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隊迪坪山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認識了不少知識青年中的精英。他們有思想、有見解、有激情且才華橫溢，我很敬佩他們，其中也包括在知青中早已聞名的黃天華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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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次知青聚會上，一位知青姐見我沒座位，便挪了挪，讓我坐在她旁邊。坐下來，我才知道她就是天華姐。我們愉快地交談著，也記不清我們擺談了些什麼。後來，她對我說：「我們會成為很好的朋友，永遠都不會吵架，你相信嗎？」我不知她怎麼會這麼快就可以作出斷定。我說：「不知道。」她說：「會的。」後來的經歷證明了天華姐那敏銳的觀察力。

  一九六八年秋，外面已停止串聯，「戰團」和「宣傳隊」決定解散，而此時林場已經瓦解，無法過日子。鑑於此，天華姐說：「回城是不可能的，一定還有更大批的知青會下來。與其等待安排，不如我們自己組合，先去找個好生產隊插隊。」我們都覺得是個好主意。

  我回到林場，柳發炎場長好不容易找來一個大南瓜，熬了一鍋南瓜湯，那便是我告別林場時的最後一頓晚餐。第二天，天華就托人把我接到新民公社去了。由於黃天華、楊璽屏在本公社印象很好，沒費什麼周折，就帶著我、羅詩（羅詩萍）、二娃（洪寧）我們三個外公社的人，一起插隊落戶到新民公社海拔最高的迪坪山上的四大隊五生產隊。時間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那是個有一百二十多個勞動力的大生產隊，年輕人多，思想比較活躍、開放。只有這個生產隊才有膽量一下子接受五個女知青。他們說，他們了解天華、璽屏，知道這是一群好知青。我們的原則是，哪裡能一齊收下我們五人，我們就去哪裡插隊。不久，毛主席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發表了。自此，掀起了大批城市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而這時，我們下鄉當知青已經整整三年有餘了。

  我們和社員一道，上山砍地、種麥，下田插秧、種洋芋、抓牛糞（即用手把發酵過的牛糞一塊一塊地分開，鋪在地里作肥料），什麼活都干。我們又和隊裡的年輕人一起排節目、辦牆報、練民兵。高興時，我也樂意瀟灑地在地頭為大家跳上一個「北京的金山上」。我還在自己身上試針，然後給社員扎銀針，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生活過得充實而愉快。每頓吃飯時，家裡總是一片笑聲，哪天沒笑了，隔壁陳嫂就會過來問，今天怎麼沒笑聲呢？生活、勞動再艱苦，和天華她們在一起，精神上也是很愉快的。大家志同道合，總是互相關心、互相幫助、互相鼓勵，並與全隊社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天華和羅詩是我們家的外交官和政治家，璽萍和二娃是我們的好當家。我很喜歡聽天華和羅詩談論哲學、政治的有關話題。我不怎麼會煮飯，每天收工後，或有客人來時，我能找到的最好位置，就是坐在灶角落傳火或宰豬草。天華和羅詩家的經濟條件好一些，她們家裡寄來的錢，都統一用作「家庭」開支了。

  二娃很會補衣服，補丁平整，針腳細，什麼顏色都可以補到一塊兒。我們笑她穿著她那有各種色彩補丁的棉襖，像「背著票證」，她滿不在乎，仍瀟灑地「背」著到處走。因那時要找塊像樣的布片都挺難的。天華不會補衣服，一天，見我們都在補衣服，她也把她所有的褲子都翻出來想學著補，結果，她縫在屁股上的補丁，由於兩針之間相隔得太遠，一蹲下去，布片就兜成一個個的小包，弄得我們又笑成一團。我和羅詩還自己裁剪縫製衣褲，總想既省錢，又能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點兒。

  我們的生活仍然很艱苦。我們完全像社員那樣，每天出工，工余還種自留地。我們自留地里的四季豆、洋芋收穫豐盛，有時會裝上一花籃（背篼），送給來家玩的知青背回去。我們也和社員一樣，一半細糧摻和一半四季豆、洋芋，或摻和蘿蔔纓等做的酸菜一起當糧吃。菜油顯得很寶貴，也很難得吃一回豬肉。沒有肥皂，我們挖葛藤根回來，在洗衣板上搓出泡沫，當肥皂用。

  最困難的是背柴。農閒時，要到很遠的山上去砍柴，再捆成許多一米多長的捆子，然後一趟一趟地背回家。冬季，滿山遍野都是厚厚的積雪，我們就先把柴滑放下山，然後連人帶雪滑下山坡，再深一腳淺一腳地踩著雪地把柴背回家。平時上後山勞動，返回時，長長的隊伍，每人都背著一捆柴匆匆地往家趕。我每次不管比大家先走多久，仍然掉在最後，獨自一人在那天已快黑，甚至已黑盡的大山里走著。家裡的幾位姐姐總是急急地趕回家放下柴後，再回來一個人接我。有一次，她們都不在，沒想到隊裡的金蘭子急匆匆笑著跑回來接我了。

  金蘭子是最讓我難以忘懷的一位農村姑娘。她比我小，只有十五六歲，兩個哥哥都分家獨立。父母年老多病，她成了家裡的主要勞動力，承擔起家庭的全部重擔，卻從不叫苦。她很愛笑，也不受農村封建清規約束，對敢於欺負或傷害她的任何人，她那張裝滿豐富語言的小嘴決不輕饒。她曾說，她出嫁前，要送我一雙鞋，可還沒等到，我就離開迪坪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