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歌

  六十年代美國的新左派運動分子，現在差不多算是老人了。回首當年，他們一定會覺得自己曾經錯用過一些符號，就像男人錯戴了女帽，婚禮誤奏了哀樂。那時候加州青年學子們高揚「伯克利共和國」的大旗，在人民廣場安營紮寨，種糧的種糧，煎餅的煎餅，一心要建立天國式的現代自由部落。哥倫比亞大學的「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則攻占了大樓，好好享用了一番校長大人的雪茄菸和雪利酒，操著木棍、槍、燃燒瓶來保衛他們的五個「解放區」，任校園淪為一片硝煙滾滾的戰場。他們誓與帝國主義的美國一刀兩斷，但多數人似乎並沒有找到一種替代性的體制方案，只知道不要什麼，不知道要什麼，因此是一堆不滿和絕望情緒的大混合，缺乏符號資源和恰切的符號表達，也就在所難免。這樣，他們呼籲平等民權和反對教育商品化等等，但隊伍里往往光怪陸離，有人舉著馬克思的圖像來歡呼大麻和古柯鹼，有人分發完毛澤東的小紅書便來散發保險套和一絲不掛地走進課堂，有人談論著馬爾庫塞的「絕對自由」理論然後興奮地向大樓玻璃猛擲石塊。某些來自百萬富翁家庭的千金小姐，則爭相撕破自己的袖口，弄髒自己的頭髮，在搖滾樂中扮出暴徒和流浪漢的姿態，不願被時代潮流所遺棄。

  他們中間有紅色的嬉皮士，有吸毒和性解放的革命軍，使資本主義美國不僅面對來自社會主義陣營的冷戰對峙，而且身後遭受一次個人主義的襲擊，或者說是遭受著個人主義槍口裡噴射出來的理想主義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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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切符號的奇怪連結，組成了一幅生機勃勃然而曖昧、紛雜、混亂的思想拼圖，顯示出當時很多人精神尚未自立成型。有意思的是，六十年代的美國新左派如果看到八十年代的中國新右派，一定會覺得似曾相識。思想情感的時代季風當然不同了，馬克思、毛澤東、還有越南和古巴，都不像在當年美國校園裡那樣時髦了；恰恰相反，美國體制是眼下很多青年的燦爛燈塔，他們一心要在中國實行最為徹底的現代化和西方化，要在唾棄一切烏托邦以後投向美國這最後一個烏托邦。他們最急切地宣傳言論自由和市場經濟，最激烈地譏咒專制和腐敗，但同樣受困于思想的混亂，受困於美學符號的貧乏和蕪雜，比如一集會和遊行就不由自主地大唱《國際歌》——居然可以唱得動情投入，唱得眼熱淚流。他們難道不知道這首歌與美國體制南轅北轍？不知道這首歌純屬左翼聲音而且差不多就是共產黨的黨歌？不知道這首歌是他們極不喜歡的毛澤東在1972年要求全黨、全民、全軍都得唱會的紅色聖樂？

  與美國的新左派相比，中國的新右派有同樣的熱情和破壞力，也有同樣的光怪陸離：有人摟著情侶的腰卻走在示威遊行的行列里，似乎這裡是示威也是逛街；有人吃著冰激凌卻躺在絕食的廣場上，似乎這裡是絕食也是野餐；有些人言必稱自我，卻習慣於一齊振臂高呼口號，似乎步調整齊異口同聲就是獨立自我的臨時標誌；多數人憤怒要求官員們下台，卻強烈要求官員來看望他們並肯定他們，要求官員與他們一起合影紀念，似乎官員們的看望和肯定非常重要，合影紀念也非常重要，必須在他們下台前完成。他們對上課、跳舞、進館子的同學十分憤怒，認為那些人在可恥地逃避民主，然而他們宣稱過民主就是為了大家今後更好地上課、跳舞、進館子，但這一切美事似乎萬萬不可提前進行，提前了的民主就是不民主或者反民主。從理論邏輯上來說，他們是主張個人至上的，就是拒絕群體的；是利益至上的，就是遠離崇高的。但他們眼下偏偏是在一個習慣於群體和崇高的國度，投入一種偏偏是群體的而且崇高的民主偉業，於是對革命的美學遺產常常既拒又迎。手挽手和肩並肩的時候，總不能唱《美酒加咖啡》或者《何日君再來》吧？總不能在喇叭里播放出爵士樂或者迪斯科吧？總不能一聲不吭吧？他們連一首合適的歌也不容易找到，於是不假思索地接過左派歌曲，給喇叭褲和牛仔褲鍍上金色詩情，讓「英特納雄奈爾一定要實現」響徹雲霄。

  《國際歌》就是這樣兼容了二十世紀後期左派和右派的悲壯——問題是，這是一種交融匯聚？還是一種自我分裂和左右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