專門在下榻的中麗華酒店日本廳答謝我們，吃的是日餐，喝的是清酒，服務人員著和服行日本禮，就連廳內的一應設施全是日本民族風格的。我們喝著日本清酒，談日本文學。談到川端康成，談到介川龍之介，談到夏目漱石，談到二葉亭四迷，談到村上春樹，談到大江健三郎……

  酒意蒙嚨間，大和團長忽然掏出一疊日本紙幣來，查數了半天挑出三張遞給我。我一時不解其意，沒有伸手。大和說，您先接了仔細看看再聽我說明。

  我接了錢反覆看了又看，只認識上面表明一千的阿拉伯數字，還有一個知識分子模樣的人物半身像。大和團長說，這張錢面值不大，一千171元，相當中國的五十元人民幣，但上面的人像卻意義非常，那是日本大作家夏目漱石，送你們這張錢，不在經濟價值，而在文學意義！這三張日幣，是送給您，范先生，和鐵樹主席的！作家身像能上錢幣，而且面值如此之大，這很讓我意外。不由想到中國的魯迅，先生畫像若也能印上哪怕是拾元的人民幣，中國的精神文明建設怕不會是目前這個水平了！

  我感嘆一番後，忽然又說，不知能不能再找一張，送我們的盛委書記！

  和我同歲的北村馬上掏出一張，又掏出一把日本硬幣，分別選了一角的、一元的、十元的和一百元的，說一定送給最講認真的盛委書記！

  我極為珍重地收下了，並表示將同中日兩國作家的友情一起永久珍藏。

  和他們在機場分手時，我正不知說什麼好，東村指指我的領帶說，柳先生今天好漂亮好瀟灑吆，尤其領帶扎得有功夫，比我們幾個都厲害！

  我大笑著捏了領帶結，往下一拉，嘶的一聲便開了，原來是我在部隊時發的那種制式拉鏈領帶，傻瓜和聰明人會扎得一樣好。他們也都哈哈大笑起來。笑聲中，日本朋友被檢票員叫過了安檢門。我們隔門揮揮手，不見了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