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茅房，性與食

  不過，剛抵達香爐山下青?坡，正陶醉於各種胡柳、柞木、松樹、柏樹編織成的青枝綠葉環境中之際，一個在城市裡不成問題的問題一下子擺到了面前——沒有公共廁所，不知何處方便！大家立即砍樹搭屋建茅房，這是下鄉後第一次勞動。有一張老相片活靈活現記錄了這次修茅房的活動。該照片被帶隊送我們下鄉的老師帶回了重慶，後來在一次影展中還掛了出來，旁批說明：知識青年下鄉即投入緊張的住房修建中。我們聽說就笑：住房倒不緊張，最緊張的是茅房！

  雖然匆匆忙忙搭建了最簡易的那種茅房，但在那種極為自然的環境中，反而覺得進茅房成了件過分正兒八經的事，不如就在野外方便來得痛快淋漓。同山民一塊兒勞作時，山民從來都是就地「解手」，從不扭捏作態。久而久之，我們男生也慣了！我想過，是文明了，還是野蠻了？是虛偽了，還是率真了？是自然輕鬆了，還是壓抑拘束了？也許，有人會認為小題大做，無病呻吟。但這事兒無疑糾纏住我的思慮不放，我想說的是，這也許是某種無意間的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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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性，發現山民們絕不是我們書生氣十足的人設想的那麼簡單（就像俄羅斯詩人普希金《茨岡》中那個貴族青年設想的那樣簡單），雖然都在野外方便，但他們大有忌諱，例如對男性那玩意兒十分恭敬，不能隨便將其示人，若如此，則大不敬，大不吉利！故他們在隨意自由之際卻也規矩限制頗多，相比之下，倒是知青們一經放開，絕無禁忌，常在撒尿時對著山民一陣「掃射」，惹得山民東躲西藏，仿佛會有巫鬼附體似的。其實，說白了，自然狀態往文明狀態的演化是悠長緩慢的，而文明往野性方面的蛻化，卻如電光火閃般迅疾，令人目瞪口呆。

  最近，讀到一組討論明朝宰相張居正功過是非的文章，其間提到當時正在位的某位皇帝，某學者義憤填膺地痛斥其荒淫無恥，鐵證據稱就是其「死時陽具仍未倒下」。並附加評語曰「死狼狽不堪」。我卻想，此君大約未下過鄉，也無機會面對裸露的屍體，或者雖下鄉卻並未到過吾輩那種荒蠻的充滿生命野性的大山，也就未曾受到過某種直觀的性教誨，在這裡犯下一個常識性錯誤。我憶起在山裡參加一個村民的葬禮，村民是上山砍柴摔死的，有幸目睹給其穿壽衣經過，那東西高傲地昂揚著。達方老漢正色對我說：「人死球朝上，萬古莫奈何！」這句話深刻得深刻不得！（當地土語說法，謂「極深刻」！）

  女兒楷楷曾問過我：什麼叫「飢餓」，那時她還小，但我的反應是既好笑又無奈，這世道上的物質進步，讓生理的基本感受都消失了？「飽食終日」的寶貝疙瘩們若是真的沒有了飢餓感，或者失去了體驗飢餓的機會，我們是應該額手稱慶呢？還是若有所失呢？我真的不知道。我等下鄉知青，飢餓的感覺卻是銘心刻骨的。

  當年，下鄉在貧窮荒僻的川北峽谷，那裡要吃飽飯可真成問題。當時，別無他愁，心裡卻只知道慌：早上慌向晌午，然後慌向晚飯去。肚子空著總覺得有樁心事未了，就像情人約會而不卿卿我我一番總感此事未了一樣。因為餓，人也變得慚愧起來，精神總覺著對不起肉體，特別提不起神。走到哪裡總是感覺別人在懷疑你去尋食，這雙重的疑心，可真是要命！

  可是，我們很快變得驚喜起來，因為發現當地竟然出產廉價的可食用的「進口貨」——狗肉。說廉價，還真抬舉了狗們，說到底，狗幾乎一文不值。我依稀記得，買過幾次狗，其價不過三角五角一隻，並不稱斤論兩斤斤計較，整隻買賣。有時不花錢也能收羅到山民丟棄的狗。當地人不食狗肉，他們再沒飯吃，飢餓的眼光也從不停留在狗身上。

  一天，一個外號叫「菸灰」的知青神秘兮兮地把眾知青喊到一起說：「阿爾法」經常跑到知青住地來，是不是把它「解決」了來一頓狗肉宴，又說天冷了晚上尿多，多吃狗肉不起夜云云。「菸灰」病歪歪的，極瘦，小學沒畢業，年齡卻不小。至於「阿爾法」，那是一條狗的名字，這狗的主人是當地一農戶，好客。狗長得肥大，白色，長長的尾巴翻卷在背上成了一個帶鉤的圓圈，頗像希臘字母「α」，於是知青們就喊它「α」（阿爾法)。起初農戶主人聽來好笑，「阿爾法」是啥名字！後來喊開了，也慣了，就跟著喊。

  那時，知青集中住在一起，叫林場，直屬公社管。男男女女二十多人，聽說有狗肉宴，都來了勁兒，待聽到是打「阿爾法」主意時，又都有些猶豫。一來「阿爾法」聰明伶俐，眾人喜歡；二來其主人待知青不薄，打狗尚須看主哩。猶豫總歸是猶豫，態度卻是模稜兩可的。而模稜兩可常常又不乏順水推舟的意思，狗肉宴提議便通過了。實施當然看「菸灰」的。

  誰知，「阿爾法」仿佛已知大禍臨頭似的，它躲到什麼地方好多天不露面，也不到知青住地來溜達。慢慢地，這事也被大家忘卻了。直到有一天傍晚，我們從青?林里收工回來，見一隻大鐵鍋架在院壩里，柴火伸出的火舌舔著鍋沿，鍋中翻滾著湯汁。「菸灰」站在院中央得意地宣布，晚餐是狗肉宴，每人攤交五分錢。一個女生怯怯地問鍋里煮的是「哪一個」？得到的回答是「阿爾法」和三隻小狗崽（原來「阿爾法」躲到外邊下崽去了）。這個事件的結局極其明白：狗肉宴結束，害了「阿爾法」一「家」不用說，還傷了農戶的心；隱隱的，知青們自己也受了「傷」，那是一次少有的沉默的晚餐。

  後來，已讀大學的女兒聽了這段故事激憤地說：太殘忍了。我不知她具體指誰，但覺得應該包括我在內，我們都有推卸不掉的責任，責任不能全推給「菸灰」。看去只是五分錢的事，一念之間，卻讓野蠻很容易取代了文明。狗肉宴雖然填補飢腸，同時卻玷污了心靈的一塊淨土。這裡問題的關鍵倒並不僅僅在於一隻狗，或一家人，而在於人格中惡的成分在多人共同參與之中仿佛減輕了罪責的那份心態，眾人作惡好像個人就沒了責任的那種卑怯心理，尤為可憎，可笑（上面這段回憶我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五日以散文發表在《重慶商報》上)。

  幾位在大學教書的昔日知青常常談及，我們這一代大學教師，往前說，既遠不及二十世紀開創新文化運動精神的胡適之、聞一多那樣學貫中西、功底厚實之學者教授；往後說，亦不像二十世紀末全球化浪潮中應運而生的新生代博士教授。我們是一批「知青教授」，在學識底蘊上或中或西都有些缺欠（時代環境所至，就整體而言），但我們又有他們所不及的豐富的底層生活體驗，和對生命的野性層面的粗糲感悟，這影響著並相當大程度上決定著我們精神深處的平民化傾向和心理結構中的人文成分。我們固然可以暫不對此「野性」作出道德上的褒貶，事實上，它背後有許多難得的豐富複雜的人生體驗，甚至不僅包括善，也包含惡的人性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