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化

  我在前面提到過易眼鏡的入獄，這是我們誰也沒有想到的。事情是這樣的：那一天下班以後，他騎著一輛破摩托，馱著老婆上了路，準備去給岳母家安裝抽油煙機，隨身攜帶了一根鋼條，還有鑼絲和扳手一類工具。在路口等待綠燈的時候，摩托熄了火，怎麼也踩不發，急得他滿頭是汗。身後一輛汽車拼命鳴喇叭，還有腦袋伸出窗子大罵：「喂喂，好狗不擋道！小雜種，一邊去！」

  「你罵什麼人呢？」他戴著近視眼鏡，沒看清那是一輛警車。

  「罵了又怎麼樣？」

  「罵人就是不文明行為，就要賠禮道歉！」

  「活膩味了麼？」幾個人影衝上前來。易眼鏡感到自己的胸口挨了一拳。踉蹌了一步，待眼鏡片裡可以聚焦了，看見一個漢子還掏出什麼東西，冷泠地頂住他腦門：是槍！

  「你你你們打人……犯法……」他已經害怕了。

  「誰打你了？」對方又煽了他一耳光，「誰打你了？」

  

  對方用槍指著路邊一個圍觀者，「你說，這裡誰打人？」那人嚇得聲音哆嗦，手指著易眼鏡，「是他！是他！」

  對方又用槍指著另一個圍觀者，「你說，這裡誰打人？」那人也嚇得往人群里縮，下巴朝易眼鏡擺了擺。

  「看見沒有？你自己打人，暴力襲警，還有什麼話說！」對方用槍管把易眼鏡腦袋抵歪了，得意地獰笑，氣得易眼鏡目瞪口呆。他妻子也氣得大叫，但被另一個漢子揪住，沒法上來幫他，只能眼睜睜看著丈夫被逼向牆壁，不賠禮道歉就不能走人。他們的摩托也早被掀到路邊，被一個漢子的皮鞋踹得轉向燈碎了，車輪鋼絲也彎了，鏈殼也癟了。操槍者還說：「今天算是便宜你們，要不是有急事，先把你們送到派出所餵幾天蚊子！」說完一口煙噴到易眼鏡的臉上。

  據易眼鏡事後說，這一口煙霧中還夾著痰沫子。

  意想不到的事就在這一刻發生了。事後不僅易眼鏡回憶不起這一段，他妻子也說不清這件事是怎麼發生的，只知道當時發現持槍者不知為什麼慢慢矮下去一截，膝頭半彎著的奇怪姿勢，眼睛翻了白眼，身子優雅地旋轉，旋了整整一個多圈，最後撲通一聲旋倒在地上。然後她就聽到了槍響，叭叭叭連響了幾聲，街上大亂，有女人的叫喊，有小孩的叫喊。她沒看見丈夫的人影，不知道他到哪裡去了，慌亂中也沒法尋找，於是自己跳過一道欄杆，跑進了路邊一個陌生人家。她後來才知道丈夫已經被抓起來了，罪行是用手中鋼條把派出所的警察打成了重傷——當時他乘對方去轉身的時候，看著那個後腦勺怎麼也刺眼，就情不自禁舉起了手。他手裡居然有一根鋼條。

  易眼鏡是一個文弱書生，當年下鄉的時候，一聽說中國的第一顆人造衛星上了天，跑到後山上大哭了一場，痛泣有科學家走到自己的前頭，已搶走了他為國立功的機會，完全是一個書呆子。呆子專做呆事。怎麼就把人往死里打呢？事後他自己也十分後悔，說沒想下手那樣重，劈西瓜一般，竟然在人家腦袋上劈出一條溝，差點把腦漿劈了出來。他努力回憶著當時的姿勢，計算著自己掄臂的角度和力度，似乎要通過他的精確計算，證明腦袋上那條肉溝與自己無關。

  事情的解釋，只可能是他在那一刻完全失控了，完全喪失理智了，感情用事了。感情是一種較為危險的東西，常常與嚴密周到的思考無關，與一個人的性格常態和處世常規也無關。一絲獰笑，一個頂在腦袋的槍口，一口噴在臉上的煙霧，一輛在皮鞋下吱吱嘎嘎破損的舊摩托，這些東西構成的侮辱和欺凌，足以使一個人感情迅速集聚和爆炸。換一句話說，感情用事的時候，大腦里常常活躍著一些刺激性的具象，抽象的概念和邏輯之網頃刻崩潰，使當事人完全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比較而言，當時衝突的對方就冷靜得多，儘管對易眼鏡的大打出手狂怒無比，畢竟沒有大開殺戒，幾發子彈都打到天上去。他們肯定考慮到不能傷及街上無辜——這就是說，他們的腦子裡還牽掛著這些成文之理和成文之法，沒有感情用事。

  在成熟的文明人那裡，「感情用事」通常帶有貶義，是人生中的失常和犯規。因雞犬之爭便拔刀取命，因酒肉之誼便大節不守，因美人一笑便江山忍棄……這都是感情用事的教訓，我們的外婆或者奶奶不知道給我們說過多少，以便我們成人之後不犯傻，不吃虧，不禍國殃民。這裡的「常」和「規」，是人們對利益的理性把握，是趨利避害的經驗總結，至少是得與失的平衡點。當事者一旦越過了這個平衡點，就是走火入魔，就是小不忍則亂大謀，造成的惡果會讓人們覺得不值。故文明社會在這一點上早已有公約：感情不能用事，理智才能用事。

  這也正是現代「搏弈理論」的出發點，是很多現代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的內在邏輯。根據這一邏輯，人都被假定為利益追求者並且對利益有理性的認識，因此他們的一切行為都是利益權衡的結果，可以預測和推算，如同棋盤和牌局上的各種變化，完全有規可循。笛卡爾、亞當·斯密等思想家筆下的人，就是這樣一些深思熟慮者，堪稱發乎理而止乎理的模範。

  搏弈理論的一個經典例子是「旅客沉默案」。案情是這樣：假設一個行駛的汽車上有一個強盜，有兩個旅客，於是旅客的利益選擇有如下可能性：一，兩個旅客共同選擇反抗，雖然都會有一定損失，但可以制服強盜，收益為1；二，設若一個旅客選擇反抗，因為強盜足夠兇悍，該旅客不僅會失去財物，還可能失去生命，其收益是－8；而另一個選擇沉默的旅客將從混亂中獲益，比如藉機逃跑，收益為6；三，兩個旅客都選擇沉默屈服，儘管有財物損失，但無生命之虞，其收益都是－2。

  搏弈理論推定：兩個旅客都同時選擇反抗當然是最好的，但因為他們之間沒有聯手對付強盜的事先契約，或者有契約也缺乏相互信任，所以他們都不會選擇上述第一種方案，也不會選擇第二種方案以舍己利人，最後只能選擇第三種方案，即面對強盜的搶劫，全都沉默以對。

  他們最可能選擇一個糟糕的結果，但避免最糟糕的結果。

  如果人們確實都是「利益理性人」，這一博弈過程當然無懈可擊，在很多日常行為和歷史事態那裡也可以得到印證。問題在於，人是血肉之軀，人的心智不是一個棋盤或牌局，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群體，不知道什麼時候就可能有情感的風暴呼嘯而來，飛沙走石，遮天蓋地，使博弈理論中那些矩陣和算式蕩然無存。以色列最大的一家報紙《新消息報》在2 0 0 2年初就中東危機作過一次民意測驗，其結果表明：7 4 %的以色列人贊成政府的暗殺政策，以對付巴勒斯坦激進組織的恐怖行為。但4 5 %的受訪者認為這樣只能助長恐怖行為，3 1 %認為這樣無助於清除恐怖行為，只有2 2 %認為這將削弱恐怖行為。這意味著，大多數以色列人並非不明白暗殺政策將有損自己的利益，但還是支持以暴易暴，支持對自己的利益損害。很明顯，他們在這一刻大多不是「利益理性人」，不符合博弈理論的假設，而是一群紅了眼炸了肺橫了心的情感人。他們的眼睛已經屬於鮮血，鼻子已經屬於硝煙，耳朵已經屬於慟哭，口舌已經屬於淚流，兩腳已經屬於瓦礫，一聲救護車的尖叫和幾縷橫飛的血肉已經取代了安全利益謀略，成了他們最急迫最重要的思考焦點。他們也許仍在追求利益，但憤怒已經成了最大的利益所在，因此他們就像上述舉著鋼條的易眼鏡一樣，不惜做出日後連自己也要大吃一驚的事情。

  易眼鏡後來受益於一個有經驗的律師，在雙方均有過失的解釋下實現了法庭調解，免了刑事處分，只是賠了十八萬元——賠掉了他將近二十年的辛苦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