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在一九六六年底造反回重慶時認識曉南的，那是我自一九六四年高中畢業下鄉以來第一次回到重慶。在農村的兩年裡，我始終用一句話激勵自己，那就是「志在農村，做一個『又紅又專』的革命接班人」。我們下鄉的地方是鄰水縣石永區古路公社社辦林場，在那裡，我學會了犁田、耙田、插秧等農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從不休息。年終結算時分到一百零九元，這就是我一年辛苦勞動的報酬，當然這不包括安置辦公室發給每個下鄉知青的伙食費和每月二元的零花錢。

  回到重慶，剛放下行李和我心愛的手風琴，一九六四年和我一起下鄉的鄰水風埡林場知青朋友李忠公和蘇甫其就來找我了。他們邀請我參加「重慶上山下鄉造反兵團宣傳隊」，這個宣傳隊駐在當時的重慶十二中，即現在的復旦中學。

  在那裡我遇見了曉南。她是一個活潑美麗、大方健談的姑娘，有一對會說話的大眼睛和魔女一樣的身段。一九六四年她初中畢業就下鄉到了萬源黃鐘區絲羅公社林場。這時候是宣傳隊裡的跳舞演員。我們好像一見如故，很投機，常常講述各自林場的事情，談起下鄉後的感受，談起「文化大革命」，談起我們的前途乃至對中國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在那些狂熱的日子裡，我們沒有更多地考慮個人的前途，倒是關心全人類的「解放」。我們排練，我們演出，我們逛馬路，我們談天說地，暫時忘記了農村的艱難。

  一天晚上，我在寢室看書，忽然聽到一個少女用銀鈴般的聲音在輕輕地叫我。我順著聲音看去，窗前立著一個綽約的身影，我知道一定是她。曉南邀我出去走走，談談宣傳隊的工作，因為我是宣傳隊隊長。我們順著復旦中學出通遠門往七星崗方向走去，曉南說她認為我們隊員跳的舞蹈造反勁不夠（當時的舞蹈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要表現出造反勁，表現出年輕人造「走資派」反的激情，表現出對「走資派」的憤怒以及對毛主席的忠心），在排練中我們要特別注意這個問題，這是一個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感情問題。

  

  現在看來這樣的想法未免有點可笑，可是在那時我們都真的共同感到，要做好任何工作都必須突出政治，因為當時最深入人心的一句語錄是「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因此，曉南跟我在一起時談得最多的也是政治。在那個年代裡我們對政治似懂非懂，但除了高談這些話題以外，我們就真的不知道還能說些什麼了。和自己心儀的朋友一起漫步在山城萬家燈火的大道上，雖然心中洋溢著幸福，但是口中談論的卻是嚴肅又嚴肅的問題。我們並沒有卿卿我我，也沒有我愛你、你愛我之類的甜言蜜語，那畢竟是革命的年代，像《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的主人公保爾·柯察金一樣，我們有意無意地迴避性愛，因為談情說愛是小資產階級的勾當。

  然而，革命的風暴里也有柔情的港灣。有一天，我因為患大葉肺炎住進了位於南岸區玄壇廟的重慶第五人民醫院，三天沒有到宣傳隊活動。第三天，我媽告訴我有一位女同學到醫院來看我。當我努力睜開雙眼，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位長辮子姑娘，曉南來看望我了。我們默默對視了一陣，我不知道用什麼語言來表達我的愉悅之情。我從內心感激這位才相識不久的姑娘，頓時病也好了許多。曉南滔滔不絕地告訴我那些天宣傳隊裡發生的事情：造反兵團已移師達縣，各自回縣鬧革命，因此我們的宣傳隊也隨之解散了。後來我才得知宣傳隊解散時，大家要一起合影留念，曉南藉故胃疼不願參加，這時有宣傳隊裡的其他人說，是因為益庭沒在她才不願。她從宣傳隊裡的鄰水知青處聽到我的病情，特地到醫院看望我。

  一九六七年初，我返回林場，剛進門就有人告訴我有萬源來的信。信拿在手裡厚厚的一疊，是曉南寫的。我興奮極了，一口氣讀完了它。信里的內容仍然和我們在重慶時的那些談話一樣，無非是有關革命理想、時事政治的討論，但我卻也跟往常一樣從信紙上那女性味十足的文字中體會出了一分溫馨和甜蜜，旅途的疲勞頓時煙消雲散了。收到信許多天裡，我一直沉浸在那種溫馨和甜蜜中，我把信放在枕邊，每天都要看幾遍，仿佛永遠都讀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