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姑

  「文革」把社辦林場折騰垮了，我們只好插隊落戶到生產隊去。我心存畏懼，那畢竟是一個我不熟悉的社會群落，如何與農民打交道我沒把握。我去的生產隊絕大多數農民姓袁，只有三四戶外姓。他們彼此相稱x爸、x嬸、表叔、表嬸、哥、嫂等，於是我也就入鄉隨俗，沒想到鬧出笑話來。當我跟著大家叫一位三十多歲的婦女「王嫂」時，卻遭到鬨笑。這位婦女對我說：「崽兒啦，你啷個叫我『嫂』呢？我倆同姓，是一家人，你叫我一聲『大姑』，不會吃虧的噻。」從此我便有了大姑。

  

  大姑長手長腳，幹活十分利索。大田裡插秧，由兩個行家先在大田中部插作為標準的秧苗，每人四行，背向而插，插到兩人屁股幾乎相碰時，彼此一側身，丟掉兩行與對方相接，這叫「山羊抵角」。還有一種是兩人擦肩而過，每人四行插到底，相鄰兩行秧距不寬不窄，這叫「牛馬相踢」。隊上公認能把准秧插得拉線般端直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顯平表叔，另一個便是大姑。有一年大田裡開秧，大姑與顯平表叔插准秧插了個「山羊抵角」，一位同輩玩笑著問表叔：「你啷個插到她那裡頭去了呢？」田坎上眾人鬨笑開來，鬧得大姑滿臉通紅。不過大巴山的農民不僅當年不知道「性騷擾」這個概念，也許至今也不知道。

  准秧插好後，其餘的人才傍著兩側插。我插得慢，常常被愛逗樂的後生「關」在田中，只好提起腳尖走出圍困得嚴嚴實實的秧陣，很窘迫。大姑就叫我跟在她身邊，快要被「關」時就給我「搭板凳」——替我插一行或兩行秧。一季秧插完，我就不怕被「關」了。

  一天傍晚收工，大姑悄悄對我說：「回去後放下鋤頭就過來，幫幫你大姑的忙。」我納悶，我有何能耐幫得了大姑？跨進大姑家，當家的用火鉗夾著一截黑乎乎的臘肉在火塘里燒，旁邊坐著一個四十多歲的陌生女人。大姑拿出一本舊曆書，對我說：「幫我給三丫頭寫份龍鳳帖(即訂婚書)。」一邊說，一邊從舊曆書里翻出兩張對摺的紅紙來，遞給我。我展開一看，右邊是黃色顏料印就的龍鳳圖案，線條粗鄙，筆觸笨拙，卻頗富神韻；左邊什麼也沒有，是留出寫正文用的。我將帖子整整齊齊地鋪在小方桌上，大姑趕緊給我磨墨。我按照大姑和來人（媒人）的意思，字斟句酌地用小楷字端端正正地寫。寫完後大姑叫三丫頭出來按手印，三丫頭扭扭捏捏地按了。那一年，她才十歲。

  我被留下吃飯。飯桌上一碗臘肉、一碗青菜、一碟豆腐乳、一盆雞蛋湯。大姑和孩子們都沒上桌。我已經好久不知肉味，海吃山喝起來，紅苕飯也塞進三大碗。吃完後我坐在火塘邊，禁不住一個接一個地打油嗝。大姑這才張羅著同孩子們一起吃飯。一盆青菜、一碗鹹菜，主食是薄薄的菜攪苞谷糊和蒸紅苕。這一次我才看見了大姑的全家人，六個清一色的丫頭片子，最小的還伏在大的背上哩，大姑負擔不輕呀。我突然內心不安起來：剛才怎麼那樣個吃相呢？臨走時大姑又取出一小塊臘油，用南瓜葉包好要我帶走，我堅持不收，我的那幾個字就那樣值錢？

  臘月間，生產隊年終分配後，農民手裡多少有了點錢，布票也發下來了，紛紛到集上扯了價廉而綿扎的粗白布，再買幾包黑色或藍色的染膏，在大鍋里把布染了，晾乾。年前請來裁縫，給全家老小都做了新衣，過年時穿上，便增添了幾分喜慶。年年如此。這一年臘月，鄰縣來了個裁縫，姓蔣，一身紫肉橫鋪，黃髯斜卷，怪眼圓睜，身高無頸，活脫脫一個蔣門神再世。人丑手藝卻不醜，最能省料，大人小孩套著裁，剩下的布頭還能剪出幾副大大小小的鞋面來，堂客們好喜歡，一家接著一家地宴請。蔣裁縫還是一個風流情種，經常在堂客面前說一些占便宜的油葷話，招來一陣臭罵，卻不氣不惱，還嘻嘻地笑。

  第二年春天在坡上薅麥子，我看見大姑身子顯出沉重來。小麥收割後，大姑便生了，生在坡上，豬草筐子摔在一旁，慌得幾個女人飛似的地奔回家取來剪刀、乾淨布塊、吸血用的草灰，在坡上把孩子接下來，是個兒子，取名露兒。

  露兒滿月後我又見到大姑，白胖了一些，歡歡喜喜的。我也為她高興：終於有了傳香火的兒子，今後不用再生了。

  露兒長到兩歲多，開始在院子裡蹣跚學步，地里便傳出女人們的飛短流長——說露兒是蔣裁縫的種。我留心端詳露兒，覺得此話也不是空穴來風。不過這在當地算不得什麼。當地民俗認為，生不出兒子不是女人的責任而是男人的無能。女人好比窯，男人裝進去什麼料，便燒出什麼貨來。老是生不出兒子來的男人是很沒面子的，「借種」也無可厚非。

  露兒四歲那年，大隊書記妹妹的兒子當兵復員回家，第一件要緊的事是蓋房子娶媳婦。那天我們在坡上鋤地，書記他外甥在對面坡上帶著幾個石匠打基石。突然一陣轟隆隆響，我回頭一看，只見一塊巨大的石頭從對面坡上滾下來，坡下正有一群孩子玩耍，兩面坡上的人撕破了嗓子吆喝，驚得孩子們作鳥獸散。露兒跑在最後，被什麼絆了一跤，再爬起來，石頭已經砸下來……

  第二年開秧，只有顯平表叔插准秧了，大姑不能插了，說是眼睛不清亮了。

  後來大隊書記出面了結了這樁事故。書記他外甥賠給大姑四百斤穀子。我納悶這帳怎麼這樣算呢？但是又有什麼別的能使大姑寬慰一些的算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