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潮

2024-10-04 10:18:27 作者: 韓少功

  1981年的大學學潮,事情本來很簡單。K大學校園裡來了幾個小流氓,在女生宿舍區滋事,打傷了一位女生。學生憤怒地要求校方追究兇手,校方也答應報警緝兇,雙方似乎沒有什麼矛盾。但學生指責校方在修復圍牆一事上行動緩慢,收回外單位違規占地方面也辦事不力,這就牽涉到官僚主義的問題了。還指責校學生會在此次請願中藏頭縮腦,完全不能代表學生利益,這就牽涉到「偽學生會」必須改選的問題了,牽涉到民主、自由一類大事了。

  校方掉以輕心,沒料到一件尋常的刑事案會越鬧越大。校學生會主席是個鄉下來的人,見夏天飲水困難,只知道挑著水桶為大家挑開水灌水瓶,照例當他的抗旱模範,不是一個很敏感的人。他吆喝同學們都回到教室里去上課,不要圍在行政樓前影響領導們的工作,這一態度被視為對學生人身安全的漠不關心,引起了很多同學的憤怒。當即就有人喊出口號:打倒學賊!打倒御用消防隊!諸如此類。

  面對鬧轟轟的一群,學生會不知道該怎麼辦,校領導習慣於老一套,層層召開的黨、團員師生會議,部署對無政府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潮的打擊——事後被高層調查組斥之為官僚主義的簡單化,在所難免。他們對八十年代同樣缺少必要的敏感,以為學生們在唱了鄧麗君之後,在跳了迪斯科以後,在看了各種西方影視並且翻了幾本薩特、尼采、弗洛伊德以後,還會以恭順聽話為榮。這些人連父母的話都不愛聽,怎麼可能乖乖地聽命於政工部門的官員?學生會其實看到了這一點,曾經想樹立一點親民形象,比如擅自舉辦過一、兩次舞會,擅自召開過一次改革座談會,但立刻被校方整肅,差點落下個自由化的黑帽子,大有楚大夫心中「不察余之衷情」的委屈。

  學生會主席想必焦心於這種急死人的作繭自縛,不過他是一個聽話的人,不可能糾正高層決策而只能急得滿頭大汗地在同學中跑來跑去,在周圍的起鬨、奚落、口哨以及反對聲浪中結結巴巴。

  

  大川就是這個時候出山的。他對學生鬧事本來不以為然,權當小兒科付之一笑,見鬧大了,不知為何又半道上殺出,似乎學生娃娃們不能沒有他的指點。歷史既已拉開新的一幕,就不能斷送在無能之輩的手裡,也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歷史由別人去創造。當我們幾位老插友知道消息時,已經很難找到他了,聽說他在與領導談判,聽說他在與學潮骨幹們開會,又聽說他去其它大學演講,傳聞種種,反正是見不到他的人影。

  絕食是後來發生的。是出於大川的主意,還是出於他對群眾的失控,不得而知。不管如何,絕食觸及到特殊的感覺區位,把言語之爭引向了身體摧殘,無異於自我加刑,使請願形式發生了質的變化。出現在省委大院門前的絕食,幾乎自動繼承了歷史上各種絕食的悲壯情調,可以讓人聯想到往昔無數仁人志士的動人犧牲。男女青年躺滿大門前的馬路和人行道,躺在一長排武警戰士的腳下,躺在粗陋而顏色各異的旗幟之下,面色蒼白,身肢睏乏,目光深沉而堅定,頭上纏著標語布條,兩指不時向圍觀者舉示一個表示必勝的V。一瓶糖水,或者一瓶果汁,在人群中傳遞,感情交流也就有了最好的機會和最好的形式;誰也不喝,誰也不願意多喝,總是把生命的機會讓給別人,英雄品質的表現也就有了最好的道具和最好的台詞。夜幕降臨的時候,他們可能會覺得自己是躺在多瑙河河谷送走晚霞,是枕著高加索群山面對星斗。朝霞升起來的時候,他們可能會覺得自己躺在街壘或者營地,守衛著曾經爆發光榮「五四」運動和「四五」運動的天安門廣場,帶著人類歷史上一切受難者必不可免的飢餓和寒冷,正在迎接世界上最早的一束陽光。隨著時間的延長,有人身體出現了險情,於是出現了氧氣包,出現了點滴針和血壓計,甚至出現了白色救護車,這種情形讓人恐慌,也讓人悲憤。

  悲憤出詩人,於是他們寫詩,朗誦詩,更多地唱歌,唱一切鼓舞鬥志和不畏犧牲的歌,在歌聲中深深感動,也把圍觀者們感動。一次崇高的大展演終於進入高潮,很多圍觀者情不自禁地高呼聲援口號,或者開始捐錢,捐食品或飲料,包括把煙盒撕破然後一把香菸雨點般撒向男女同學——這些圍觀市民的行為,雖然庸俗可笑卻也無關緊要,還是得到同學們的掌聲感謝。

  場景是極有感染力的。省委機關旁邊是東方賓館,正好有一個電影攝製組住在這裡,一位頭戴法式貝雷帽和身著英國花呢西服的老導演,握著大菸斗來看了一眼,帶著幾位青年男女給捐款箱裡塞錢,很快就成了眾多新聞中的最新一條,而且一百元捐款最終被訛傳成萬元,導演姓名則被訛傳成另一個更加如雷貫耳的姓名。大川的將軍伯父從北京打來了一個電話,也被訛傳成「中央來電」,內容不明的電話則被訛傳成「中央表態堅決支持革命學生」。一切小道消息都在被放大,都被沸騰的情感自動地添油加醋並且反過來再對沸騰的情感火上澆油。即便最終被證實為謠言也沒關係。民主的謠言就不算謠言而只是說錯了的真理,正像民主的暴力就不算暴力而只是做過了頭的德行——民主所反對的專制,也標舉過這同樣的邏輯。

  我本來是一個局外人,後來也在歌聲和掌聲中激動。當一個不認識的小同學撲在我懷裡大聲哭訴的時候,我乖乖地熱淚漲涌,在一個陌生的肩頭仰望長空,感到時間的消失和寂靜。這真是很奇妙的情緒傳染,是典型的情緒拉動思想。我相信很多人都是這樣卷進來的,都是在民主的美學形式面前有身不由己的衝動——這至少是原因之一。照理說,警方已經抓到兇手,圍牆修復和占地收回一類工作近來也進展很快,學生們的要求得到基本滿足。至於有些管理幹部的態度生硬和方法簡單,不是一個短時間內可以解決的問題,還得有待整個社會的改進,學生不宜要求太急和太苛。這就是說,K大校方勉力而為,但不知學潮為何反而越鬧越大,不知龐大的組織系統和管理機構為何就壓不住大川這種乳臭未乾的學生頭。他們似乎並不知道,他們的政治控制是太粗心於形式感了,太缺乏美學衝擊力了。開會,文件,指示,全是文字,全是文字的重疊和累積,依賴邏輯和概念的強制,再加上管理幹部大多穿戴老氣過時的中山裝和黑呢帽,走著清朝衙門裡常見的四方步和八字步,無論在視覺上還是聽覺上,都不能接通青年人的情感。相比之下,身處一個視聽時代,一個域外文化正在湧入國門的時代,反對派在形式上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演講、集會、遊行、朗誦、漫畫、熱淚、旗幟、舞會、西裝、募捐、牛仔褲、立體聲、飛吻、女子長發、V型手勢、BBC廣播、纏頭標語、搭人梯登高以及其它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東西,使衝突雙方一邊是公文,一邊是詩歌;一邊是工作日,一邊是狂歡節;一邊是白開水,一邊是美食大套餐:強弱對比顯而易見。

  青少年是最好玩的年齡,也就是對形式最敏感的年齡。K大學生三舍前燈光球場上曾有一次集會,突然有人拉閘斷電,造成球場上一片漆黑——據說是校方秘書長乾的。拉閘者沒有料到學生還是不散,紛紛點起了蠟燭、火柴、打火機,或者打開了手電筒,一時間燈火如海,閃閃爍爍,與天上的星空交相輝映,集會更有了無限溫柔和無限浪漫的詩意圖景,讓人留連往返心醉神迷,燭光舞會的美妙也不過如此。這一個夜晚,學校附近商店裡的蠟燭和火柴被搶購一空,電池也被搶購一空。燈光球場上到處留下燒過的木炭和紙灰。

  這次拉閘當然是弄巧成拙,無論出於何種理由,都給學生們一種專橫和粗暴的印象。而且由此逼出來的一場星火集會,反而大增學潮的光彩,把大川及其同夥進一步送入了星海閃爍之中的聖主地位。

  可惜的是,大川手裡的形式牌並非無窮無盡。隨著學潮規模的擴大,組織混亂令人惱火,不能不強化領導,民主美學也就不容易貫徹到底了。他不能不開會,不能不下文件,還學會了設定幹部的級別和制訂管理的紀律,正在暗暗安排下一步「省學聯」和「省改革聯繫會議」的班底——做的事與官方做的事似乎差不多,而且態度未見得更溫和,方法未見得更高明。我與易眼鏡、小雁等老朋友去見他的時候,被體育系那些粗壯「警衛」擋在外面,被他的男女「秘書」一再盤問,滿鼻子都是對方噴過來的桔汁氣味和胃酸氣味,還有現場的汗臭和塵土氣味。經過長時間的通報之後,我們才得到一張油印的通行證,得以穿越森嚴警戒的人牆,走進一間昏暗的小房子,候在同在求見的一位美國記者和一群工人代表後面。我不想記述這次與他的面談過程,不想記述這次學潮中更多的事情。我只想說出我走進小房子時的一絲驚訝:他忙碌而煩惱,正在背著手向幾個學生發出指示,讓他們在小本子上飛快地記錄。「工人在哪裡?總罷工為什麼還沒開始?北山區的農民也要抓緊聯繫!」他背著手走來走去,不知因為什麼事大光其火,竟拍著桌子大罵一個蓄平頭的男生「你們這是暴動,是違法,是草寇行為,我馬上開除你們!滾出去!滾!」

  他又對著一個教師模樣的人說:「我只能給你一分鐘,如果你一分鐘談不清楚,那你就不配當部長,你就應該馬上給我辭職!」

  他的做派就很像一個大首長。當他提到「中央來電」但必須向我們嚴格保密時,教導我們「不該問的不要問」的時候,其做派更像一個執政經驗豐富的首長了—— 一個他心目中應該打倒的那種官僚。

  顯然,到了這一步,大川要反對的形式幾乎成了大川正在恢復的形式,事情離結束也就不會太遠。形式的優勢畢竟有限,不構成勝敗因素的全部。轟轟烈烈的學潮外觀,一開始就掩蓋著參與者們的諸多內在缺陷,比如缺乏明確的目標,或者說目標日漸多樣和散亂,甚至自相矛盾和自我消耗:是要爭取多讀書還是少讀書?是要改選學生會還是乾脆不要學生會?是要恢復革命的民主還是要推行憲政的民主?要參加這個政府還是要推翻這個政府?是要倡導利己主義還是要指責官員們那裡的利己主義?……這種烏合之態當然嚴重限制了民主,暗淡了民主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各不相同的學生以及市民不過是來共享一次形式的懷舊(中國革命的民主)或模仿(歐美革命的民主),共享一次感官的詩歌、狂歡節以及美食大餐。

  一旦過足了癮,一旦沒有更新的節目出現,事情似乎就只會有兩種前景:或者是被更新的形式取代,如有的學生要去攔截火車並且搶奪槍彈,這被大川憤怒地反對;既然如此,學生們那就只好向舊的形式回歸,離開街頭和廣場,回到校園裡去,回到課本、食堂、運動場等等組成的日常生活中去:一種有些平庸但更多舒適和輕鬆的生活。

  大多數參與者很快選擇了後者,在狂熱和浪漫夠了以後陸續還俗。他們重新算計自己的成績、學位以及即將逼近的畢業分配,其中有些人,甚至偷偷估量和建立自己與官員的人際關係,對學生頭的後事如何並不特別關心。如果他們願意,還可以敲著飯盆評頭品足,說說領袖們的無能和弱智,以這種方式把自己摘出來,徒勞無功的學潮也就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釋。如果他們想要更多的實惠,還可以像不久前狂熱地叛逆一樣,轉過來狂熱地效忠和媚上,頗繁出入校領導辦公樓,抹著鼻涕大舉揭發同學的劣跡,其薄情寡義的程度甚至超出校方的預料。他們面臨著另一些出人頭地的機會,終於有機會把他們一個多月來的領袖描述成一個野心家,一個狂人,從不接受勸說和批評,從來都是高高在上,走路要別人打傘,抽菸要別人點火,走到哪兒都需要有人為他提包……事實上,如果沒有這些揭發,校方當時被中央調查組批評得自顧不暇,還不至於發現大川的諸多把柄,不至於取消他的入黨對象資格和扣下他的學位。

  大川住進醫院的時候,沒有多少同學去看他,倒是有幹部模樣的人在走道里觀察著來訪者。我默默地坐在床頭,發現大川已經人瘦毛長,聽他激動地大聲說:「我到底錯在哪裡?他們怎麼都成了猶大?他們的良知和正義感都給狗吃了嗎?好吧,走著瞧,再等五年,再等十年,再等十五年……他們總有一天要為今天的背叛感到恥辱!」

  我什麼也沒說,只是扶他坐起來,讓他服下大大小小的藥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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