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式

  嬰兒在學會語言以前，已經可以辨別和記憶物象，並且形成條件反射，比如他們漸漸明白奶瓶是個好東西，彩色氣球也是個好東西。

  他們進入學校開始識字的時候，有經驗的教師也總是藉助掛圖、模型、表演、遊戲以及實地參觀來促進教學，因為他們知道抽象的文字只有與具體的物象建立特定的聯想關係，才能更好地為兒童們記住。

  看圖識字，看圖識義，這種兒童的學習規律也是人類各種儀式的內在法則。人們不能用一紙結婚證來證明婚姻，即使這一張紙已經完成了全部法律手續，但人們還是需要用熱熱鬧鬧的婚禮來衝擊人們的各種感官，使結婚變成一件可以留下印象的事情，從而是他們心目中一件真正完成了的事情。人們也不滿足於用幾篇悼詞來寄託哀思，即使這幾篇話語已經表達了對亡人全部的景仰和追念，但人們還是需要用近乎過於複雜的葬禮來衝擊人們的各種感官，使喪葬也變成一件可以留下印象的事情，從而是他們心目中一件真正完成了的事情。

  儀式就是一種造象活動，就是人們不滿足於語言交流之時，用具象符號來申明意義或者從中解讀意義。在漫長的生活實踐歷史上，人們就是用高聳入雲的教堂、豐富多彩的聖象和壁畫、優雅動聽的頌曲和鐘鳴，莊重素淨的服飾和陳設，還有各種受洗或祈禱的繁複禮儀，把聖書上的宗教變成了活生生的宗教，也就是能夠進入人們想像和情感的宗教。人們同樣習慣於用易幟、換裝、剪辮子一類外形變革來表現革命，差不多也就是實施革命；或者用聲勢浩大的閱兵和集會、驚天動地的禮炮和鼓號、肅穆寧靜的廣場和紀念碑，還有必不可少的國旗、國歌和國徽，把概念上的國家變成了活生生的國家，也就是能夠進入人們想像和情感的國家——歷史學家們普遍認為，1789年法國在大革命時期首次採用國旗等等，是現代民族國家開始形成的標誌，是現代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標誌。我們差不多可以把當時的法國公民們看作是咬著指頭的兒童，看作尚存兒童心理特徵的人類，把他們對國旗、國歌和國微的創造，看作是以象識「國」和識「族」的需要。

  只有從這個角度，我們也才能理解各種自殘型的習俗：紋身、血書、割禮等等，這些儀式不過是要藉助創傷痛感來強化感覺記憶，實現某些重大意義的闡釋和宣達，常常用於一些重要時刻，比如入教之時，誓師之時，成人之時等等。我們也只有從這個角度才能更多地理解宗教，理解宗教中常見的一些輕度的自殘，比如剃度、齋戒和長途仆拜等等。印度教、伊斯蘭教的信徒在重大節日裡還往往習慣於絕食，與中國人在節日裡的大吃大喝形成了鮮明對比。由此產生的飢腸轆轆，當然是為了讓節日的意義更為刻骨銘心。

  中國古人多認為身體受之父母，須小心愛護，為自己的世俗態度找到了根據，從來拒絕身體自殘，當然也就會排斥宗教。但中國仍是個有深厚禮儀傳統的國家，因此也可說是一個善於看圖識義的大國，一個善於運用象符的大國。在這個國家，「宗教是政治化的，政治是倫理化的，倫理是藝術化的（見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也就是禮文儀節化的。《（儀）禮》、《周禮》、《禮記》記錄了人們應該如何站立、如何落座，如何坐車，如何穿衣，如何戴帽、如何吃飯、如何飲酒、如何祭祀，如何娶親、如何敬老、如何慈幼、如何尊賢、如何卜占、如何見客、如何謝恩、如何朝君、如何掃地、如何奏樂等等一切行為成規，把所有社會關係都固定成相應的外在儀禮。比如子女每天晚上應為父母鋪床安枕，早上則須向父母問候請安。又比如前面若有兩人並坐或並立，你不得插身進去或從他們中間穿過。還比如青年人隨長者接受饋贈，如果長者已經表示了感謝，後輩就萬萬不可再表示感謝，以免身份越位的無禮造次。當時很多知識分子提倡的「禮治」和「禮教」，就是借肋這些浩繁得實在讓人驚訝的有形禮儀，實現政治管制和倫理教化。

  我們可以想像，那時候識字的人是很少的，那時候也還沒有紙張和印刷的發明，文字只能載於竹帛，竹重而帛貴，流傳極為困難。那個時候也沒有現代國家所規定的普通話，大國之內方言繁多，言語溝通頗為不便，上古之書太多訛字、衍字、異體字以至版本雜亂難以順讀，其實也可視為各種方言分割的一種書面浮現。文字崇拜在那種情況下實在缺乏必要的技術條件。因此，那時候的「文明」

  

  更多地不是表現為文字，倒是只可能更接近漢字「文」的原義，即「紋」：紋彩，紋飾，相當於人為的美化技能，實現於各種造象活動之中。

  當「文」與「用」相對的時候，「文」是廣義的形式；當「文」與「野」相對的時候，「文」是廣義的禮樂。《左傳》記孔子語：「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章太炎曾解釋，這裡的文不是指修辭潤色，而是指行儀典以助言傳（見《國故論衡》）。太炎先生堅定了我的想像：當時的「文」即「紋」，主要體現為諸多以象明義的儀式。

  《禮》稱：「樂者，象成者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周禮》亦稱：「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這種對音樂的重視，恐怕是中國古人的一大執政特色。雖然我們無法得到古代的錄音資料，來充分了解當時這種的「樂」，但我們有足夠的出土文物來了解當時的「禮」的其它方面，比如眾多史家無不重墨詳敘的器服。我們驚訝於河南殷墟、陝西秦坑、四川三星堆、長沙馬王堆等地出土文物的輝煌燦爛，不難理解在文字語言的運用尚受到種種極大局限的時候，各種器服其實就是當時的報紙、刊物、廣播和教科書，就是當時訴諸聲象感覺的哲學、宗教以及政府工作報告，如《孟子》所稱：「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我們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可能理解古人為何在一件日常生活器物那裡如此用心之深，如此用心之精，如此用時之長以及如此用力之巨。這些體現在銅器、石器、銀器、玉器、木器一類之上的精神感染和意識陶冶，這些精美器物對情感和心態的巨大衝擊力和震懾力，還有一切用服裝、車馬、面容、儀態、建築以及其它實象所承擔的政治道德功能，不失為當時成熟「紋治」的表現。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在這個器服（物象）和儀典（事象）備受關切的國家，人們發明了一個重要的詞：「影響」。「影」為目睹之象，「響」為耳聞之象，共同構成了非語言的偉大感化力量。「影響」一詞表現了古人對心智變易的深刻經驗：「教」外有「化」，「文」外有「化」，均循「影響」之途，以聲色萬象施之於人的耳濡目染，成就言語教訓之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