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貧之路

  宣漢 肖亨利

  作者簡介

  肖亨利，男，漢族，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生，重慶育才中學高中畢業，一九六五年九月下鄉，到宣漢縣城守區西北公社林場，後插隊落戶。一九七五年畢業於宣漢縣師範學校，在城守區東南完小任教。一九八五年畢業於西南師範學院數學系（函授），現為重慶工業學校高級講師。

  一九六五年，我高中畢業，把「廣闊天地煉紅心」當作時尚，帶著年輕人特有的率真與滿身的傻氣，與弟妹一道，自願到宣漢西北公社社辦林場建設山區。當時弟弟邦利初中畢業，小妹樂利在民中讀初一。來到林場後，我們心定神安，準備和第二故鄉同呼吸共命運。

  不到一年，神州大地爆發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它無情地嘲弄著人們信守的價值、道德法則，也打破了我們自己編織的對未來的夢。社辦林場在，知青的吶喊聲中被砸爛了。一九六九年我們三兄妹又落戶到西北公社七大隊七生產隊，這裡雖然山清水秀，民風淳樸，但貧困卻也叫人心驚——生產隊一個勞動日只值三角四分錢。

  我們不甘於貧困，嘗試過各種辦法來與命運抗爭。養雞、養兔、餵豬、學裁縫都幹過。養雞下蛋具有顯而易見的好處，舉目四鄰，哪戶農家不餵上幾隻雞？把小雞餵成大雞固然投資少，但要眼巴巴地等七八個月才能見效，這不符合知青的性格。還是買大母雞下蛋來得痛快，能立竿見影。

  依計劃買回的八隻大母雞咯咯直叫，滿院子撒歡，然而他們卻並沒有給我們帶來大欣喜，這些母雞竟不愛下蛋，仿佛是內分泌失調而改變了性別一般。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是我們捨不得多拿糧食餵給這些母雞吃，它們就以牙還牙，聯合起來用捨不得多下蛋來報復我們。我們來不及調整母雞的食譜，一場雞瘟就降臨了。全村的雞，不論大小，幾乎死了個精光。大母雞全軍覆滅，而我們依靠雞群脫貧的夢想也就像一個美麗的肥皂泡一樣，破碎了。

  養兔我們也試過。兔子繁殖快，不吃糧食只吃草。雖然我們生產隊在當地算魚米之鄉，但按知青的標準看上去還是不夠吃。兔子不吃糧食這一條就比較符合我們的實際。但很快就發現它們也有叫人難以忍受的缺點：滿屋子到處打洞，不講衛生，隨處大小便，那股難聞的氣味實在叫人受不了，只得作罷。

  餵豬吧。「秀才離不得書，農民離不得豬」。知青屬於秀才與農民之間的一類人，比農民更需要書，比秀才更需要豬！

  請記住𝗯𝗮𝗻𝘅𝗶𝗮𝗯𝗮.𝗰𝗼𝗺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市場上的仔豬價格昂貴，當時大約要賣到二元八角錢一斤。餵上四五個月還撈不回買仔豬的本錢，這種虧本的生意是干不得的。

  宣漢縣國營農場與我們毗鄰，那裡的仔豬是良種，又以國家牌價出售，只要五角錢一斤。這個國營農場，就是現在聞名遐邇的電影明星劉曉慶鍛鍊過的農場。場長是個古道熱腸的人，經歷了死去活來的批鬥之後，剛被「解放」出來，結合進入了領導班子。他與我們相熟，幫忙給我們買了一隻小豬，有六斤半，只要三元二角五分錢。當小豬搖頭晃腦、神氣活現地站立在院壩中間時，著實令鄉親們羨慕了一番。

  然而養豬則更不適合我們的性格。從總體上看，知青的物質生活一覽無餘，大同小異；精神生活則深不可測，氣象萬千。馬斯洛的需要層次學說不大適合知青的情況。他們自行其是，信奉的是跟著感覺走，物質與精神向兩極發展，形成巨大反差。知青對精神的饑渴並不亞於對物質的饑渴。嚴峻的生活現實使他們把思考的觸角伸向社會與人生的各個角落。物質上的一無所有自不必說，精神上卻偏偏自傲於還有資格去參悟人生的真諦，探求社會的至理，可以說是心比天高，命如紙薄。迷惘、痛苦、沉淪、吶喊、覺醒、抗爭，一切都帶著令人心顫的強度和力量。在知青的世界裡，恩怨分明，情重如山，常常不惜翻山越嶺地走上近百里路，以求和知青相聚。朋友之間的徹夜不眠之談更是知青的一大樂事：海闊天空，無所不包，推心置腹，纖毫畢顯，使本來暗淡無光的生活變得多少有了幾分生趣。而一旦養上了小豬，互相串門的自由度就要大打折扣了，因為它不便隨身攜帶；再者，幾乎所有的知青都對日圖三餐、夜圖一宿的勞作心存反感，生活上自由散漫，節奏上混亂不堪。讓他們侍候自己尚且不易，哪有可能把小豬侍候得膘肥體壯？

  小豬既已牽回家，總不能讓它餓死吧？懶人也有懶辦法：我們先是用生豬草餵豬，不煮豬食，自然省事不少，得過且過地與小豬耍賴。捱到紅苕藤餵光時，小豬才長到五十餘斤，離長成肥豬似乎還有十萬八千里，而我們則早已是忍無可忍！總算強壓住心中的萬丈怒火，沒有把小豬就地正法，而是好來好去，賣與他人，讓它能享盡天年，使我們也重獲自由。這個給出路的政策還可以算是兩全其美地照顧到了雙方的情面。從此以後，我們再也沒有提起過餵豬的事。

  農村有句俗話：「養兒不學藝，挑斷籮筐系。」養豬之路走不通，我們就改學裁縫。一邊跟著老裁縫走村串戶，一邊看書鑽研，竟然沒有出過廢品。半個月不到，隊上的鄉親就把我們也看作是裁縫師傅了。我們的服務項目很多，既打中山服、西式褲，也做襯衣，還出產過「小褲管」——這種樣式的褲子當時在知青中頗為流行，差不多要算是領導時裝潮流的角色了。但是對我們來說，向這些窮鄉親要錢，是不容易硬起心腸的。半價優惠也可以，不收費白幫忙也行，全憑我們的情緒高低辦事，沒有定準。鄉親們投桃報李，逢年過節總有人請我們去吃飯。脫貧沒有辦到，脫饞卻有那麼幾天。

  大約是一九七〇年年底吧，偶然發現的一本養蜂小冊子啟迪了我們的思路。書上明白無誤地寫道：對於隨處可見的中國蜜蜂，把舊法飼養改為新法飼養後，每群蜂的年產量可以從十餘斤提高到五十餘斤。我們的眼睛為之一亮：如果餵上二十群蜜蜂，每年不就可以產出千餘斤蜂蜜麼？這可是一個天文數字呵！一年若有上千元收入的話，過日子的風光程度恐怕要勝過現在的萬元戶哩！

  受到養蜂效益的強烈吸引，不出三分鐘，我們就在心裡完成了對養蜂的可行性論證。

  在我們三兄妹中，我只算是個紙上談兵的角色，但還是有能力指出養蜂的一切優點；我的弟弟則是一位實幹家，不僅有不遜於我的分析能力，而且有把計劃付諸實行的全部才幹，可謂文武兼備；小妹手腳利索，當幫手是綽綽有餘。以我們的文化根底把這本養蜂小冊子讀懂還有剩餘，立即說干就干地動起手來。我的弟弟很快就制出了全套蜂具，包括巢框、蜂箱、割蜜刀、搖蜜機、面罩等，尺寸合格，簡樸適用。對於蜂具製作，他有許多革新發明，令人嘆為觀止。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村上一位農民慷慨地「雪中送炭」，送了我們一群蜂。國營農場的養蜂員也熱心相助，親臨指導，把這群蜜蜂由舊式飼養改為新式飼養。我們暗暗地記著他們的好處，決心將來加倍酬報。

  時值菜花飄香的時節，過箱之後的蜜蜂已經易主於我們。一切順利，七天之後，勤勞的蜜蜂早就把巢脾填滿了蜂蜜。我們在農場那位養蜂員的指導下，取了第一次蜜，是完全按照新法飼養的要求，用搖蜜機取出來的。這和現代家庭使用的甩干機一樣，利用了離心力的作用原理，正是這種技術應用之後，取蜜就可以不損毀蜂脾，從而使產量劇增。再看臉盆中的蜂蜜：質量上乘，潔白如玉，足有六斤之多。

  這一下可大大刺激了我們的想像力。我們據此斷定養蜂小冊子上的產量計算法犯有右傾保守性質的錯誤，一廂情願地得出了一套新的產量計算法。瑰麗誘人的養蜂前景一下子變得近在咫尺。一連有好幾個夜晚，我們都在畫餅充飢地描繪著這燦爛的前景。未來屬於我們，這似乎是確定無疑的了。

  我們嫌書上介紹的繁殖法速度太慢，令人心焦，乾脆不辭辛勞地從數十里以外的農民手裡購買下土法養的蜂群，再過箱，改成新法。這是一項有風險的工作，一不小心失手，就會雞飛蛋打。我的弟弟精細周到，很快就成了過箱的專家。經他之手，沒有失敗過一次。

  二三個月之後，我們已經是五群峰的主人了。這個發展速度令人吃驚，而我們的養蜂經驗之貧乏卻更叫人吃驚。這種養蜂規模與技術的匹配方式真是命懸一線，岌岌可危，而我們對此卻全無察覺，樂悠悠沉浸在對未來的憧憬之中，心醉神迷，自我感覺良好！

  懲罰來得很快。我們翹首以盼的南瓜花期終於來臨，但結果卻令人大失所望：取蜜極少，入不敷出，且蜂群群勢弱小，有工無兵。為越冬計，我們不得不把五群蜂合併為兩群。這個決定叫人肝腸寸斷，但又只此一路，別無選擇。

  痛定思痛之後，我們省悟到發展養蜂的關鍵在於技術好壞而不是群數的多少。有了技術就會擁有一切，沒有技術就會喪失一切。當時有一條「最高指示」已家喻戶曉，大意是說：思想政治路線的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路線正確，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路線錯了，已有的人和槍也會丟掉。我們面對的情景和領袖所作的英明論斷，頗有異曲同工之處。

  一下子從九天之上跌落下來，回到人間之後，我們開始靜下心來埋頭鑽研養蜂技術。

  當年年底，鄰隊的知青好友殺了一頭肥豬慷慨地招待我們，我們兩手空空，無以相報，但仍然認定自己不能走養豬脫貧之路。

  別人是不撞南牆不回頭，我們則是撞了南牆也不回頭。但展望前景，總覺得朦朧模糊，如霧裡看花一般，並不十分踏實。

  當年春節，我灰溜溜地回渝探親。面對兩鬂飛雪的老母，百感交集，心中有愧。當初是自己執拗地與母親作對，堅持要「上山下鄉鬧革命」，才落得現在這樣與貧困命運作背水之爭呵！然而柳暗花明，二十天後，留守宣漢的邦利弟卻來信報告了我們蜂群在菜花中期就奪得高產的喜訊。蜜蜂一點也沒有辜負自己的主人。它們勤勞忠實，以恩報恩，兩群蜂在菜花期就產下了百餘斤的蜂蜜。

  成功就這樣叩響了我們的大門，真是喜從天降啊！

  當年下半年，為了追花奪蜜，我們曾把蜂群轉到天生公社一位知青那裡去放蕎花。兩地相距有六七十里，且山路崎嶇，全憑我和邦利弟輪換著挑。清晨四點鐘就起身，到宣漢縣城南門河邊去趕乘第一班過河木船。（當時還沒有修江口大橋。）全仗著年輕有力和窮則思變的精神，而我們也有說服自己的理由：身為農民，臉朝黃土背朝天的勞作是家常便飯，為養蜂辛苦一下算什麼？權當一口氣送了五趟公糧吧！

  當時的人們動不動就愛用「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樣的空洞口號來鼓舞鬥志與幹勁，相比之下，我們這種自我思想教育工作雖不豪壯，但卻實際，貫徹了以理服人的精神。

  說明精神變物質的道理，哲學家用的是紙筆墨硯，而我們則只能用行動和汗水。

  取蜜的時節大多數在春秋兩季，溫暖宜人，容易撥動人的藝術神經。在我們看來，蜂蜜從搖蜜機滴到臉盆的聲音就是一首美妙無比的樂曲：有徐有急，節奏分明，旋律迷人，意蘊悠遠，容易使人遐想冥思，產生靈感。聆聽這種音樂對我們來說是休息，也是享受，更有丸散膏丹之妙，可以消炎止痛，明目舒肝。

  取下的蜂蜜隨我們返渝售出，貨真價實，信譽至上，買賣公平，童叟無欺。經營作風可以叫顧客十二分地滿意：秤稱得十足，還隨時高興給買主加添，並不十分計較。

  從此以後，老母親身邊裝蜂蜜的罐子就再也沒有空過。而我們托蜜蜂的福，生活也大為改觀，就連對付不好吃的紅苕粑，也要讓蜂蜜出面鼎力相助。

  儘管曙光在前，勝券在握，養蜂最終還是沒有把我們送上致富之路。

  一九七二年以後，大招工開始了，知青如潮似浪紛紛招調回城。招工是那樣的有衝擊力，沒有哪位知青面對它的誘惑能泰然處之，坐懷不亂。參加到工人階級的行列中，重返家鄉，再見爹娘，立即成了全體知青的最大心愿，同時也可以說是踏上了最為堅實可靠的脫貧之路。

  我們一方面為招工奔忙，而使蜂群的管理變得粗疏；一方面卻還要藉助蜂群去應付許多新冒出來的計劃外開支。

  一九七三年邦利弟被錄取到重慶電技校，我到了宣漢縣師範學校，時隔不久，小妹也調回重慶建築機具廠。而曾和我們患難與共的峰群卻遭到了滅頂之災，中蜂裹狀幼蟲病的襲擊使它們毀於一旦。這種病席捲全國，中蜂幾乎全都在劫難逃。

  與一九六五年上山下鄉時，不問青紅皂白地奔赴農村，自蹈苦海相比，我們最終選擇走招工之路顯然是明智的，蜜蜂用自己的生命給予了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