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民間智者達方老漢

  我常常帶著幾分感念回憶起達方老漢。他是一殺豬匠，兼剜豬閹牛。他走村串戶，見多識廣，心地善良，人緣極好，愛喝兩杯。過峽谷時常來我的小屋閒坐，言語中眼光總愛瞟向我桌上的酒瓶子。那時限量供酒，我無酒量，常有存酒。斟一杯奉上，達方老漢興致頓高，家短里長、奇談怪論、說古道今、軼聞野史，令我大長見識。鄉間這類手藝人常常是民間的智者，他們帶給人的是領悟，是洞察，是體驗，是活體生命的感受，這些民間智者給我的「再教育」，遠非幾本枯燥的教科書能達到。他曾懷揣著幾粒才從牛屁股上閹下來的玩意兒，掏出來要我吃掉，並一本正經說：「契噠，契噠好！」（意思是吃下對身體好。）

  到峽谷來居住，也和達方老漢的話有關係。他說峽谷好，清靜，早點下隊，早來峽谷。當時，社辦林場已經風雨飄搖，基本無法維持下去。在林場逐漸解體過程中，我們也曾經設想和實踐過幾種方案，希望知青林場不要散夥。之後回想，那些方案基本思都是原始共產主義的平均主義方案，大鍋飯方案，有很強烈的空想烏托邦色彩，故難以為繼。下到生產隊，已勢在必行。一九六九年，經「文革」後疲憊不堪的中學紅衛兵上山下鄉已成定勢。後繼者一來必須下到生產隊，也占生產隊的地、分一口生產隊的糧。當時，糧食是非常緊缺之物，才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的大饑饉陰影之中走出來的農民當然十分珍惜這口中之粟。至於土地，雖然說是山區，地廣人稀，但準確地說，熟地（可耕作的，有穩定收成回報的地）並不懂，最優良的生產稻穀的水田，就更是彌足珍貴了。我所在峽谷屬香爐山下白果樹灣生產隊，全隊二十餘戶人家，一百多口人，熟田熟地不過一百多畝，當時當地的畝產量，兼高扯矮不過幾百市斤而已（據我的記憶，這個數字大約在四百斤至六百斤之間徘徊）。

  以純經濟學的眼光來看，當時生產力低下，技術含量低（已經開始往田地中施尿素）。一年下來，每個勞動日價值大約五角吧！不過，以知青角度看去，主要還在於農民普遍缺乏生產熱情，缺乏內在動力，按那時的流行說法叫作「農民覺悟低」，「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切身體驗到農村生活以後，逐漸發現問題並不是如此簡單。

  

  一般而言，知青的覺悟就很難說比農民高。這裡所說「覺悟」，是指經濟利益上的基本態度。正像剛才所說，在知青集體生活的林場裡，一切都以經濟上的平均主義來安排，這在表面上誰都沒有意見，但實際上都是生產積極性上的某種兼高扯矮，向低水平靠攏，最後損害或是無形中抑制住了某些人智力上或體力上的積極性。以此去看農民，道理一個樣。一次就此請教達方老漢，我說永川哥（同村一農民）真能幹，背苞谷能背一百八十斤，某某人力氣小，背不了。達方老漢不以為然搖著頭說：稀球罕！給隊上背，有力不使完，給自家背，無力也硬撐，腳指頭都在算計羅！因為是點人頭分糧食，誰家娃兒生了一大堆，其他人家常常就戲言，出工是「幫人養娃」。我終於明白，一個叫成表叔的整天窩在家中不出工，說是養病，實則也是不願「幫人養娃」。他的婆娘成天沒精打采，病歪歪的，沒生。

  再說，農民當時的生活水平很低下，相當多的家庭處於赤貧狀態，吃飽肚子都未解決，哪裡顧得其他。那時物價同現在比非常低廉，大米約一角錢一斤，在鄉里雞蛋三角錢一斤。記得我和黃桶趕場最愛去供銷社稱上一斤雞蛋，二兩白糖，一塊豬油，沖熬成一鍋蛋羹，盛在大土碗裡，當街喝得稀里呼嚕響，津津有味。趕場的鄉民事後傳說：二黃在街上殺油大咧！我也曾經到鄉間去買過一頭老牛，整頭十二元五角錢，打算牽回林場熬湯鍋，無奈牛極老，走不動，只好在半路上宰殺，背牛肉牛骨回去。也曾經賣過牛，記得是林場自己養的，大大小小有三四頭，賣往同青?坡林場交界的萬源縣竹峪區絕勝壩，大約賣了七百多元錢，二一添作五，平均分配，連回重慶探親長期未返的知青都不漏下。這種有肉一塊兒吃，無米一齊餓的知青生活，平等倒是平等了，但一時半會還可，時間一長，卻不是個過日子的妥帖方法。達方老漢看清楚了的，勸我早下生產隊。以此去看農民的狀況，就不難明白他們在此生存狀態下練就的一套辦法。當時的生產隊出工，幾十個人在一起，撐住鋤把，談天說地，所謂「磨洋工」是常有的事，一俟給哪家哪戶私人幹活，如修屋建房，砍柴背柴之類，那個幹勁，那份熱情，非同尋常。如果將此歸為負面教育，未免過於簡單，無論正面還是負面，它首先是一種真實的教育，這樣的教育經常激活我們某些底層生活的真實體驗。

  山民們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的「大辦食堂」以及接踵而至的大饑荒印象特別強烈。達方老漢講當時挨家挨戶查，不准在家生火做飯，鍋碗瓢盆盡數收走砸碎，或投之煉鐵爐中，為此還曾逼死人命……達方老漢憤激說：「老子背上火燒饃，走也要走到省衙去問個究竟，食堂咋個得辦？」不過，山里人又有山里人的思考邏輯，凡事山不轉水轉，水不轉人轉，轉一轉事情就轉開了。所以，達方老漢到底沒上省城。我又發現，年齡愈大，在鄉下說話愈有分量。年輕後生，說的話儘管對，一百個對，卻無人「尿你」。

  山里人取名也有規矩，老人們悄悄地叮嚀兒子、媳婦，名字須反其意，取的愈孬，則將來的命愈好。因此，休想在那些孩子中找出什麼「長富」「永紅」「世安」之類的名兒來，代替這些時髦而吉利的名字的是「孬娃子」「孬狗兒」「醜女子」之類不那麼「富貴」的名字。要是在都市裡，這類稱呼非遭嘲笑不可。在山裡，喊順了口卻也沒有什麼不快的地方，那「孬」字仿佛與「好」字交換了個位置似的。這種風俗在山裡人心中已根深蒂固。有一次，一位在瀋陽當了兩年兵的青年人回來，他才出生兩個月的女兒被老人取個「賠男子」的名兒，青年人大不滿，他不顧老父老母的嘀咕，自作主張的改成個「曉娟」，並數說他們部隊裡有哪幾個營長、團長的女兒都叫這個名字，人家長得可胖哩。嬤婆們撇撇嘴交換著驚疑的眼光，嬤爺們從嘴裡取下煙鍋子，向火塘里啐了一口，自問道：「這曉娟為咋？」大為不滿。家中的人，除了那青年人有些洋洋自得以外，都仿佛有些不順心。在山民們心中，「娟」叫著不僅不稱心，也不順口，聽錯了還以為是竹林里的某種小獸，或者是要漂洋過海才能取到的什麼東西。可是，老天爺往往偏袒老年人，這樸素的辯證法也往往得到驗證：那女孩兒突然病了，高燒不止。當父親的忙著抓藥、熬藥，再加上打青黴素針，孩子的病自然很快好了。老人們立即將病因歸為名號不當！並乘勝挺進，總結教訓，受盡驚嚇的年輕父親立即繳械投降。結果戰果顯赫「娟」被扔棄到爪哇國，「賠男子」喊得山響。

  這種老年人總是在理、最終總是獲勝的狀況，在大城市裡已經不多見，在知青心中，更多是遵從所謂「理」或「道理」——我又想起同姚老夫子、「排骨」等同學討論數學問題的情景。但農村之為農村，就在其保留了傳統文化心理的底蘊，文化根底在農村，傳統風俗在農村。當時，為同這類愚昧抗衡，我也辦過夜校掃盲，也曾在田間地頭給農民講文化、讀書報，但是效果十分微弱，況且，這類事當地的回鄉知青一樣能做，做得更合本地人情風俗。

  了解農村，也才了解中國。也許，明白這個道理，再去讀魯迅的那些文學作品，就會更有心得。至少，我如是認為。這同多年知青生活肯定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