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外傳

  幽幽大巴山也並非世外桃源，除了永遠的家長里短糾葛，階級鬥爭的夢魘糾纏了整整一代人，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時候，「壞人」被歸結為五種類型，曰「地、富、反、壞、右」，通稱「五類分子」，而巴山人將它再簡化一下，就喊成了「分子」。

  「分子」是地位最低下的人群，逢人低眉順眼，點頭哈腰，許多苦活、累活、髒活都派給他們做。我們許多知青雖然「出身」也不好，但在「分子」面前，也會下意識地撇下嘴角，泛起一種鄙薄之意。

  比較深刻的記憶是「分子」養牛與「分子」送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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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分子」是不許養牛的，因為「分子」會將梅花針混在飼料里害死耕牛，破壞生產。然而在大面積刀耕火種的大巴山，耕牛使用較少，長期只能養不能殺，數量越來越多，養牛成為一種很重的負擔，於是許多生產隊便強制地將耕牛派給「分子」養。這讓少年時的我很困惑：要是「分子」害死耕牛怎麼辦？

  送柴的苦差事也常常派給「分子」干。大巴山一年中寒冷的日子很長，需要燒去大量的柴草。那裡每家每戶都有一個一米見方的火爐坑，從火爐坑上方的樑上懸下一條鐵鏈來，下端的鐵鉤子掛上有蓋的鐵罐，人們便圍坐在火爐坑周圍，取暖，煮飯。公社與區政府兩級機構也要耗費大量的木材，一是常駐幹部的生活用柴，一是各級會議用柴，這些公益用柴都攤派到各個生產隊，「分子」自然就成了理想的送柴人選。

  但是，「分子」不一定每個生產隊都有，於是送柴的差事便按地主、富農、上中農、中農的順序依次派遣；有些生產隊則把差事攤派給「子女」。

  「分子」是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的明證，沒有「分子」的地方就瞄準「子女」，這證明階級鬥爭「時時有，處處有」，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為了配合政治教育，還要不時召開對「分子」的批鬥會。這些批鬥會倒是頗具「鄉土色彩」。我還記得在公社籃球場上召開的一次批鬥會的一些情景。各生產隊打著「不忘階級鬥爭」之類的橫幅標語，黑壓壓地站滿了操場，一排「分子」低頭站在台上，一個梳著「一匹瓦」髮型的公社幹部在領頭呼喊口號：「這個『分子』不近情，是他媽個牙膏型!上街去賣葉子煙，下街又賣苞谷饃!……」幹部領喊一句，下面呼應一句，此起彼伏，聲勢浩大。那場面讓我覺得有點滑稽也有點悲哀。

  我還聽過這樣一個笑話：某生產隊召開社員大會，批判犯錯誤的生產隊長，他亂搞男女關係，屬於「地、富、反、壞、右」之「壞」的範疇。一個社員義正詞嚴地批判他：「你搞男女關係也應該分清階級路線，看準對象嘛!身為隊長，你怎麼能跟地主的女兒睡覺呢？」這就使人在啼笑皆非中有些痛心了！

  我的農民朋友中有貧農子女也有「分子」子女。秦義德是「根正苗紅」的貧農子女，李榮如是「老鼠生兒打地洞」的「分子」子女，而李榮枝則是「團結對象」的上中農子女。他們與我「年相若，性相近」，彼此很要好。他們也深愛文學，曾經各自偷了家中的米去賣，湊點錢，就為了買一套《紅樓夢》。他們在勞動、生活方面都給了我很多幫助。栽秧時，我要是跟不上趟，李榮如和秦義德就會把我往中間一夾，一人多栽幾排秧，說說笑笑間就把我帶走了。

  回重慶後，幾十年再沒有去過大巴山，但幾位農民朋友的咅容笑貌還是栩栩如生地在我的記憶里。有時我還會想起李榮如故作傷感地吟誦他的情詩：「獨坐寒窗思情人……」去年，同隊知青苟源基回去了一次，給李榮如拍了一張照片，照片上的李榮如我幾乎已認不出，面容蒼老，神情木然，儘管他穿上了也許自認為最光鮮的衣服，但那空洞的眼神，怎麼看怎麼讓人傷感。我仿佛又聽見了李榮如「獨坐寒窗思情人」的酸溜溜的吟詠聲，那聲音漸漸散落在大巴山縹緲的雲霧之中。