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何滿的傷口不久就好了，而且臉上長出更多粉刺，痣瘡更多地發作，更顯得堂堂男子漢。他後來招工回城，又參軍去了前線，在一次邊境戰鬥中陣亡。據說他一個人敲掉了敵人兩個火力點，自己一條腿打斷了，還爬行十幾米，把手雷扔進了敵方的工事。戰鬥結束以後，戰友們發現他全身已被亂槍打成蜂窩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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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當聽到《血染的風采》一類的戰爭歌曲，我就會想起他，心裡有些難受。我搜索自己的記憶，不知為什麼只記住了他那些可笑往事。這小子怎麼可能成為英雄？他不是白長了一身肉只會沒出息地哭嗎？不是摳門得讓人痛恨嗎？也許，某種成見遮住我的眼睛，使我對另一個何滿熟視無睹，很多見過的、聽過的、嗅過的、嘗過的、觸摸過的東西在記憶中流失無痕。成見甚至可以無中生有，比如何滿害得蔡小婧打胎的事，事後被證明是出於金哥的捏造。說何滿參軍前夕還攪著大舌頭，硬把羅太太拉著去油菜地動粗——這一情況也只是由羅太太提供，一面之辭並不可靠。

  我再一次對記憶深感困惑。

  像人一樣，社會也有記憶，記錄在前人留下來的紀念碑、小說、電影、回憶錄、歷史著作乃至成語和積習那裡。社會的記憶，其實差不多就是勝利者的記憶，比方有勝利種族的記憶（如征服了美洲的白種人），也有勝利階級的記憶（如奪取政權的共產黨）。清華大學的紅衛兵頭頭蒯大富在群眾集會上，聳聳肩，攤開手，宣布要準備跟著毛主席「重上井岡山」，使很多紅衛兵熱淚盈眶。去井岡山幹什麼？這個問題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這一口號燃起了詩情，使大家想起了篝火、馬背、傳單、緊緊的握手、新女性的短髮、白色恐怖下的飛行演說等等。大家不是被蒯大富蠱惑，更重要的是被革命的記憶所感染。這些從小說或電影裡得來的閃閃爍爍印象，早就在培訓著一代新人的美感，引導著他們的嚮往。

  他們早就想找個機會來練一把。

  毛主席並沒有重上井岡山，只是用工宣隊和軍宣隊教訓了蒯大富，在那一年橫掃了清華園。但青年們對革命美學的崇拜後來還是一次次表現出來，在一九七六年，在一九七八年，在一九八一年，在一九八六年，在一九八九年，他們情不自禁地一次次在大街上和廣場上重演前人留下的記憶。這些運動的性質各各不一，但有大致相同的形象（旗幟、演說、高歌、捐款、爭論、喊口號、抗議當局的血書等等），而這些形象在記憶中總是最能經久。想想看，幼兒教師都知道看圖識字，這是因為圖像比文字更容易記住，就像一個我這樣的人，歷史知識十分貧乏，對很多歷史英雄的浪漫風度卻決不陌生，動不動就把自己想像成刑場上的李大釗，街壘上的丹東，演說台上的列寧，流放途中的十二月黨人。

  有一個幾乎參與了上述所有事件的人，叫孟海。我發現他至今還對遊行有特殊愛好，不管是維權請願還是抗議官倒，不管是反對洋人（他們不給簽證或者傾銷劣質汽車）還是擁護洋人（他們支持中國的民主自由），他都一律投入，都覺得與自己有關，眼裡閃耀著興奮的光芒，如同一隻打了嗎啡的山羊。他的遊行史始於中學時代，每次都是帶上水壺和草帽，頭上勒一布條，斜挎書包里塞著摺疊小馬扎，裝備齊全走在隊伍最前頭。他走起路來一肩高一肩低，指揮高唱《國際歌》時把一頭長髮揚過來拋過去——讓我一次次覺得似曾相識。那時候有一位少女曾慕名求愛，不料一見面竟大失所望，說他的臉怎麼這麼白淨？一條疤都沒有！

  少女棄之而去。她一定覺得英雄的臉上不能沒有傷疤，不能沒有痛苦感和滄桑感。我總算想起來了，她肯定讀過曾經風靡一時的英國小說《牛虻》。

  孟海在中學裡比我高几屆。當我還在著迷抗日鬥爭小故事，他已經在研究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了，經常召集幾個弟子，講解什麼是生產關係，講解唯物辯證法和辯證唯物主義有何不同。有一天深夜我們打撲克，肚子餓了，上街找辣豆腐乾。他突然指著街燈下的空寂廣場對我們宣告：「這是屬於人民的，一定會回到人民手中！」我當時立刻肅然起敬，境界闊大，好像突然明白了很多人生真諦，只是得意忘言，一時說不清楚。

  他下放在長坡公社，離我們農場有幾十里路。我去玩過一次，冒著大雪跌跌滑滑走了一整天，才摸入他的茅草屋。我們吃了些烤紅薯。他指著門外的汪汪水庫說，你看那像不像貝加爾湖？

  我知道貝加爾湖，知道很多俄國革命者曾在那一方流放。我也聽孟海背誦過很多俄國革命詩歌，大海呵大海什麼的。

  他坐在火塘邊哆哆嗦嗦籠著袖子，破棉襖好幾處開了花，肩上和頭上都蓋著很多輕輕欲飄的柴灰。他咳嗽，很同志式地讓我大吃烤紅薯。

  我永遠記得屋外面那俄式的風雪。

  我被借到縣裡繪製水利規劃圖的時候，住在縣招待所。孟海來找過我，問我能不能借些錢給他。他有一位朋友最近打算出國，承擔著重要的使命，差不多就是革命的先頭部隊，急需得到大家的資助。我有點為難，說自己沒有錢，只有一些糧票。他收下糧票以後就倒頭睡了。

  半夜裡，服務員敲門查房，問我為什麼擅留客人，為什麼不去服務台登記？說著把孟海盯了一眼。

  我立刻感到這一眼盯得不同尋常，史無前例的深夜查房也特別可疑。第二天一大早，我讓孟海趕快走人，見他的跑鞋濕透了，讓他匆匆穿走了我的皮鞋。

  我去服務台補交罰錢，注意服務員的神色。還好，那女子倒也沒什麼，一邊嗑瓜子一邊與旁人笑鬧，根本不看我一眼。

  我暗暗鬆了一口氣：也許純屬自己神經過敏庸人自擾？

  大概兩個多月以後，一位電工來我的房間檢修線路，大概是嘴閒得有點慌，便東拉西扯，包括說到服務員對我的意見：鞋襪臭烘烘的，菸灰到處亂彈，前不久還害得她們一夜未眠，陪著公安局的人監視這個房間。

  我嚇了一跳，「哪有的事！她們肯定記錯房間了，我坐得穩行得正，憑什麼被公安局監視？」

  「她們真是這麼說的。不過，我看你也不像壞人。」

  我故意哼小調而且吐痰。

  我等對方一離開，立即驚慌失措地打電話，找一切可以找到孟海的人，希望他們趕快給孟海傳話。我怕嚇著別人，當然不能明說，只能由他們傳達一種暗示。「一個叫秦紀為的朋友病重，正在找他。」這就是我編的黑話。「秦」是指情況，「紀」是諧音「急」，「為」是諧音「危」。情況又急又危，他能不知道下一步如何應對麼？凡讀過幾本革命地下工作者回憶錄的人，能不對這種黑話心領神會？

  一位朋友在電話里告訴我，現在已沒法找孟海了，因為他幾天前進了籠子，聽說案情特別嚴重，是涉嫌偷越國境。

  我大出一身冷汗，立刻趕回農場焚燒材料，包括兩個筆記本和一些文稿，包括孟海以及其他朋友的普通來信——信中那些情緒消沉或狂妄自大的話，在那個時代也完全可能帶來麻煩。其中一封信是孟海入獄前發出的，倒也沒說什麼，只是謝謝我的糧票和皮鞋。我注意周圍人的動靜。他們吃飯的吃飯，走路的走路，打撲克的打撲克，上廁所的上廁所，沒有什麼反常。但他們完全可能暗中充當警察的眼線，我不會掉以輕心。

  過了好些天，居然沒什麼事。

  我算是暫時漏網了吧？

  回想我和孟海被警察暗中監視的那一夜，當時我雖有不祥預感，但沒想到事情有那樣險惡。那一夜我幸好沒說什麼話，沒被竊聽的警察們抓到什麼把柄。我一直怕孟海看不起我，本想好好展示一下理論成果，比方吐出一些俄式煙霧，談談林彪墜機事件，談談國家的政治危機和前途，談談我從美國和台灣廣播裡聽到的一些緊要消息……我幾乎會按照警察們所想像的那樣行動，為他們的動手拘捕提供充足理由。不料我還沒來得及露一手，孟海就呼呼大睡了，讓我相當掃興。

  他不過喝了半杯白酒，就醉成這樣，實在有點奇怪。我懷疑某鄉鎮工廠出產的這種酒里有假，就像小三子說過的，農民有時也搞下的，在谷酒里摻敵敵畏，使酒變得烈一些和香一些。

  孟海像只蟑螂被點殺在地。

  假如他沒有醉倒，我必定誇誇其談大放厥詞，讓門外的警察記錄在案。然後，我將很快入獄，被判以重刑，甚至在某個重大節日的前夕飲彈伏法，都不是沒有可能。我聽說過，有一位少年只是無意地用硬幣在牆上亂劃，一不小心在偉大領袖名字上劃了幾個叉，後來就差一點被槍斃。

  但事態進程竟被一個小小的偶然打破。敵敵畏，神奇的敵敵畏，不知何時由一位敬愛的農民老大爺摻入了谷酒，然後裝瓶裝箱地運輸到縣城，輾轉曲折地經過一個個銷售環節，最後出現在招待所這張小桌上，掐滅了我的話頭，救了我。

  我崇拜敵敵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