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下鄉前的處境

  每每看見大的山，險的峰，就想起那山村的日子。那時，我們下鄉在大巴山腹地通江縣靠近陝西地界的一個村子，住在一條長長的峽谷的盡頭。峽谷的一邊，矗立著一塊數丈高的巨石，人稱「獨獨石」。它高而險，仿佛就要滾下山澗，當地老人卻笑謂「祖祖輩輩皆見其安穩如此」。峽谷對面是一座高山，刀削斧鑿般陡峭。打開屋門，就差鼻尖撞上山崖。中學課本中講過「開門見山」這個成語，我卻是在峽谷里才真正掌握了它的含義。堂屋大門上，兩隻人不人獸不獸的木雕，青面獠牙，血盆大口。房東說那叫「吞口」。山太陡，太壓人，用那東西沖一衝。聽此說，就覺得那陰沉神秘的玩意兒有了幾分親切，進進出出都瞥幾眼，再瞅瞅對面沉默的山，望望頭重腳輕卻是不倒翁的「獨獨石」，就想：大自然真有意思！人真有意思！

  下鄉之前，我是重慶市南開中學（原三中）高中學生。

  要準確描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自己，常覺得困難，有多種感覺衝突在心中。應該說，那時候的中學生，都顯得十分簡單，不諳世事。在那個特定時期，歷次持續不斷的政治運動，直到轟轟烈烈的「文革」運動，弄得大人們都挺緊張，很拘謹，言談舉止滿布禁忌——現在來看那時人們的書信言論，常常有種言在此意在彼的感覺。比方拆開一封家書，劈頭一句就引用領袖「最高指示」，父母的親情關愛卻是通過某些大而不當的話語隱隱流露出來。如此一來，學生所面對的世界，則更是一派雲山霧海，摸不著頭腦了。但這只是我們當時狀態的一個側面。另一側面卻又是，我們那時似乎又不「簡單」：在南開中學那濃郁的求學氛圍中，我們的求知慾望在同學間的競賽中無限膨脹。

  我記得清清楚楚，在學生宿舍里，我的上鋪是張裕勛，他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鏡片後面一雙睿智的眼睛老是疑惑地眨個不停，是我們班的「哲學家」。他熟知馬克思、托洛茨基、黑格爾和費爾巴哈。那時尚未正式開始「文化大革命」，但他已經知道馬克思所說的「懷疑一切」這句名言，大概也就由此而引起我們對黑格爾及其辯證法的興趣。有一段時間，我對星雲宇宙著了迷，自費訂了《天文愛好者》，對照著每期封底的當月星空圖，仰望夜空尋找寶瓶座、大熊座、獵戶座、仙女座……的方位，如痴如醉。在這方面，喜得同道，是人稱姚老夫子的姚志遠，此人小個子，深度近視。記得一次下晚自習經足球場回寢室，走到足球場中央他突然大聲喊叫，指著天空要我看流星……同學陳奎德綽號「排骨」，人瘦弱頭就顯大，常常有氣無力的樣子，數學特好，一手靈動且有骨力的好書法，教數學的李宛芝老師特別鍾愛他。李老師的數學課我特別愛聽，她思路清晰，邏輯嚴密。鄧齊貫同學也是數學特好，她姐姐是某著名大學的數學教授。還有唐琳琳和周鳳時，都是多才多藝的同學。黃友桐外號「黃桶」，一身疙瘩肉，單手能拉引體向上二十個，看那意思是以後的體操健將。一位大個子同學姓鄔，因食量大，綽號就成了「大胃」。女同學多不明就裡，彭鎵容就正經問我，外號叫「大尉」，是不是同船長」有關（當時一部蘇聯小說《船長與大尉》正在同學中流傳）；又問或者是同古羅馬的什麼渥大維有關。結果高考放榜，這些同學多未錄取，大都是因為家庭原因。我不厭其詳說這些，是想說明下鄉前我們的某種處境，我的那些同窗思考和關心的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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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為什麼走下鄉之路？現在細細想來，那時已有幾個因素在強烈地影響著我們的選擇。其一，在新聞輿論上面，大量宣傳上山下鄉的各種先進人物的先進事跡，給人一種暗示，仿佛是因為城市知識青年來到了山區和邊疆，給當地帶去了某種「福音」似的，這同我們初下鄉時的感受反差極大。很明顯，人多土少的農村必須劃出某些地盤和物資以便安置我們，尤其被分到生產隊時，我總忘不了房東娘子那心懷戒備的眼光。主人是一姓熊的漢子，男人嘛，倒無話可說。我們到他的院子裡居住，就得讓他騰出廂房來，又在房前為我們劃出幾塊「自留地」，以解決菜蔬來源。

  到學校來做動員報告的先去的知青典型，多半高談他們到貧窮山區去改變那裡的「一窮二白」的壯舉。這樣的宣傳很容易滿足了我的某種虛榮的救世感以及填補高考落榜的挫折感。那個年頭，人們的口頭禪之一就是「想著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種無視自身狀況處境卻一門心思渴望去解救他人的心理狀態，現在看來實則是異常的狂熱。其實，一年以後出現的「文化大革命」的狂熱同我們那種狂熱，又何嘗不是一脈相承、底蘊相同呢？

  一部名叫《青山戀》的電影的放映，可以說對我的這種情緒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中的若干場面，都是用浪漫手段去粉飾了農村的實際狀況，正是這種浪漫情懷再一次感動了我。一點不奇怪，在心理機制方面，狂熱同浪漫幾乎是孿生姐妹。

  其二，當時的中學課堂早已不平靜了。校園裡瀰漫的多是「突出政治」「貫徹階級路線」的氛圍。例如，政治課已經失去了往日生動的爭論——此前在課堂上爭論過「道德與良心」「工人和農民的衝突是不是階級鬥爭？」之類的話題，記得當時重慶市副市長鄧墾先生還來我班聽過課，好像還站起來發表了看法。而當時政治課往往變成了某種概念的堆砌和跟風表態的課。有時也挑選一二同學起來「憶苦」。每每此時，家庭成分複雜的同學就在座位上低著頭，似乎「罪感」頓生。語文課更是荒唐：老師作文評分幾乎是按照家庭出身來評定分數高低，「革干」給高分，「地主」給低分，「職員」給中等分等等。記得班上有位綽號「黃豆」的同學，「革干」家庭出身，就對這種評分方式表示很不以為然，多次公開揶揄嘲笑。

  那是一九六五年，「文革」前夕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年頭，壓力已經普遍存在，某種社會不公正對所有人都將產生壓力，只是對此的反應各異而已！

  往後，聽知青們的自我剖析，下鄉的直接動因通常被表述為：「爭口氣」「贖罪」「磨鍊自己」或「改造自己」等諸如此類的說辭：決心以個人的實際行為在最艱苦的農村干出個樣子，至少也表明自己敢於吃苦，並且能夠和農民們「打成一片」——完完全全、徹里徹外地融入他們之中，徹底改變「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