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隊落戶的日子

  通江 丁玉敏

  作者簡介

  

  丁玉敏，女，一九六五年於重慶市第一中學高中畢業，當年十月下鄉到通江縣沙溪區文勝林場，曾在通江縣楊柏中學、通江中學任教。一九八九年任通江縣政府辦公室副主任，一九九〇年三月任通江縣副縣長。一九九四年一月調回重慶，任江北區教委副主任，二〇〇一年十月退休

  原本不想對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再去回憶。夜深人靜的時候，幾十年前的事情竟然一幕幕地出現在眼前，那段失落、苦悶讓人無助無奈的日子，令人夜不能寐。我家姐弟三人，弟弟一九六五年在重慶十中初中畢業後下鄉去了達縣地區平昌縣西興公社，當了十年農民。同年我從市中高中畢業後下鄉去了通江縣文勝公社。我在通江從知青(農民)到教師，再到機關幹部，竟幹了二十九個年頭，二十八年整！

  我是怎麼到的通江？別人認為我(們)是因為沒考上大學、沒辦法了才下的鄉。事實是，大學考了，分數上了，人沒上。這個當年眾所周知的沉重話題，不說也罷。急於從高考的失落中解脫出來，從別人漠視的目光中逃逸而去，農村成了最理想的去處。其實，我們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中學畢業去農村完全是自己的選擇，它是否是高考、中考落榜者的一條出路，當時我是連想也沒有想過。

  在林場的日子雖苦但不悶。有近五十名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的知青，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在一起，每天都有讓人搞笑的事情。有領導、有組織、有同學，有飯吃、有房住，一切不用個人操心。沒有夢想，但有追求；沒有激勵，但有交流。林場解散後，知青下鄉到各個生產隊。吃飯，自己去碾米；吃麵，自己去推磨；吃菜，自己種；吃肉，自己養豬；吃油，就要用地里收下的干油菜籽去油坊換……什麼都靠自己，沒人幫忙。可算是真正和貧下中農相結合了，這一段日子，我記憶猶新。

  在文勝鄉一大隊黨支部書記何清遠的關照下，我、張光親等五人被安置到一大隊五生產隊。地形成長條狀，從山頂到山下長達五里的半匹山就是五隊的土地。為了打柴方便，我們選擇了五隊的制高點——井埡子。井埡子共住了三戶人家，上院是隊長的兒子何貽學及何貽強兩家，下院住一位五十多歲的婦女吳顯清及其兒、媳、孫子。我們五人被安排在她們家旁邊的堂屋及另一間四壁皆空的屋子裡。我們學著當地人把年長男者稱為表叔，年長女者稱為表嬸。名副其實當農民的日子開始了。

  砍來刺竹，將住房四周的空洞補上。又挖來泥巴，鍘些穀草，加水調和。開始是穿著膠統靴踩泥，但踩不勻，乾脆光腳跳進泥里用腳踩。然後把踩勻的泥糊在用刺竹編好的牆上，乘泥未乾，貼上報紙，房子就收拾出來了。順牆一溜放上五張木床，靠窗處放上縫紉機(林場解體時，分給我們五個女生的，也是林場唯一一件值錢的東西)，堂屋用來煮飯，這就是我們的家。晚上用熱水洗腳後，火辣辣的疼，才發現兩腳背、小腿全是小血口子，是被泥中的小石子和穀草頭扎的。管它的，因為太累，也呼呼入睡了。

  表嬸吳顯清告訴我們，隊裡分自留地時，你們就要長著兩棵柿子樹的大田和另一塊沙田。柿子熟了好賣錢，沙田好種洋芋。沒肥料，何清遠書記叫我們去他家挑回了兩挑糞，栽上了洋芋，大田裡栽菜和其他東西。

  我和光親去沙溪買了近二十個大大小小的鹹菜缸，分兩次才背回來。我們想方設法把各種可以「進口」的東西做成鹹菜，放在沒菜時尤其是冬季大雪天時吃。我記得把紅苕藤用開水燙一下，晾乾切成小節，然後放上鹽、花椒、海椒裝在倒撲壇里，兩個月後拿出來吃，又麻又辣，味還可以。另一種菜是吃得最多的，叫「稀辣子」。栽的海椒收頭了，拔下來，將所有的紅、綠、老、嫩海椒全摘下來洗淨晾乾。抓點油菜籽、南瓜子用微火炒一下，再切點姜和海椒一起在小磨上推，推出紅紅的辣椒醬，放上鹽，攪勻，裝進缸子裡，用勺子在醬上慢拍一會，辣椒醬面上會浸出來薄薄一層油，這就是油菜籽和南瓜子的油。有油封住才不會壞。表嬸教我們用的這個辦法，放上一個星期醬就可以吃了。

  我們一年中的主食大都是苞谷、洋芋、紅苕、南瓜，大米很少，這是因為地多田少。我們常吃的一種飯：燒一大鍋開水，把南瓜砍成大砣先煮熟，再把苞谷面灑在鍋里，基本動作是左手灑苞谷面，右手拿兩根長長的刺竹在鍋里攪，不斷灑、不斷攪，一鍋黃醬子就煮好了，我們稱之為苞谷糊糊。上一小碗稀辣子，一人添一碗糊糊就吃飯，每人都吃得下兩大碗，苞谷糊糊把我們養得好胖！後來才知道是虛胖，我們幾人一度連「例假」也不來了。一直到過年回重慶，大家又見面，都說回家一周後「例假」恢復了。光親的媽媽燉了一隻雞，四妹告訴我，外婆說要等你去時才讓吃。老人說這些孩子太苦了。

  最讓人受不了的是冷飯，吃得胃疼。每天要出早工，留一人在家煮飯。煮好後，先舀上五盅盅留作中飯，其餘散飯添在小盆里早晨吃。天熱倒沒什麼，天冷就慘了，中飯就像吃冰坨，我們還是狼吞虎咽地消滅掉，晚飯回家吃糊糊。大米和小麥磨的麵粉一般是有外人來，我們才動一點，並且飯中還要摻紅苕什麼的，光米飯是吃不起的。

  累，每天勞動完回到家，我們都感到累。記得秋天打穀子時，男勞力在後面拌桶里打，我們在前面割穀子，後面催，我們拼命割，一天下來，骨頭像散了架。分穀子(或紅苕、苞谷、洋芋)時，要背回井埡子，腳杆軟慘了。剛背上就在心裡想：走五百步就歇。結果不行。走三百步，還是不行。一百步、五十步……慢慢拖到家後，腰和腿都不像是自己的了。現在真是難以想像，當時是怎麼挨過去的。

  砍柴是件極辛苦又危險的事情。自留山上有一些松樹，可以剔些松椏當柴燒。我們不會爬樹，就搬一個樓梯去，靠在樹上，一人在樹下護住梯子，一人上樹砍松椏。經常砍，松樹的枝丫越來越少，大多松樹都只剩樹頂還可以砍了。樹越高越細，再加上樓梯和人的重力，松樹東搖西擺，一旦樹斷了人掉地上就完了。一天我正在樹上砍松椏，光親去另一棵樹下抱砍下的松椏打捆，忽然梯子一滑，我連忙雙手抱住樹子，大叫：「光親，快點，梯子……」砍幾天松椏，手膀子痛得穿衣服都舉不起來。我記得出工點苞谷，我連鋤頭都拿不起，大家都照顧我丟苞谷種子。

  兩棵柿子樹終於掛果成熟了。有的紅了，那叫天黃柿，摘下就可吃。青柿子大多要製作成干柿餅拿去賣。把柿子從樹上摘下來，這叫「下柿子」。我們請生產隊的小伙子幫我們的忙。告訴二人，每人帶一個大背篼，一根長繩，柿子下完後，背一篼各自回家，算是我們付的工錢。表嬸教我們刮柿皮，搓草繩，然後把刮好的柿子一個個掛在草繩上，再一串串吊在屋檐下。經過雪風吹，柿子慢慢吊幹了，上面一層白霜。表嬸說可以賣了，賣給供銷社太便宜，而在鄉場上零賣要划算得多。

  背到沙溪街上，我們都不好意思賣，就把這事全權委託表嬸，她在賣自己的東西時，一併幫我們把柿餅賣了。當表嬸把幾元賣柿餅的錢交給我們時，我們才懂了，當時表嬸為什麼在分自留地時讓我們一定要大田，大田邊有柿子樹，柿子樹就是錢啊。表嬸真好。中午我們在沙溪街上小食店吃了一碗小面，臨走再買點鹽，打點煤油等。

  趕沙溪場，一般是早去晚回，花一天時間，回家又是上山，到家也是累得夠嗆。趕場天，是插隊的知青們最高興的日子，不只是可以在街上奢吃一頓(其實只是一兩碗麵條)，而且還能和插到其他隊的知青見面，互相問候，擺一些新鮮事，聽兩段小消息，晚上再講給沒去趕場的知青聽，幾個人說說笑笑，可以興奮半夜。

  我們和當地幹部、社員關係都處得很好。作為「知識青年」的我們，承包了大隊及生產隊的每一期專欄。我們在它們上面努力發揮著自己的想像，顯示著我們的學識。當隊長用手摸著並沒有鬍子的干下巴，一個勁笑著說「好，好」時，我們心裡得意極了。我們一回重慶，就幫隊裡社員代買塑料涼鞋，便宜又方便，髒了在水裡涮一下就乾淨了。嫁到我們隊的新媳婦最喜歡找我們耍，出工時特願意和我們在一起，大概是年齡相近、身份也相似吧(她們認為自己和知青都是「外來人」)。我們的豇豆、南瓜長得好，新媳婦到井埡子出工時，我們會在收工時讓她帶回一撮箕豇豆，或背回兩個南瓜。表嬸因是鄰居和我們關係自然不同，加上她又有個兩歲的孫子明娃子，我們有什麼東西也送給她們一點。平時，表嬸也給我們幫了不少忙。比如碾米前要將穀子烘乾，這是技術活。烘得不干，碾不出米，烘得太干，全碾成碎米了。只有表嬸有這個本事，所以每次烘穀子都是表嬸幫我們看火候。

  生產隊甚至大隊有誰家辦喜事，也請我們去。其他人送雞蛋、掛麵等，我們送錢，一人送一元錢(一元錢在當時可不是個小數，生產隊小春每個勞動日8分錢，大春也才三角二分錢)，主人家很高興。通江辦喜事吃飯興「十大碗」，就是每桌要上十大碗菜，雞、魚、肉都有，吃的是光米飯(就是飯里不摻雜糧)。十人一桌，吃時旁邊站有專門添飯的，這碗還沒吃完，「叭」，立馬又給添上一大碗。「光米飯」啊，又有肉，人人都那麼興奮。我們自己是吃不起光米飯的，肉也是幾個月吃一次，還得有客來。農民辦這酒席也要節省多年才行。十大碗中的內容是有數的，每碗都是十塊(或十片、十砣)，每人只能夾一次，多夾了，別人就沒有了。但飯沒規定，湯也多(如蘿蔔湯等)。「吃！」我給她們幾個說，反正送了錢的，不吃白不吃，多吃一點，過一下盡米飯的癮。哪知道半夜漲得胃痛，第二天又拉肚子，真是划不來。可下次有人請，照去不誤。

  生產隊有幾個印象特深的人。

  何才德——一個六十多歲的老者，白淨、清瘦、矮小有點文化，在何氏家庭中輩分很高(吳顯清表嬸都喊他才德祖)，在生產隊裡德高望重，農村叫「說得起話的」。我們稱他為才德表叔。其妻袁表嬸，幾個兒子、媳婦、孫子一大家子人對我們都好。有什麼事我們都願意告訴才德表叔，他也經常教我們做農活，和我們擺龍門陣，寬我們的心。

  最讓人感動的是，一旦生產隊出工在大院子附近，中午飯時，才德表叔就會叫我們幾個去他家吃新鮮飯，而把我們帶上的冷飯熱了他們吃。酸菜湯里下一大把乾麵條，煮成一大盆，既當菜又當湯，袁表嬸再給我們用油炒一盤鹹菜，吃得真香。看我們吃飯的樣兒，袁表嬸說，這些女子的媽要是看到不曉得好心痛。才德表叔則一個勁說：「吃好，吃好。」

  這就是農民！真誠善良的巴山人家。何才德本人識字，幾個兒子都讀過點書，最小的兒子正讀初中，是他們家文化最高的人。才德表叔對我們好，其中有一點是因為他崇尚讀書人!「知青」——有知識的青年，多好！起碼才德表叔是這麼看我們的。

  何全德——生產隊長，五十多歲，我們不稱他表叔，呼他的官名——「隊長」。隊長對我們也滿不錯的，平時看見我們都客客氣氣，出工也沒有另眼看我們，別人一天幾個工分，我們也一樣。因為我們五個女生是五個戶口，所以我們對外從來都說是五家而不是一家，儘管我們是住在一間屋裡，吃著一鍋飯。隊裡分豬草如胡豆葉、紅苕藤等，一戶人一堆。考慮到我們只養一頭豬，多分回去吃不完爛了可惜，所以有時我們就只背走了兩堆或一堆。袁表嬸說：「幾個女子就是懂事。」但有一天我們居然「不懂事」了，和平時相安無事的隊長發生了點小衝突。

  這天上午栽秧時，何光昆(一青年農民，叫我們「姐」)悄悄告訴我，說是大隊分給生產隊一批刻有「農業學大寨」五個字的毛主席像章，專門送給農民的。何光昆又說，聽隊長講這毛主席像章是發給「真正的貧下中農」的，那幾個知青不是「真正的貧下中農」，不發。當時，我們心裡雖然很氣，但不能失態，要和隊長講理，把我們的身份搞清楚，把屬於我們的權利爭過來。

  上午近十一點，隊長果然通知開會。平時開會，我們都和婦女坐在一邊。而那天，我和光親與隊長分坐了一張四方桌的三個方位。隊長見我們坐到了他旁邊，一邊尷尬地笑著，一邊連說：「坐、坐。」開會了，隊長說：「毛主席關心我們農民，中央專門為農村製作了『農業學大寨』毛主席像章，大隊已經分給我們隊了，分配方案是一戶一至二人發一顆，一戶三人發兩顆；五至六人發三顆……毛主席像章是發給真正貧下中農的(隊長看了我一眼)，所以你們幾個知青就不發了。」我說：「隊長，我講幾句。」他說：「你講、你講。」我先背誦了毛主席《關於中國社會各階段分析》一文中「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一段語錄後，說道：「我們是知識青年，毛主席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有作為，我們是響應毛主席號召才遠離故土、父母家人來到這裡的，所以我們這叫來得正；在生產隊我們的表現常得到隊長您的好評和表叔表嬸、大哥、大嫂們的誇獎，連區委余書記也表揚我們，這是有目共睹的，這叫行得端。至於我們的家庭出身：有兩個教師、兩個小商、一個醫生，若要劃最孬也要劃到下中農里(這是我自己劃的)。而下中農是毛主席所說的依靠對象，是革命的主力軍，所以我們也是真正的貧下中農！那麼按照剛才隊長宣布的發放方案，我們五人是五戶，因此應領五顆毛主席像章。」說完我還故意問一下：「隊長，您說對不對呀？」隊長苦笑著說：「應該五顆，應該五顆。」於是我們領到五顆像章。離開會場回到家，我和光親大笑一通，心裡卻是酸酸的：媽的，農民也想欺侮我們！

  何貽蒙的兒子追出來向我要像章，我說：「這可不能亂送，這是發給真正貧下中農的喲，明天我送一個大的毛主席像章給你，重慶帶來的。」不是真的貧下中農，就是地富反壞右了，就是監督勞動改造的對象了。「知青」在老實憨厚的全德隊長心目中到底是何許人，恐怕全德老漢自己也沒搞明白。肯定是另有人告訴他，不准發給那幾個知青毛主席像章，否則他也不會對區上、公社、大隊經常表揚的幾個女知青作出那個錯誤的決定。只是難為他想了一個那麼荒唐、笨拙的理由：知青不是真正的貧下中農，可以不發。可惡的不是隊長，而是那個在隊長背後操縱他的人。能指揮隊長，可見得不是一般人物了。對知青群體的評價，城市、農村都差不多。聽說過一則故事或叫笑話：一九六八年重慶城裡，人們排隊買東西。甲說：好像現在小偷少些了。乙接著說：知青都回鄉下去了噻！人們把知青看成了小偷！而全德隊長等人又把知青排除在真正的貧下中農隊伍外。知青，在社會中算哪一個層面呢？我想既然是自己選擇了當知青這條路，就得選擇承受知青的一切。想不明白乾脆別管它。

  何光永大姐是本隊人，她丈夫何光海是上門女婿。何光永大姐三十多歲，高挑的身材，白淨的肌膚，圓盤臉，特別是一雙見人就笑的眼睛和朗朗的笑聲，給人一個能幹、漂亮、直爽、慈善的印象。她生了三個女兒。在家她是主事的，在生產隊裡人緣也特好。

  何光永大姐沒文化，但她喜歡接受新事物，尤其喜歡聽我們講重慶城裡人的事。甚至她說話也文縐縐的，比方我們說睡午覺，她稱之為「午眠」；東西找不著了，她用了「杳杳無憑」這個詞。有一次我們在一起擺龍門陣，她居然說了一段至今我都還記得的話，她說：「沒得道理鬧，別人說你橫；有道理不鬧，別人說你莽(傻、笨)」當時我們都笑起來了，這個沒文化人還說得出那麼有「哲理」的話。她使我想起了哪位哲人說過的類似語句：「在人之上，要視別人為人，在人之下，要視自己為人。」和隊長鬧著要五顆像章的事，是不是何光永大姐所說的，明明有道理，為什麼不說？不說才是大笨蛋呢！自己要把自己當人。何光永大姐是怕我們來五隊吃虧，受欺侮啊。

  我們五隊有一個村小學。一到四年級，幾十個學生，一個教師，一大把年紀了，上課用的「普通話」把我們聽得眼淚都笑出來。我們悄悄說，乾脆我們幾個知青去把這所村小「接管」了(「文化大革命」詞彙)。我們都是堂堂重慶一中的高中畢業生(自認為都是高才生)，語文、數學、英語、俄語、物理、化學、音樂、美術都能教，起碼比這老夫子強。教書，我做過這個夢。一次去永安區趕場，我和光親路過永安中學時，光親說能到這個學校工作就是守大門也行。我說就是掃廁所也可以。可是當時誰會要我們！誰敢要我們！人一生境遇多變，後來我們五人中居然有三人都成了教書匠，其中包括了我。

  去公社趕場，停留最多的地方是公社對面的文勝鄉中心小學。去學校可以看書看報，可以看老師給學生上課。小學校長叫劉漢偉，對我們很好，常借給我們書報。當時沒有電視，沒有廣播，一切信息的來源除生產隊開會時隊長講的和趕場知青見面時談的外，最直接可靠的就是些起碼過期半個月的報紙。每張報紙都認真仔細看完，就連中縫的內容也不放過。我們期盼著哪天會從報紙上找到一條毛主席對知識青年的又一最高指示，憧憬著我們的出路和未來。

  我們到處借書看，為此還和社員發生了矛盾。一次不知從哪裡借到一本小說，叫《萬花樓》。我記得裡面比較有名的一篇故事叫「狸貓換太子」，我們幾人傳著看。一天下午天快黑了，聽到上院何貽強的妻子李景秀在罵人。開始我們都還不怎麼在意，後來仔細一聽，好像是在說誰看了《魯班書》，「使了法」，讓她的豆花點不起，做可惡事，不得好死等等。問表嬸，她笑了笑說，肯定是說你們。我連忙問今天誰去了上院？光親說她借背桶時去過。原來李景秀認為我們看的《萬花樓》是《魯班書》(其實《魯班書》是什麼書我們也不知道)，光親去她家借背桶時「使了法」，她的豆花才會點不起。我們反覆解釋也無用，只好罷了。以後每到了別人家，都要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你們家在點豆花沒有。有時乾脆就不進屋，免得哪天豆花點不出來，又是我們「使了法」。真冤。

  一天該我煮飯。送飯路上要經過一塊大田，大田邊是深溝和很窄的田坎。大田裡剛栽上的秧還未返青，突然我看見兩條很粗很長的烏梢蛇絞在一起，在田中上下翻騰。(後來才知道這是雌雄兩條蛇在交配，農民稱之為「蛇生務」。)我不敢走，怕蛇一下子衝過來，就原地站著。大田靠山那邊有戶人家，男主人叫何貽詩，他女兒春香子問我看啥子？我說：「春香子，好大兩條蛇喲。」春香子馬上進屋給她爸講了。只見何貽詩拿了一根扁擔跑過來，一扁擔砍下去，一條蛇被砍死，血把田裡的水都染紅了一小片。另一條蛇一下鑽進了田畔岩的石縫中，留了近兩尺長一段還在外，鑽不進去。何又用扁擔猛砍，蛇終於退出來，又被一扁擔砍死了。兩條蛇提起來，足有五尺長。何貽詩又用石頭將蛇頭砸爛，然後丟進路旁的深溝里去了。這大概就幾分鐘的事，我還沒離開那裡，就聽見何貽詩的老娘在罵人：「自己要死就死，不要拉別人『墊背』！幾個傢伙，沒有一個是好東西！」我一聽，好像是在罵我們。我問何貽詩，何說：「你走，莫管。」我一頭霧水。後來給才德表叔說，才知道：人看見蛇生務要倒霉，喊了哪個名字，那人跟著倒霉。原來是我喊了春香子，難怪何貽詩的老娘把我臭罵了一頓。我又不懂，真冤！

  知青下隊後物質上的匱乏，精神上的空虛，艱難、寂寞、苦悶是沒插過隊的人難以想像的。我當副縣長時(我在通江縣曾擔任過三屆縣人大代表，一屆半副縣長)，達縣地區十佳勞模巡迴報告團到通江。當天我主持大會。會後我給郭孝友縣長說，今天我最感動的是那位達縣紡織廠的女勞模，她當過知青。報告中她談到，被招工到達紡廠後，她拼命地努力工作，後當上了車間主任。剛搞好一個車間，廠長又把她調到一個差的車間。兩年後，這個車間也搞好了，廠長乂再把她調到另一個更差的車間。她愛人就說：「傻兒，廠長整你冤枉。」她說：「管得他的喲，總比當知青好點。」這句話讓我好感動！

  知青的生活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它不是一般身體上的勞累，不是吃、穿、住(不談行)等方面和城裡人在質和量上的懸殊(就是和當地農民在吃住方面也是無法比的，農民起碼有多年的積蓄，知青沒有)，而是思想上的頹廢、精神上的空虛、文化上的貧乏。畢竟當時我們都才二十來歲，是一群風華正茂、血氣方剛的少男少女啊！達紡廠的女勞模認為她拼命工作「值」，那是因為她努力工作，年底能評上先進，當上模範，增加工資。是精神獎勵、物質獎勵都有了。她已安家，全家都高興，所以她認為值，「總比當知青好點」。

  而知青的出路在哪裡？知青的前途在哪裡？一切都遙遙無期。隨著年齡的增長，心裡的苦悶與日俱增，可還得學會忍受日復一日循環往復的生活中無法逃避的諸多單調和乏味。尤其是在大雪封山的夜晚，躺在鋪著厚厚穀草的床上，聽著寒風在外呼嘯，人凍得縮成一團。在這凜冽漫長的冬夜，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對苦難的平靜，一切都灰飛煙滅。寒冷，使人已經麻木。當時有人勸我們安家（二十多歲，也到了安家的年齡)，可是怎麼安家？拿什麼安家？我們幾個誰也沒有答應。可悲的是給父母去信，還總說我們都好，讓家裡放心。我們不能孝敬父母，也不能讓父母焦心吧。

  長期的苦悶和壓抑，我感到自己的心態都發生了改變，稍有不對，我也學會用髒話罵人了，且對此不以為然。年輕姑娘的靦腆、羞澀，也順理成章地變得無足輕重——「知青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無聊地打發著每一個蒼白的日子。直到一九七一年，我被通知參加「三線建設」，而後參加了教師隊伍，再到機關。二十八年後，因為年邁的父母身邊無人照顧，我才做夢似的返回了重慶。(我父母親已九十高齡！）

  離開通江十年了。雖然通江貧窮，我對她依然充滿了深深的眷戀和思念。

  這是因為通江養育了我近三十年，我從一個什麼也不懂的中學生成長為一名國家乾熱這是因為我和去通江的幾萬重慶知青一樣，我們的青春歲月因為相同或不同的經歷而擁有了彌足珍貴的回憶。通江人勤勞、樸實、善良，我愛通江。通江銀耳，馳名國內外，通江是銀耳的故鄉；沙溪區紅雲岩上「赤化全川」的龐大石刻是當年紅四方面軍在通江浴血奮戰的記錄，通江是紅軍的故鄉；平溪區沿河幾十公里路上的大大小小近百個溶洞(大的可容上萬人)內，千姿百態的鐘乳石叫人流連忘返，通江又是溶洞的故鄉。通江是神奇的。

  我愛井埡子，我愛文勝，我愛通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