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姑娘

  幾年前路過太平墟，想起當年很多同學在這裡的下放勞動。一些女同學當年也在這裡放牛、餵豬、割草或者薅禾，胼手胝足塵泥滿身的樣子讓人難忘。

  那是六十年代，女孩子們都不大知道怎樣打扮自己。她們爭相使自己的皮膚曬黑，爭相使自己的肩膀變寬，爭相穿上肥大而破舊的男式棉襖等等，一個個形如鐵塔。不知情的鄉下農民還曾經以為破棉襖是公家發給知青的統一制服，說這種制服如何這樣丑？白給也沒人要，人民政府就這樣來打扮你們知青呵？

  女生們穿上了這種破棉襖，雖然枕邊藏著小說與哲學，但一個個比農民還農民，跳下糞池掏糞，跳到泥水裡打樁，把病了的豬仔摟在懷裡當寶貝暖著，常常搶著做農民都不願做的髒活和累活，有一種髒和累的使命感。一旦回到城裡，她們雖然提雞攜魚背糯米探家，滿身泥土和糞肥的氣息，但狂熱地找電影、找書店、找唱片，走到廣場上或紀念碑前則可能冒出俄國什麼人的詩歌，一個個比精英還要精英，常常交流著和爭辯著學者們都不大觸及的高深問題。她們是一些身份混亂不定的人，是一些多重身份並為此而滿懷幻想和焦慮的人。她們是城鄉之間特殊的遊動群體，其破棉襖在那個時代的汽車、火車、輪船上隨處可見。

  在那個時候，黃頭髮不是美，那不過是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發色；白皮膚也不是美，那不過是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皮膚——男女們用上皮膚「增白劑」，還有美國黑人歌星麥克·傑克遜要把自己皮膚變白，只可能被當時的女學生們匪夷所思。美被叫作「臭美」，屬於電影中歪戴著軍帽的美國女情報員一類，或者反動資本家的姨太太一類。孩子們對那些「妖精婆」、「壞女人」的模仿純屬下流之舉。當時電影裡的正面女性，大多只有一個臉上的五官端正，平淡而且模糊，既不太亮眼也不太刺眼，顯然出自一種設計者的猶豫，也讓孩子們想不出有什麼可模仿之處。到後來革命的高潮時代，女性美更多地定型為這樣一種形象：短髮，圓臉，寬肩，粗腰，黑膚，大嗓門，常常扛著步槍或者鐵杴生氣勃勃，比如出現在眾多媒體上的突擊隊「鐵姑娘」。

  小雁和很多女同學身上就有過這樣一股呼呼呼的鐵氣。這當然是一種勞動的美。短髮便於幹活，圓臉表現身體健壯，寬肩和粗腰能挑重擔，黑膚是長期活躍於戶外的標記，大嗓門則常常為犁田、趕車以及呼喊工地號子所需，肥大的男裝更體現男女平等的原則……這種美可以註解那個時代的諸多重大事件：紅旗渠，大寨田，南京大橋，大慶油田，衛星上天，核彈試爆，數百個中小型化肥項目——當時中國沒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類機構的任何援助，也毫無可能像現在有些窮國，動不動就開單子向國際社會要錢。但人畢竟不是肉質機器，人有任何力量都取消不了的欲望和情感，都需要勞動之外的正當生活。當革命當局操縱一切宣傳工具獨尊「五大三粗」的時候，社會就陷入了一種深刻的美學危機，甚至成為後來重大政治危機的根源和基礎。異端是自發出現的。米開朗基羅、達·文西等藝術家的人體作品畫冊在知青群落里流傳，往日戲台上小姐丫環們的花容月貌仍然被老觀眾們留戀，一旦街頭出現了罕見的西方女記者，一旦出現了驚人心魄的露背裝或超短裙，「洋婆子打赤膊啦不穿褲哇」，誇張性傳聞可引發萬人空巷的民眾圍觀。這一切對人體美的饑渴，啟動和增強著一種模糊的政治離心力。

  人體美其實不值得心驚肉跳。五官端正，眼光明亮，面色紅潤、肢體勻稱並且富有彈性等等，只是人體健康的應有之義。高乳不過是女性成熟準備哺育的表象，細腰和豐臀不過是方便女性生育的體態，還有秀髮、玉膚、紅唇以及長腿不過是顯現一個女性體格成熟的青春時光。而現代化妝術也不是別的什麼，只是一種人為的誇張手法，是用香波、面霜、唇膏、束腹帶、高跟鞋以及超短裙，甚至用假胸和假臀一類，將女性的這些青春特徵加以極端化，以便誘發異性情愛。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春情美。春情美與勞動美一樣，都是生命的表現，是生命實踐的需要。即便是從唯物主義的美學觀來看，即便是依據俄國思想家普列漢諾夫關於美源於「勞動」和「功利」的經典觀念（見《沒有地址的信》），如果無產階級還需要小無產階級，如果無產階級還需要健康的小無產階級，那麼生育也是一種偉大的勞動，春情美也是偉大勞動的必要條件。這就是說，即使把唯物主義審美眼光化為經濟學或醫學的眼光，也不至於要容忍非男非女，不至於要用男式破棉襖來永遠包裹身體。

  春情是吸引，體現著個人慾望；勞動是付出，體現著對他人和集體的義務。在激進革命的意識形態之下，個人沒有合法性，欲望沒有合法性，因此春情美充其量只能算作一種「人性論」的「形式主義美學」；又因為革命宣傳家們的知識譜系裡從來沒有「人性」和「形式主義」的合法地位，於是所有的美容美貌都會被打到反動的意識形態一邊去，成了人們視域中的禁區。作為這個過程的自然後果之一，革命宣傳中出現了愛情的空缺。現代革命樣板戲裡的一個個英雄人物，不是沒有丈夫就是沒有妻子，這種舞台上和銀幕上普遍的「獨身現象」從來無人深問。到後來，即便有了小心翼翼的改進，即便作品裡的鐵姑娘、鐵大嫂、鐵大嬸們也勉強有了「對象」或者「孩他爹」，但一個個革命同志的無性化造型之下，情侶之間仍然氣不相融，息不相通，象棋與圍棋硬接在一起，左腳和左腳硬配成一對，怎麼看也彆扭和隔膜。在這種格格不入的場合里，愛情是盡職盡責地上愛情班，家庭是奉公守法地任家庭職，雙方只能談點「同志們近來工作」或者「全國的大好形勢」，便不足為奇。我的朋友大頭剛剛進劇團的時候，一位親戚定要為他介紹一個對象，是當上了廳級幹部的一位大齡女子。大頭倒是頗有興趣地去相了一次面，沒料到對方很漂亮，一見面大大方方地與他握手，但開口就說「我這次到北京開會，有三個想到了三個沒想到：第一是沒想到會議意義這麼重大，第二是沒想到中央這麼重視，第三是沒想到……」大頭算是第四個沒想到：沒想到戀愛還可以有這樣的排比句，嚇得藉故逃出了親戚家。

  文化閹割導向政治絕育，導向政治上的普遍的反叛情緒，即對革命機器人身份於心不甘的情緒。當時大頭對我偷偷地說過：大家的褲襠里都很反動。這句話其實可以引伸出更多的意思：當時所有的鏡子、紅頭繩、剃鬚刀、化妝品、照相館、漂亮衣裝，賞心悅目的身體線條等等，實際上都成為了潛在的政治反對派，一直被當政者嚴重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