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

  中國某些少數民族曾被名為「夷」，其實不一定有人種血緣的特別，只是受益於紙張和印刷的程度低於中原華夏。用章太炎的話來說，華夷之謂僅可「別文化高下」，「中國可以退為夷狄，夷狄可以進為中國，專以禮教為標準，而無有親疏之別。（見《中華民國解》）」

  夷可以為夏。吳、楚、閩、越，原來都是典型的「夷」，後來演化為華夏正統的文教之藪。李白出生於新疆，白居易據說是回民，元好問是金人無疑，他們都有夷狄背景，卻又都是中華文明的傑出代表。元朝和清朝也是療救中國農耕文明的兩次大規模文化混血。反過來說，夏也可以為夷。江南「三苗」中的部分，是上古時期一些從黃河中、上游地區避難南遷的弱勢部落，原初並非隔絕在文明主流之外。他們只不過是在蜇居山地以後，相對而言搭不上紙張和印刷這兩列信息技術快車，因此有語言而無文字（如瑤族），或是文字體系還較為粗略（如苗族），信息的傳達往往較多藉助於象，比如用舞蹈記錄歷史，用歌唱傳播知識，用圖騰宣示信仰，用各種似乎奇怪的巫祝儀式來營構威權和組織社會。雲南省納西族的東巴文字，則可視為一例亦文亦象的原始符號，一直游離於漢語演進過程之外。

  他們有時候可以圍在篝火邊連續幾天幾夜地跳舞，是感情的排解和宣洩，同時也是生存經驗的總結和表達，以完成對新一代人的系統教育。如苗族「吃鼓藏」節時的木鼓舞，從《開天劈地歌》到《洪水滔天歌》，再到《爬山涉水歌》，整整十三部史歌和史舞，一部苗族史盡在歌舞之中，地理的、生物的、倫理的知識傳授也在火光和鼓鈸聲中進行。顯而易見，他們是「文」的晚熟群落或者薄弱之域，卻是「象」的高產之地。中原漢人看到他們能歌善舞，華裝艷服，常常覺得好奇，以為漢人天性拘謹而少數民族天性活躍。其實除了中國西北的突厥、蒙古等民族擁有廣闊的草原，中國西南的「三苗」或「百越」大多依山傍水而居，危峰斷隔，深流攔阻，生活在十分窄逼的空間裡，如貴州苗民生活在「地無三尺平」的地方，並沒有多少活躍的條件。他們之所以對歌舞有更多的練習，對彩飾、節拍、形體動作等等表現出更多敏感和技能，很可能是因為文字這種工具不夠用。

  相比之下，漢人早早有了文字化的大腦，已經喪失了很多可貴的象符，包括用肩膀和臀胯來表達尊敬或憂傷的能力，用木葉和木鼓來表達思念或憤怒的能力，用腰帶、項圈、頭帕、各種針繡花邊表達友愛和莊重的能力。漢人的舞蹈、音樂、詩歌、美術創作，常常在所謂少數民族那裡得到營養和動力，是一個不諍的事實。漢人的服裝，除少數貴族有些「行頭」的講究之外，就民間服裝而言，比諸一些所謂少數民族要呆板和簡陋得多。雖然作為強勢群體的服裝，有時也被夷地的男人們效仿，但在感情更為纖細靈敏一些的夷俗女人們那裡，就不那麼容易被接受。苗、侗、瑤等地「男降女不降」的服裝現象，可能就伏有這樣的原因。漢人戀愛或求親，常見的是寫字條或者開口說，有時候甚至送上一份彩禮便完事。寫過《儺史》的侗族學者林河先生曾經告訴我：這真是呆得不可思議。他還告訴我，他們這些到漢區都市裡參加工作的侗人，好些都感到不習慣，最終一個個跑回侗山里去了，情願種包穀當山民，也不願意在城裡吃國家糧。我想其中可能不排除這樣的原因：那些人肯定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悶，肯定覺得漢族是一個粗魯和乏味得讓人避之不及的民族，是一群服飾的啞巴，也是一群肢體的聾子。

  

  這正像奧地利、德國等中歐民族，在誕生了莫札特、貝多芬、孟德爾頌、華格納、巴赫等音樂巨匠之後，肯定覺得中國人——特別是大力砸碎文化傳統以後的近代中國人，無異於一些音盲，連半音與和聲都辨不明白，難怪都變成了大嗓門，不論紅喜事還是白喜事也只剩一個「鬧」。還有法國、荷蘭等西歐民族，在誕生了馬奈、塞尚、莫奈、高更、馬蒂斯、畢卡索等美術大師以後，肯定覺得中國人——特別是大力砸碎文化傳統以後的近代中國人，無異於一些色盲，竟把幾十種各不相同的灰色看作同一個灰，把幾十種各不相同的黑色看作同一個黑，難怪穿起衣服來只有一個大紅大綠的俗。

  在很長的時間內，中國漢人也把歐洲人、印度人、日本人等等視為「夷」，與境內諸「夷」相混淆。對於這些感覺官能已有不同程度障礙的漢人來說，想像另一種聽覺或者視覺，想像那些細膩感覺里的文化蘊積，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